她在拍门的那十几分钟里思想是怎么转换的，我不得而知。也许应该是一种受伤之后的无力吧，现在也不得而知了，因为后来我从没敢问过她。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跑出去了，我不敢面对曲扬，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匆匆忙忙找了一个楼房，与人合租。
晚上回去，没敢同曲扬打照面，搬了一点儿要紧的东西。走了，走时静悄悄的。
我离开那个大院时，我在想，我都干了点啥事呢？我这个没用的家伙！没能耐到外面找好的，专门吃窝边草，我想我也不要这张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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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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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匆忙中跑到新的地方。新找的地方在北医三院对面，同一个医药代表一起住。一个姑娘，年纪不大，长得像团面，分不清五官。
这个姑娘叫刘娜，安徽安庆人，很矜持的样子，中专生，卖的产品叫“快活丸”，一种妇科药。刚开始，我以为那是一种（被禁止），因为“快活丸”三个字，又因为她公司的名字还叫“勃伟公司”。后来才知道那是好几百年的老中药了，看它的功能介绍简直就是妇科金丹，什么都治。
屋子在七楼，是老式的一居室，只是在中间砌一道薄墙，我与她各住一个隔间，实际还是一个屋。我一个月要交五百给刘娜，我还能住得起。她住在里，我住在外，也就是说她进自己的地盘必须从我这儿过。这也没什么，她是二房主，挑一个好屋子很正常的，再说都是女孩子，条件本身又是这样，也只能克服。
她的屋子被她弄得很难看，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艳俗低档，而她本人又很高傲的样子，轻易不与我说话。我想你一个卖（被禁止）的中专生有什么可高傲的？看看你的东西，我就知你是什么档次的人了。你不同我说难道我会主动找你？看到她，我就想起了那个大屁股脸经理，现在的年轻人都怎么了？懂不懂真正的尊严与高贵来自于不卑不亢，温文尔雅？可不是靠自己板着脸装神弄鬼挣来的，一副小农乍富的样子。
那天匆忙之间找房子，只想快一点儿消失，没想太多别的。现在也只能看这张死人脸，我想你板吧，屋里就我们俩，我不欠你一分钱，你的脸板给天花板看吧，老子懒得理你。
住下来之后，发现刘娜的工作真清闲，每天往北医三院跑一跑，有时请医院的人吃吃饭，工资奖金提成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多块。
切！怪不得把脸板得像死猪皮似的，原来自视与我不是一个档次的。不过我又觉得不可理解，一个月收入一万五千块的人怎么住这儿？就算是颐和园那个平房，我收拾得也比这强呀。看来一个人收入好变而积习难改，《格调》那个家伙说得不无道理。
有刘娜比着，我越发不服气了。那样资质的人都能赚上一万五在我面前臭摆架子，看来单用钱来衡量一个人难免会不准确。在我周围，就是在外企做销售月薪能到这个数的也不多，但同他们交往给人带来的精神愉悦却是这个刘娜无法比拟的。
就是说，用钱来衡量一个人的智商与素质，基本就是那个最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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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再想颐和园的事，就拼命想着自己的工作。
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反正都是卖东西，不如找一个高级一点儿的工作。这就像以前念书时到夜总会当服务生，赚了小费到小饭馆吃饭，心里很可怜那些小饭馆里的小妹：反正都是端盘子倒水、低三下四的服务员，为什么不到那种好一点儿地方做呢？
我现在就是那个小饭馆里的小妹，条件不差，就是胆子小，想到这里给自己壮了壮胆。就像《金（又鸟）》里的吴君如认为她长大了，不用当“鱼蛋妹”可以去做舞小姐一样，我也认为自己是一条大鱼了。我要去高级一点儿的地方卖唬人的东西了。
于是到处查招聘会的事。这一查不要紧，发现离阴历年底只有四十多天了。
招聘会少得要命，大型的招聘会根本没有，只有像雍和宫人才市场、海淀人才市场那种低档的招聘会还在每周一次地开着。上网在51job上投了二十份简历，倒也接到了几个回音电话，不过不是卖小软件的就是卖打印机的，底薪又低，都没什么搞头。卖这种东西还不如原来的工作呢，剩下的就都石沉大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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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着无聊，就给王建国打了一个电话，问如果我给他绘图他给我多少钱？他回答得期期艾艾，他也许在揣测我有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说你到底给我多少钱吧，我现在要找一个差事挣一点儿钱。他说你过来吧，我不会亏待了你的。我说你废话少说，到底多少钱？
