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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这样一个消费的时代，女性的消费便是整个社会的推动力。都说现在是一个视觉经济的时代，而拉动这视觉的眼球往往会被电视上的广告美女所左右，我们会在一夜之间发现身边的美女忽然如云，电视上、刊物的封面上、广告牌上、大街上、舞台上，总之一切能够展示的“平台”，都被“美女”所“霸占”。在这样一种偏阴柔的审美风尚带动下，美女成为“现代”的必备饰品。再豪华的豪宅广告，离不开美女的笑容，再高档的汽车旁，也需俏立着一位佳丽。有趣的是，最近大为走红的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里的“F4”四位俊哥帅仔，他们的名字英文简称居然是女性化的，Flower4，四朵花也？！真让人啼笑皆非。我曾在《阿哲的歌与东方不败的绣花针》里说过男人女性化问题，而F4这四位小男人连名字也如此地女性化，可见我们的青春偶像哪怕是帅哥也需要以“花”的名目出现，这看似是一种巧合，实质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本质——以女性或阴性的形式美作为基础。你只要看看《欢乐大本营》等综艺节目里的男主持人们的“轻薄”举止，便一目了然。
第21节 女人为什么写作（2）
女性写作成为时尚，实际是填补了男性的不在场。80年代的文学写作，作为意识形态派生物的延伸，依然具有宏大叙事的框架，依然可以运载历史、哲学、政治这些大时代的男性话语。但90年代市场经济、商业社会对意识形态的隐形终结，男性话语需到文学以外的领域来运行宏大叙事了，政治、经济、科技成了新的神话，法学也有宏大叙事的可能。当然，像F4一般，无论是政界、商界的巨子，还是法学、商学的英雄，他们一概西装革履，文质彬彬，与传统中的英雄形象（传统英雄在今天的审美学中是粗人和野人）相去甚远。几乎是今天青年顶礼膜拜的“神”——比尔·盖茨，既不像斯大林，也不像施瓦辛格，文雅的比尔·盖茨是有些女性化的，而他创建的微软公司（microsoft）名称也是极其女性化的，是微的软的，而不是伟大的坚强的，更不是坚挺的。我们习惯把今天称之为“e时代”，“e时代”其实也就是“微软时代”，“微软”，当然是小时代了。
三、张爱玲、卫慧、九丹
张爱玲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神话。中国女性文学并不是从张爱玲始，也没有到张爱玲止。中国新文学女性写作的源头是从冰心、庐隐、冯沅君、丁玲、萧红这样一系列优秀作家开始的，“张爱玲热”在今天的“沉渣泛起”，延续的是抗战上海沦陷时期那样的文化血脉。青年评论家王彬彬谈他不喜欢张爱玲，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张爱玲的作品里委实缺少王彬彬喜欢的那种大时代的大气象。但张爱玲仍然成为今日女作家的偶像，连王安忆这样的大作家也不免要和她较较劲，虽然陈思和教授早就确认王安忆已经赶过了张爱玲，但人们还是拿王安忆和张爱玲相比。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生活在都市而又写作都市生活的女作家们，总会遇到张爱玲这个路牌，当然也是路障。生活在上海以及上海附近的美女作家总会穿上一件旗袍而酷似张爱玲的年轻时代并暗自得意。张爱玲在今天已经变成了巨大的能指：美丽、商业、流传，甚至连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的戏言也成为一部分女作家的人生格言和写作座右铭。张爱玲的“热”，除了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身外的“功夫”，她作为李鸿章的后人，与胡兰成的恩爱是非，都是有趣的“报料”。张爱玲乖戾的性格，又为她的文学生涯增添了诸多的神秘色彩。应该说，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张爱玲这样能够掌握大众传媒的心理并运用到极至的了，她晚年不肯见人，与其说是要享受淡泊宁静，还不如说是让传媒保存对她年轻时美好形象的记忆，所以人们几乎看不到张爱玲晚景生活的照片。丁玲和萧红都是30年代著名的“美女”作家，人们一提起萧红，想起的是她年轻貌美的形象，因为萧红早逝了，而丁玲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晚年固执而可笑的思想观点，还有饱经沧桑的老态龙钟，让人们与写《莎菲女士日记》的“莎菲”怎么也对不上。张爱玲自然知道这容颜和身体对阅读作品的“影响”，所以她提前将自己的形象定格在那里。这是女性作家的悲哀，尤其是形容姣好的女作家不敢正视的时间之镜带来的悲哀。
