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淡淡地说：“好的，我等你。”
天空里真的飘起雨丝来，零零落落地释缓着空气里的燥热，有些凉意了，我们便回去了。林祖希将原本疯狂的摩托开得平整而缓慢，尽管一路上雨越下越大，车速依然慢得像一条无处可藏的蚯蚓，沉重又艰难地在水泥地上爬行。
事实上，我得承认，我并没有将林祖希的承诺太放在心里，我早已过了天真烂漫的年纪，又遭遇过类似的事情，我不可能将感情的赌注压在一句不上保险的话语上。
然而，让我意外万分又感动不已的是，不久之后，林祖希真的将离婚证书摊在我面前。
“嫁给我吧。”他在我耳边轻声地说，如对神灵的祷告，那么圣洁。
我除了像一颗欢快的雨珠那样心甘情愿地汇入江河湖海，还能有什么奢求呢？
我一直欣赏传统旗袍的典雅、含蓄，为了婚礼上光彩照人的那一刻，我着实花了不少精力筹备一件称心的嫁衣。虽说婚纱店里出租的礼服、裙装各式各样，古今中西的都有，但我总觉得拥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那一件，然后珍藏在衣橱里，是一种久远而纯粹的纪念。
那是一条纯手工的大红锦缎长旗袍，迎面扑来的暖融融的红，仿佛粘着喜气，带着阳光，能把冬日的寒冰融化，也会将潮湿的大地晒干。那醉人的色彩、经典的样式、精致的工艺，曾让我那么爱不释手，而如今，却又让我不堪面对。
那些日子，我和林祖希按部就班地为结婚做着准备，感情也显得平稳而牢固，仿佛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拦我们拥有甜蜜的脚步。
有一天，微风徐徐，阳光灿烂，城市的天空露出少有的剔透的湛蓝，我们约了去一家叫“蒙娜丽莎”的影楼拍结婚照。
刚到门口，他遮遮掩掩地接了个电话，便对我说：“老婆，我有点事，去去就来，你先化妆。”说完，骑上摩托车，轰隆一声走了。
我没怎么往心里去，照旧进了影楼，乐滋滋地听接待小姐自吹他们的照片如何优秀，听化妆师赞扬我的脸形如何漂亮。换好了那件红旗袍，我像个清宫娘娘一样端坐在影楼里，可我的真命天子还是没有出现。
“小姐，先拍点个人照吧？等你先生来了，再加合影。”摄影师也等不及了，对我说。
“好吧。”我无奈地应道。
摄影师一个劲儿告诫我：“微笑，放松。”
可我怎么也放松不下来，心情莫名地紧张得像打鼓一样，没拍几张，我实在撑不起那种滋润甜美的笑容来了，我说：“我先打个电话催催他吧。”
电话响了十几下，林祖希才接起来。
“麦淇，我现在来不了了，改天我跟你解释。”他语气僵硬地说，似乎是匆匆地逃避。
我被彻头彻尾灌了一盆冷水，凉到了骨髓里。我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但我极力控制情绪，平静地问：“出了什么事？”
对方久久地没有回答，轻轻地传来：“对不起，我不能跟你结婚了。”然后是嘟嘟的声响。
我穿着大红的嫁衣，坐在那个充斥喜庆的婚纱影楼里，只觉得天昏地暗，旁若无人地痛哭了一场。渐渐地复苏过来，发觉所处的场合，又透过泪水，模模糊糊地望见所有人面面相觑的观望，那一刻，我感受到的是莫大的耻辱和嘲讽。
林祖希后来告诉我，他的前妻怀孕了，话语间抑止不住欣喜的表情。
我无言以对，只有平静地微笑，然后说：“祝福你们。”
这就是林祖希在我们结婚前夕毅然离开我的理由，我至今没有弄明白，这到底能否算是一个理由，也许我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了。
4
我从闻屿那儿悻悻地回到报社，于晓婕正专心致志地埋头写着东西，丝毫未察觉我的到来。她是个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甜美女孩，初入报社的笨拙和勤勉，以及尚未消退的稚嫩的学生气，或许还藏着一颗热血沸腾的壮志雄心，总让我不由联想起几年前的自己。
然而，细细算来，我比于晓婕至多大了四五岁而已，可在我的感受里，却像是一个漫长而遥远的距离，于是，我总是会带着一种长辈似的“过来人”的怜爱心态看待她以及同龄的男孩女孩们。
一丝温和的阳光穿透沉闷的空气从窗子里射进来，照在于晓婕扎起的马尾辫和苗条娇小的身段上，宛如涂了一层淡淡的光晕。
我带着一丝似水流年的感慨，静静地欣赏了一会儿，才招呼似的敲了敲门。
于晓婕几乎从稿纸上惊起：“麦淇姐，你回来了，闻屿他怎么样？”她显得有些兴奋。
“什么怎么样？”我无精打采地说。
“他长得真有那么帅吗？”她拎起眼皮问。
我懒洋洋地丢下背包，去墙角的饮水机处接水，又回到办公桌边，于晓婕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索取答案。
“是，还不错。”