不知为何，我在他面前说话总有种优越感，并且差不多每次都抢白他，因为他说话总是这样招人烦。他也怪了，每次我越抢白他，他越是殷勤。如果他现在就坐在我跟前，我相信那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妩媚的笑容又会出现在他脸上。这个人到现在都没当上实验室主任，那个学校根本就没把他当根葱。
也许他认为那样抢白是打情骂俏，或许他从没谈过恋爱，谁能傻到和他谈恋爱呢？
他在电话里罗里罗嗦，一个劲地强调他需要有个人帮他画图，因为他哪有时间做那种琐碎的事情。我听得烦了，我也没时间做这种琐碎的事，我只不过想找一个临时的差事。
最后我也不问他到底能给多少了，直接挂了电话。同他的人相比，电话费太贵了，他哪像是清华的人。
我只好去买《前程无忧》，也不知道里面的信息有多少真多少假，年前能给我带来多大收益？要是不再挣一点儿钱，过年回家怕是真就要穷困寒酸了。
回来的路上，“薇薇新娘”正在百盛门口搞活动。邀约下面的观众上去大喊“我爱薇薇新娘”，谁拖得时间长谁就赢。
我想都没想就上了台，选手总共就有六七个人，都是年轻的姑娘小伙。比赛开始，我们拿着话筒开始长嚎，不一会儿，就剩下我与一个小伙儿了，他坚持了一会儿终于气尽而去，只剩下我中气十足的声音在话筒里回荡。小样，我失业丢脸没钱正一肚子气，谁能嚎过我！
我得了一瓶洗面奶，被我扔回去了。没钱用清水洗脸也不可能用这种货色！装傻出丑也不是为了这个劣质洗面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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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没等来，却发现自己怀孕了。那天去北医三院做的检查，结果出来后，我在走廊愣了很久，没想出那天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最后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报应吧，不过也来得太快了。
我喝了三瓶矿泉水，做了B超，证明不是宫外孕后，从医生那拿走了两颗白药片。
头一天晚上服一片，是辅助药片。真正的打胎药，是第二天上午的那片。按照规定，一定要空腹。
上午我把药吃了下去，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头晕目眩，下腹如刀绞，胃里一阵阵的恶心。那是一种全身都抽搐的疼痛，整个人被折磨得像一只被电击过的蠕虫。我脸上全是冷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非常恶心，想呕吐。
事先医生叮嘱一定不能呕吐，否则影响药效。如果当时吐了，我也只能吐在身上，我连翻到床边的力气也没有了，痛苦地呻吟着。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疼昏过去吧，什么都不知道就不用受这罪了。这真是报应呀！也许自己一个人疼死在这个小屋里也无人知道。
这时刘娜回来了，朦胧中我知道我有救了，不会疼死在这个屋子里了。一会儿就听到刘娜大声惊叫：“天哪！你这是在干嘛！你在药物流产！唉呀不吉利呀，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疼着，她却在抱怨。我以前就听说过南方人比较迷信，没想到长年同妇科药品打交道的医药代表还这样。我流我的血，惹你哪门子灾啊。
迷糊中忽然有一种很清醒的意识，我把曲扬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告诉完之后，再也忍不住了，一口胃酸全吐了出来。吐完之后，好受多了。
等曲扬来的时候，我已折腾得差不多了，人躺在那儿，青白的一张脸。曲扬过来拉着我的手，我闭上眼睛，眼泪“哗”地一下顺着眼角就流出来了。曲扬帮我收拾了吐的东西，药基本就没怎么消化，不知能有多大药效。
后来就一直不停地流血，流了十天，我脸色铁青，浑身无力，连抬手都费劲。觉得情况不对，到医院检查，发现什么也没打下来，只得再做一次人工手术。做手术的时候有三个实习hushi在一旁观看，我想你看吧，不怕视觉侵害你就看吧。
两种罪都遭了。
曲扬给我送（又鸟）汤、喂药。后来我坚决不让她再来，因为刘娜的脸色非常难看，她给我脸色不要紧，我不能让我的朋友也和我一起看她的脸色。曲扬看到刘娜的样子问我要不要回颐和园休养，我说不用，也拒绝林元来看我。
我几次努力，最终都没有开口对曲扬说声“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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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娜一直对我阴沉着脸，像是我的流产对她造成多大伤害似的。更别提帮我烧水，捎点儿东西这样的事了。这个冷酷的人在前几天还同我微笑了呢，因为她爸来京检查身体，老妈陪同，就住在这里。当时，他老爸老妈睡她那个隔断，她在我那搭了一个小床。他爸妈来来往往经过我那儿非常不方便，我也没有表示出什么反感，还觉得她挺有孝心的。
情况倒转，我却得到她如此待遇。
我到郎秋园超市给自己买了几袋大枣，几袋奶粉，一瓶蜂蜜，一些菜，这么点儿东西，走走停停，竟然磨蹭了很久才回去。
这样折腾下来，马上就要过年了，所有的外地人都赶着回家。刘娜早就回去了。
