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赶在博物馆对游客开门前就到了那儿，聚集在博物馆剧院——那还是在某些高价咨询师建议我们把它改称为“剧院博物馆”之前。它在那时候还挺丑的，整个被装饰成黑色。后来又被重新装修过。
每个早晨，俱乐部的负责人柏林夫人会让我们观看一段16毫米影片，通常是一些加拿大国家电影协会的短片。这是第一项活动。然后我们就会在博物馆里待上半天，时间不仅仅花在展室，还有一些花在幕后。我爱我花在这里的每一分钟，并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要在这个博物馆工作。
记得有一天我们在欣赏现场演示，操作者是专门负责复原博物馆内各种恐龙的艺术家。他问我们这一队人他手里拿着的尖锐的锯状牙齿是属于哪种恐龙的。
“暴龙。”我立刻说。
艺术家惊奇了。“很对。”他说。
但后来另一个孩子反驳了我。“那是食肉龙，”他说，“不是暴龙。”
暴龙当然是正确的称呼：它是对于包括暴龙科在内的一族恐龙的学名。大多数孩子都不知道，大多数成年人也不清楚。
但我知道。我在博物馆恐龙馆里的张贴上读到过。
当然，是原来的恐龙馆内。
与现在的立体模型不同，那时馆里放的是化石样本，你可以从它们旁边走过，四周有天鹅绒绳子防止游客走得太近。每个样本都有长长的说明，它们被印在木板上，大约要四五分钟才能读完。
老馆的亮点是一个两腿直立站着的盔头龙，属鸭嘴龙类的一种。那时博物馆还有点挺了不起的加拿大精神，尽管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它当时的招牌展品是个食草动物，不像美国的博物馆，动不动就是贪婪的霸王龙，要么是装备精良的刺龙。事实上，直到1999年博物馆才在小孩的探索馆里展出了霸王龙。但当时盔头龙化石的拼装方式是错误的。我们现在知道鸭嘴龙几乎不可能像那样子站着，它们绝大多数时候是四足动物。
孩提时代，我每次去博物馆时都会仔细观察骨架、阅读说明，想方设法记住其中的生词，尽量不虚度时光。我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那个骨架还在博物馆，但已经被拖到了白垩纪的阿尔伯塔省立体展里。说明板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小块有机玻璃，仍在顽强地注释着它的错误姿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说明：
盔头龙
一只头上长着冠的鸭嘴龙正警觉地直立着。
上白垩纪（距今大约七千五百万年）
小沙山河，斯蒂文威尔，阿尔伯塔省。
实际上，“新”恐龙馆已经有25年历史了。它在克里斯蒂·多罗迪上台前就开张了，但她认为它是我们这儿所有展馆的模范：不要让观众感到无聊，不要让他们考虑事实。就让他们呆呆地看着。
克里斯蒂有两个女儿。她们现在长大了。但我常常这样想像，如果她们还是孩子的话，克里斯蒂可能会对自己在博物馆工作而感到尴尬。有可能她会说：“玛丽，那是一头霸王龙，它生活在一千万年以前。”而她的女儿——或者更糟，一个像当时的我那样自作聪明的孩子——用从说明板上学来的知识指出她的错误。“那不是霸王龙，它也不是生活在一千万年前。其实它是一头蜥脚龙，生活在一千五百万年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克里斯蒂就是不喜欢说明板。
我希望我们能有资金重新设计恐龙馆。我来这儿工作时它就已经是这副样子了。但现如今钱是十分稀有的东西。伸向天文馆的斧子决不仅仅只砍一下了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幻想恐龙馆究竟会激起多少孩子的兴趣。我幻想——
但我不会想到里奇。对他来说这个要求太高。他还处在想成为消防员或是警察的阶段，对科学没有太大兴趣。
但当我看着其他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每年来博物馆参观时，我禁不住会想像他们中有多少将会追随我的成长历程。