“哎，麦淇姐，你是不是受了什么打击了？这么憔悴！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让爱神之箭射中了。”她说着，露出一脸夸张的笑容，“我听人说，凡是见过闻屿的女人都会对他倾心不已。”
“得了吧，小丫头，别瞎猜啊，什么‘倾心不已’，我看‘恶心不已’还差不多。”
《红衣》第一章（7）
“为什么？”
“你没瞧见他那副目中无人的态度，简直叫人受不了！再说他做的那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为了巴结媒体，出头露面，偏偏要摆出清高又与众不同的样子，做作得要命！你别说，还真叫人越想越恶心。”刚才闻屿给我照片时戏弄的神情依然堵塞在胸口，让我喘不上气来，话语便更刻薄了一些。
于晓婕却受了委屈似的，撅起嘴唇说：“麦淇姐，你这样说，太过分了吧。闻屿他毕竟有好几次差点死在拍摄途中呢，譬如去可可西里无人区拍藏羚羊那一次，要不是有科考队发现，他早就在那儿魂归西天了，你说，有这样做秀的人吗？”
“谁知道那科考队和他是不是一伙的，况且那些报道的可信性也值得怀疑。”我冷漠地说。
“对！说得好，麦淇，我赞同你的观点。”贝明俊晃晃悠悠地进来，加入我们的谈话。
他是个看似朝气十足，却又总是拖拖沓沓的男孩，是于晓婕同校同系毕业的男友，又同到我们报社暂做实习记者。白净清爽的肌肤、稚气消瘦的脸庞，以及总是带着一点诡秘的坏笑，使得他看起来似乎比于晓婕更稚嫩些，但他从来不愿叫我“麦淇姐”，直呼我的名字，而我也因他长得有几分像英国球星贝克汉姆，习惯亲切地唤他“小贝”。
“阿俊，你说话要有根据。”于晓婕把本该对着我的矛头，指向了贝明俊。
“你们女人就是没脑子，男人长得马马虎虎，又会招摇几下，就神魂颠倒了，以为人家放个屁也是香的。”贝明俊白了一眼于晓婕，望见我了，又连忙补充道，“除了麦淇。”
于晓婕涨红着脸，僵直地伸着手臂，手指几乎指到了贝明俊的鼻子，一副可爱的咄咄逼人的样子：“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贝明俊毫无气势地节节败退，嘴上却说：“你喜欢他，找他去吧，我不在乎！”
我突然有些暗自好笑，何必和小孩子去顶真呢？弄得鸡犬不宁。于是，我连忙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劝架，他们也大约迫于场合和刚来实习的身份之故，来回争执了几句，便顺水推舟地很快平息下来。
四周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安静，静得能清晰地听见身边两个怒气未消的孩子粗短又急促的气息声，它们相互配合着，像海浪的潮汐，抑扬顿挫。
心中的郁闷已在吵吵闹闹中消退了大半，我无所事事地待了一会儿，将思绪拉回到那篇迫在眉睫的人物专访上。然而，关于闻屿，我到底该怎么写呢？那场采访在我心里积累的厌倦感已经使我很难用和风细雨的笔调、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地将他白描出来，我似乎急不可待地想说点什么。
出于报纸的广泛影响和有理有据的基本职业道德，我还是用纪实手法叙述了此次对闻屿的访问，并在对话描述的过程中，夹杂闻屿以往拍摄经历、所获成绩等等的内容，只是在那篇稿子的结尾处加上一段泛泛而谈的隐晦评语：
……曾几何时，有一首叫《雾里看花》的流行曲在街头巷尾广泛传唱，当人们将那句‘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的歌词烂熟于胸的时候，是否真正理解歌曲创作者的良苦用心？这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却也是个‘雾里看花’的时代。然而无论是新鲜事物，还是新鲜人物，若是故弄玄虚，叫人眼花缭乱，难辨个中真假伯仲，而后博得世人一时之宠，都将是昙花一现的雕虫小技，对于我们广大老百姓来说，要的只是真真切切、明明白白……
尽管我措词尽量得体，发泄得尽量藏而不露，还是让主编毫不留情地否决了。
“这样的评语简直胡闹！”主编指责说，“小姐，这是一篇人物专访，你不会不知道吧，放进这样一段点评，明摆着和采访对象过不去。”
“事实上，闻屿就是擅长让人‘雾里看花’。”我说。
“他擅长什么不用你操心，你的任务就是往他脸上贴金，让所有采访过的人和我们报社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明白吗？”主编边签字边振振有词地说，又嘱咐，“把最后一段删掉。”
对于主编这种浮夸的办报方式，我深为厌恶，从主编室出来，把稿子交给版面编辑的时候，并没有提删段的事情。