年底的火车票很难买，我想我这样的身体根本就不可能站着回去，就只好买大年三十那天的票。大年三十那天，我在北京站坐上开往我家乡的火车。一上火车，我就把自己平放在卧铺上，一动不动。耳旁听的都是我的家乡话，他们都在大吹牛逼，好像在北京都发了大财似的。
火车“咣当咣当”地走，我想着大半年里在北京遇到的人和事，觉得自己很失败。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忽然之间灯火通明，火车服务员大声喊：“吃饺子喽！吃年夜饭的饺子喽！”大家都在骂，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买来吃，奇*shu网收集整理毕竟是过年，在火车上也得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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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大妞在北京》PA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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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定定很顺利，没有被人敲门或打搅之类的，当时勺勺出差屋里只剩我一个。那天我洗完澡，穿着吊带在定定面前晃来晃去。回手一摸，已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了。好，好，那就向着法西斯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定定是个处男，从拉手到打Kiss到被办，都由我一个人扶他上马再送他一程……我不胜感叹，中国人活着可真是受苦，有很多人的第一次竟然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上学时不准谈恋爱，上大学不准做爱。总之，什么都不让，只让你有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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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我过得异常寒酸，没有给那群小孩一分钱压岁钱。
人精神也不好，哥嫂看我如此落魄，就在我面前大肆说教。我这几年最高兴的事就是终于摆脱了他们那套鄙陋理论的影响。在他们眼里，我什么也不是，甚至都不如我的一个在县城财政局上班的同学。她考上了一个野（又鸟）大专，大学毕业后与男友回家，找关系两人都得以安排在了县城财政局，算是县城的白领。每天两人同吃同住同在一个单位上班，这样的生活有啥意思？
他们一直认为我老大不小了（上大学的时候他们也这样认为），该找一个有钱人嫁了。在大学的时候则是教育我要找一个家里有钱有势的男生谈恋爱，毕业后结婚生子。他们甚至认为我应该忽略大避孕套的事情与那个男友结婚。
我一声不吭地听他们在那说着，我都懒得反驳他们。Nomoneynotalk。，这个美国成语说得多好！钱说话！
走的时候，老爸送我到公路上，替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坐进车里，看着老爸明显的老态。车开的一刹那，我泪流满面。望着车外白茫茫的原野，我想，这还是那个背起米袋健步如飞的老爸吗？！这还是那个半夜给我们讲“一甲士手执钢刀，撵杀胡人”的老爸吗？！
他老了，我却不能让他过上更舒服的日子，我甚至都没有能力把他接到北京住上一段，然后带他到各地方玩一玩。只有每年春节回家看一看他，然后又匆匆离开。忽略他越来越老的事实，自私地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去过我自己的乱七八糟、狼狈不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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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是一群南下打工的人。逃离家乡，是我们那儿的人的最高理想。远逃的和尚会念经，谁逃得越远谁越牛逼。现在深圳已经被抛弃，但还有不少东北人把深圳当成天堂。于是就有人用蹩脚的粤语大声打电话，分贝高得能让一车厢的人听见。那是一个姑娘，姿色平平，年纪轻轻，我可以想像她当时打电话时的心态，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有用的事！可她能感受我当时的心态吗？我那时想的是怎样跳起来一巴掌刮死她。
下了火车，北京站黑乎乎的人群，一片破破烂烂。北京，我又回来了。
招聘会一个又一个如火如荼，一群群的毕业生在这个春节之后拥向北京，然后又摇头而去。这样的招聘会面向的是全社会，同我们这群人比，应届生没有多少机会。这群傻学生每人为举办单位贡献一张门票，然后收获满腹的自卑绝望而回。
那天，那条线的公共汽车简直都快被挤爆了，售票员大声置疑：“咦！怎么这么多人？啊，对了！人才！”
我佩服这个售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