卫慧的小说秉承的是一种叛逆的精神，但她深谙张爱玲式的成名之道。或许同是生活在上海的缘故吧，卫慧的做法流露着过多的海派习气，她较好地将上海这块原先积淀的租界文化与全球化经济的当下状态结合起来，她小说里的躁动和敏锐对当下的文化都有一种预言式的警示。卫慧当然是心仪张爱玲的，但年轻的卫慧无旧可怀，她的骨子里看不出张爱玲那股陈腐的、糜烂的、老式的、摆阔的贵族气息，她能嗅到的并能迅速表达出来的是十里洋场的那股“混血味”。“宝贝”，是一个洋文的汉译，但其间传载的内容正是我们这个转型时代的表征。卫慧和棉棉是对应的、对称而又对立的一对星座。她们都具有表演的天赋，这或许是师承了张爱玲的风格，只不过张爱玲玩的是火候独到的冷表演，处处表演又处处不露声色。卫慧和棉棉则是被传媒利用的两个傻宝贝，当然，传媒也提前支付她们超额的名声以及作品的发行量。传媒是一把双刃剑。比之卫慧，九丹可操作的资源实在有限，卫慧虽然没有张爱玲式的祖上光环，可卫慧有复旦名牌大学的证书，而且卫慧知道很多青年未能进入和了解的城市禁区，yao头wan、大麻、群居、古怪的吧和各种各样的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内衣品牌、洋香水品牌，构成了卫慧小说的五光十色。更重要的是，卫慧年轻。年轻是一件让人嫉妒而又无法获得的法宝。九丹没有这些，但九丹有秘密武器，她敢把自己的小说称之为“妓女文学”，这个谁见谁躲的“封号”，九丹却可以坦然地当作凤冠戴到头上，这是骇世惊俗的。我记得古榕拍过一部电影叫《红尘》，是写妓女从良的故事，可“文革”中有人骂了从良的女主人公一句，主人公就含辱自尽，可九丹“无私者无畏”，她敢作敢为敢写。卫慧的《上海宝贝》里只不过写女主人公与洋人私通鬼混，而《乌鸦》里女主人公坦然地向洋人卖身收取美金。九丹的小说进入不进入文学史，不是由谁说了算的，这是由历史来作最后鉴定的。但九丹的出现，说明女性文学已发展到赤裸裸的地步，当卫慧对“身体写作”还颇有微词，“下半身写作”者自以为耸人听闻时，九丹的《乌鸦》撕开最后一块遮盖布，让女性写作的要害和痛点暴露无遗。
之所以把张爱玲、卫慧、九丹放在一起论说，是想说明近年来的女性写作是沿着一条商业化、时尚化的路径展开的，这条路径与媒体、绯闻、事件纠缠在一起。其实，女性文学的另一条路径也一直在发展，像丁玲、萧红、张洁、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人便是这条道路上的苦苦追寻者，这也是我们文学史的教科书上常说的主流作家，在这样的教科书上，九丹显然是要被略去的。
四、被看：妖女写作成风景
“妖女”一词，并非我的杜撰，而是美国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anGubar）在《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一文中所使用的词，只不过文中的“妖女”是指女性主义批评家，而非女作家，但“妖女”的命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一些女作家。“妖女批评家的部分写作被看作是愉悦肉体和带有侵犯性的。妖女是迷人的，她就像一种流动剧团的女演员，演出一部具有这种诱惑性和叛逆性的戏剧，以反抗父权制结构对她的摧残，于是她成为对女人有诱惑力的叛逆，如同她对男人一样。”如果把这段话用来评论陈染和卫慧，是再恰切不过的，可见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是互为文本的。妖女这个词让我想起了1995年冬天与戴锦华女士的一次对话。小戴在一帮女性主义作家、编辑、评论家那里是个“爷”，她们称她为“戴爷”，因而小戴的讲话姿态时时要坚守、捍卫她女性主义的姿势和立场。记得我当时把新时期文学的女性创作分为“老三巫”、“中三巫”、“新三巫”。“巫”的称谓让戴锦华颇为不快，她对此提出诘疑，认为“巫”是站在男权主义立场，是典型的“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我据理力争，“巫”并不是贬义词，在文学艺术上指有超常艺术禀赋和艺术感知的人，文艺家带点“巫”气，往往会超凡脱俗，近仙近神。我们的论争一度被当作男权批评与女权批评的一次交锋。当时我没有读过这篇《镜与妖女》的妙文，要不给戴锦华戴上一项“妖女”的洋帽子，不知她如何反诘。
时过境迁，今日的女作家非但不嫌弃“巫”这顶具有男权色彩的帽子，她们自己自称“宝贝”、“小妖”，知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凯琳的网络小说，题目就叫《妖言》，这让戴锦华一干女性主义者们大跌眼镜。当女性主义们在拼命为女性写作争取与男作家平起平坐的地位时，这帮不争气的“宝贝们”却放弃与男权平等的权利，心甘情愿地做男性视野里的风景——这是90年代末期女性写作的一个巨大捩转。