第二天，几十万份报纸载着我的那段言论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飘洒出去，我料到会有几个如于晓婕那样对闻屿心存好感的读者对此提出异议，打电话来报社。譬如，有情绪激动，要求作者对此空穴来风的评论给予解释的；有无关痛痒，询问文中是否暗喻难言之隐，或者闻屿到底是如何之人的；当然，也有认为文字犀利，拍手称快的。但是，我没有想到闻屿本人对此倒有些事不关己的悠闲。
那天下午，主编一到报社，就握着一份皱了吧唧的报纸闯进我们办公室，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耷拉在圆鼓鼓、油光光的脑袋上。
“麦淇，你到底要干什么？想弄垮我们报纸，弄垮我呀！”他怒气冲冲地说，手中的报纸像鼓棒一样不停敲打着我的桌子。
“您这么说太严重了吧，我不过是有感而发地写几句，又没指名道姓说人家。”我不以为然，甚至有几分得意地说。
“你是没指名道姓说人家，可人家指名道姓说我了！那么多电话打来做什么？还不是让我主编下不来台，还不是得有我主编替你们扛着！”
《红衣》第一章（8）
“读者信息反馈，各抒己见，有什么不可以？您也太在意您的主编位子了吧！”我也没好气地说。
“你说什么？”主编圆润的脸蛋涨得通红，突然一甩报纸嚷道，“看来，你是还没被骂够！”然后，四面望望，扯着嗓子喊：“小李呢，叫他来见我！”
小李是那篇文章的责任编辑，我也有点恼火了，腾地一下站起来，冲着主编说：“这稿子是我写的，您的意见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整个和他没关系！”
“这个蠢货！”主编愤愤地自语，又用讥讽的口吻说，“没想到，你还挺硬气。”
“比起您那浑身的软骨头，大概要硬气一点。”我已经毫无顾忌，轻轻松松地将心里话全抖搂出来了。
“好，好，好。”他呼吸急促，仿佛说话也困难得很，“你硬气，你正气，我们报社庙小，留不起你这个大菩萨！”
我早有心理准备，他这么一说，心里反倒坦然了，正想用什么不屑的方式表达不干的意思，却听见身后有人说：“这位主编，三思而言，这样优秀的记者弄丢了，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了。”
那声音透着几分目中无人的孤傲和艰涩，又有几分熟悉，我回头一瞧，竟然是闻屿。穿着沙洗过的淡灰色薄牛仔，交叉着手臂，松松垮垮地倚在门框上，一副浪荡游子满不在乎的神情，看样子像是待在那儿有一会儿了。
“这位是……”主编暂时抛下了我。
“我是闻屿，拍照片的那个。”他说话的时候慢慢舒展身子，而让人难堪的傲气渗透在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字音里。
“啊——闻屿，哦，闻先生，久闻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主编殷勤地与他握手，“闻先生，关于那篇人物专访的事，真是非常抱歉，您到我办公室，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不用了，我路过这儿，顺便来看望麦淇小姐。还有，这稿子写得很不错，我喜欢。”他说着，直截了当地盯着我，我立即尴尬地将目光避开了。
主编不知所措地瞧了瞧我，又望了望闻屿，终于恍然大悟似的说：“对，对，闻先生认为不错，那就是不错，刚才和麦淇探讨这稿子激烈了一点，各抒己见嘛，大家都别往心里去。”
然后，二话不说地将我拉到一边：“麦淇，你怎么不早说呢？你们俩之间闹别扭也没必要用这种方式啊，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宁。”主编说得和和气气。
“谁和闻屿是‘我们俩’？”我哭笑不得地说。
“好了，我也是替你担心，怕你话说过头了，得罪人家，不好做人，既然是这样，这事就算了。”主编和我说完了，又走到闻屿身边，故意大声劝慰道，“麦淇呀，闻先生希望你留下，你就留下来吧，可别嫌我们这儿庙小。”
我还没想好该“回敬”主编些什么，一直没有露面的于晓婕不知突然从哪儿冒出来，兴奋过度地非要闻屿在她那条崭新的白裙子上签名，惹得报社里一下子乱糟糟的。
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空，光线显出朦胧而凌乱的嫩黄，在空气里慢慢地散化开去。我和闻屿默不作声地走出报社，我对他不可名状的怨气已发泄殆尽，而他“出手相助”的行为，我除了一丝复杂的感激之外，更多的是觉得莫名其妙和无法理解。
报社的门口停着一辆陈旧的青灰色三菱吉普车，外观漆色斑驳，那种沧桑感仿佛只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