霍勒斯和我陷入了对生命游戏不同解释的僵局，我趁机抽身去了趟厕所。就像我经常干的那样，我打开了所有三个洗手池上的水龙头、用以制造背景噪音。博物馆中所有公共厕所的水龙头都由电子眼控制，但在员工专用厕所中我们无需忍受这种不体面。流水发出的哗哗声掩盖了我在其中一个坐便器前的呕吐声。由于那些化学药物，我大约每星期都得吐一次。这令我难以忍受，我的胸腔和肺本来就够疼的了。我在那儿跪了一阵子，恢复一下体力，随后我站起来，冲了坐便器，走向洗手盆洗了手，最后关上所有龙头。我在博物馆内放了瓶漱口水并带进了厕所。我含着漱口水来回打转，想以此来冲淡嘴里的酸臭味。最后我回到古生物学部，向拳击手笑了笑，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打开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使我震惊的是，我进去时霍勒斯正在读一张报纸。他看的是我那份放在桌上的多伦多《太阳报》。报纸拿在他那两只六指手上，当他读文章时，他的眼柄从左至右一起协调移动着。我本以为他能立刻发现我回来了，但可能幻影的感觉没那么灵敏。我清了清嗓子，感觉到喉头仍有一股恶心的味道。
“欢”“迎”“归”“来。”霍勒斯说，眼睛看着我。他合上报纸，将头版对准我。太阳报那条几乎占据了整个头版的标题宣布，“堕胎医生被杀”。“我在你们的媒体上看到过很多关于堕胎的消息。”霍勒斯说，“但我承认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这个名词像旗帜似的飘在报纸上，却没有注释——甚至在与之相关的文章中都没有。”
我走向我的椅子，深吸了一口气，整理我的思路，想着应该从哪里开始。今天早上来上班的路上我已经读过了整个故事。“嗯，有些时候人类的妇女会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怀孕。有种手段可以打掉胎儿终结怀孕，它叫作堕胎。但它，嗯，有某种争议性，因此它通常是在一些特殊的诊所而不是普通医院完成的。原教旨主义者坚决反对堕胎——他们认为这是种谋杀——有些极端分子曾经用炸弹炸毁了几个堕胎诊所。上个星期，在边境那边纽约州布法罗的一个诊所就发生了爆炸。昨天在多伦多艾土比库克又有一次。经营诊所的医生爆炸时刚好在里面，他被炸死了。”
霍勒斯看了我很长时间。“这些——你叫他们什么？原教旨极端分子？这些原教旨极端分子认为杀死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是错误的？”
“是。”
想从霍勒斯的口中探知他的语气十分困难，因为他的声音总是在两张嘴之间传递。但最后我还是听出了他有点怀疑。“所以他们杀死其他的成人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我点了点头。“很明显是这样。”
霍勒斯安静了一阵子，他的阅形腹部缓缓起伏着。“在我们那儿，”他说，“我们有个概念叫”——他的两张嘴发出一串不和谐的声音——“它表示不调和的意思，指那些与意图相反的事情。”
“我们有同样的概念。我们叫它黑色幽默。”
他的眼睛又回到报纸上。“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成员都了解这个概念。”
第九章
我从不吸烟，为什么会得肺癌呢？
但事实上它在我这一代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及矿物学家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将我的咳嗽归咎于满是粉尘的工作环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经常将石头磨成粉，产生大量粉尘，然后——
虽然肺癌的潜伏期很长，可我已经在古生物实验室工作了三十年了。现在我总是戴着个口罩。我们已经提高了警惕，几乎所有的人干那种活时都会戴上一个。尽管如此，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已经吸入了太多超过正常水平的岩石粉末，更别提在做模型时吸入的石棉和玻璃纤维。
所以现在我在还债。
苏珊和我的朋友说我们应该起诉博物馆或是安大略省政府（我的最终雇主）。当然我的工作环境本该更安全些，当然我本该接到更详细明确的安全说明，当然——
这是一种自然反应。应该有人为这种不公平付出代价。汤姆·杰瑞克：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向慈善机构捐款……或许没有他应该捐的那么多，但好歹每个月都捐一些。并且他总是帮人搬家或是油漆房子。但现在好人老汤姆得了癌症。
是的，他们认为必须有人对此负责。