应该说由张洁、谌容、张抗抗、铁凝、王安忆、残雪、方方、池莉、陈染、林白等人开启的中国女性主义写作潮，一直是在远离、逃避，甚至抗拒男权主义话语的制约，令“美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也在沿袭这一传统，但女性文学到“美女作家”这一概念产生之后出现了惊人的“退步”，这就是对女性立场的放弃，对男性视角无条件地认同。“美女作家”源起于“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这一说法。这样一批时代的幸运儿，她们长相的平均美丽度并没有超过她们的前辈女作家，把她们称为“美女作家”完全是传媒的需要，也是传媒时代的必然。7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经历过文革，也没有感染大时代的革命气息，她们成年的时候，正是中国商业化、市场化全面挺进的90年代初期，也是中国视觉消费文化全方位掠夺传统审美文化的年代。化妆、广告、包装对一个人的成长和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接受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毕淑敏的“素面朝天”，但如果一个女生不着妆去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会视为一种“不礼貌”和“不尊重”。因而，当刊物上登载这些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的照片时，会很自然地出现一片靓女的写真集。现代化妆术和现代摄影术几乎使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俊男靓女”，因而出现了“身体作品”和“身体叙事”的概念。“美女”首先是对身体的肯定，“作家”才是对写作和叙事的肯定。由于“美女作家”从一开始便是处于一种被观赏、被展现的位置，因而“美女作家”的写作也自然地带上了浓烈的商业色彩，这种商业色彩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欲言又止，而是坦诚的表白。卫慧、九丹作品的命运表现得最为充分，卫慧的《上海宝贝》创下了女作家发行的最高记录，而九丹的《乌鸦》近两年来也成为文学读物印数的“巨无霸”，还不包括那些难以统计的盗版书。
美女作家采用一种仿自传式的写法来招惹读者的眼球，满足读者的窥视欲。因而一本美女作家的作品，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她的艺术照，其次便是她的简历，而简历往往都隐隐约约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搭上一点联系。一些出版社和出版商在组稿时也对作者的年龄和相貌特别关注，最好能拌出些猛料来，“妖女”们不再担心能否摆脱男性视角的照射，而是关注如何进入男性的视野，能抓住他们的眼球。
我在前面曾说过现在不是一个革命的、动荡的、英雄辈出的大时代，是一个平和的、商业的、市民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似乎一切都在以女性为核心旋转，因为社会的消费主体是女性，拉动了女性的消费便是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我在感叹我们社会越来越女性化、越来越阴性化的同时，却忽然发现，所有的女性以及围绕女性展开的活动其实都是在按照男性的法则运转的，也就是取悦男性的。文学也不例外。这是我写作本文到最后不敢直面的问题！女人为什么写作？所有女作家都会说为自己。可实质上为谁呢？
我不愿将她们推入“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2002年3月30日于碧树园
第22节 把女人还给女人？
有朋友从海外归来，说起域外新兴的“新女权主义”，其主要命题是“把女人还给女人”。乍一听，很新鲜，可仔细一想，不由得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一些“男权主义者”的阴谋了。因为在这一命题中，使用的是规范的男性话语。
其一，命题中前后出现的两个“女人”都是男性话语的产物，不是女权词典里的女人，仍是沿袭的传统（男权）概念。
其二，“把女人还给女人”，意即今天的女人已经非女性化，是对女权主义的一种颠覆和反动，其实也在肯定昨日的女人，所谓“新女权市义”可能是一场复辟运动。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话语的发出者，“把女人还给女人”是男性模拟女性所作的呼吁，是女性要求男性把某项东西还给她，“还”意味着首先被剥夺、被掠夺、被占有，谁剥夺了“她”做女人的权利，是“他”！那么，现在“她”想重新作为女人，居然还要由“他”还给“她”！这里已不是甘心臣服受奴役的问题了，男人差不多了成了女人的救世主了。女人就在女人身上，不是男人施舍的结果，也不是男人压迫的产物，要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的这句歌词同样适用于妇女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