但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把时间浪费在诉讼上。所以，我不会起诉。
可是肺癌不会因此消失，我还得对付它。
这也可以称得上黑色幽默。
部分霍勒斯所说的用以证明上帝存在的言论对我而言并不陌生，我在进化课上学到过。至少表面上看，他说对了一点，宇宙似乎是专门为了生命的诞生而设计出来的。正如弗雷德·霍伊爵士在1981年所说的：“一个符合常理的解释表明存在着一个大智慧在指挥着物理学，以及化学和生物学。除他之外自然界中的其他力量都不值得关注。人们收集起的证据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上述结论几乎没有疑义。”这位弗雷德爵士还提出过很多科学界一直设法回避的观念。
霍勒斯和我继续谈话时，他提到了纤毛。纤毛是处于能从事节奏运动的细胞末端的毛状延伸物。它们在人类的很多类细胞中存在，在弗林纳人和吕特人身上也能发现。相信宇宙和生物都是由某种智慧体设计的这种假说的人经常会提到纤毛。驱动纤毛的小电动机异常复杂，而且智慧设计说的鼓吹者认为其复杂性具有不可还原和不可拆分的特性，它们不可能由几个简单的累进步骤进化而成。像捕鼠器一样，纤毛的每个部件都是必需的，拿走任何一个，它整个就成了一堆废物。正如拿走弹簧或是板子，或是锤子，或是钩子，一个捕鼠器就什么也干不了了。我们认为进化的过程是累积而来的，但用累积进化的理论的确很难解释纤毛。
在支气管壁的单层细胞上也能发现纤毛。它们一起节律运动，将黏液送出肺部。黏液里含有不小心吸入的异物，纤毛能在异物引发病症前将其移出。
如果纤毛被石棉、烟草或是其他物质损毁了，肺就再也不能保持干净。只剩下惟一一种能将异物排出肺部的机制：咳嗽，持久的痛苦的咳嗽。但此种咳嗽的效率不及纤毛。致癌物质在肺里待的时间更长了，肿瘤逐渐在此基础上形成。持久的咳嗽有时会破坏肿瘤的表面，所以痰中会夹杂血丝。就像我所经历的那样，这种血丝经常是肺癌的第一个症状。
如果霍勒斯和与他观点相同的人是对的，那么纤毛确实是由聪明的工程师设计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个该死的设计者应该来清除我肺里的痰。
“我在大学的朋友已经完成了你DNA的初检报告。”我告诉霍勒斯。那是在他送来样本几天之后。我再次错过了飞船降落。一个弗林纳人，但不是霍勒斯，把样本连同霍勒斯答应给唐纳德·陈的弗林纳人有关超新星爆炸的数据交给了拉尔布。“然后呢？”
总有一天，我会问问他，他在说单个字时用哪张嘴究竟取决于什么。
“她不相信它是属于外星生物的。”
霍勒斯在六条腿之间交换重心。他总是觉得我的办公室太拥挤了。“它当然是。我承认那不是我的。是莱布鲁克从她自己身上抽取的，但她也是弗林纳人。”
“我的朋友分析了数百条基因。它们似乎和地球生物的没什么区别，比如说生成血色素的基因。”
“能被用来在血液中携带氧气的化学物质的数目是非常有限的。”
“我猜她期待看到的是某些更——更外星化的东西。”
“我可能是你能碰到的最外星的生物了。”霍勒斯说，“就是说，你我之间身体形态的差异大于我们见过的任何生物。有实用工程原理限制，我们的身体再怪也有个限度。再说，甚至连”——他举起一只六指手做了个弗肯人的敬礼动作——“你们的电影制作人都无法想像出足够怪异的形态。”
“我想是吧。”我说。
霍勒斯跳动着，“生命所需的基因数量至少是300条。”他说，“但这个数量只能满足最原始的生物。大多数染色质细胞都使用同一组核心基因，3000条左右——你能在所有生物中找到它们，从单细胞到我们这样的高级动物。而且无论在哪个世界上，它们都是或几乎都是相同的。在这一基础之上还有4000条其他基因，所有多细胞生物都要用这些基因来进行蛋白质编码，负责细胞间的互相支持及传递信息。长有内部骨架的动物更多出了一千余条。在此之上，温血动物又多了另外一千余条。当然，如果你的朋友继续查下去，她会发现弗林纳人的基因中有上万条和地球生物的不同，尽管给相同的基因配对要比寻找不同的基因困难得多。但我要强调的是，对于生命所提出的问题而言，只有少数几个可行的解答，在各个世界上都是如此。”
我摇了摇头。“我不认为长蛇星座第二上的生命会和地球上的使用同一种基因代码，更不用说相同的基因了。我是说，甚至连我们这儿的代码都存在着变异：在六十四个基码中，其中的四个在线粒体和细胞核中分别有着不同的作用。”
“所有我们检查过的生命形式都共用同一种基因代码。这一现象在开始时同样使我们惊奇。”
“但这不符合常理。”我说，“氨基酸有两种异构体，左体和右体，但地球上的生物只使用左异构体。对于两个生态系统来说，它们都使用左异构体的概率是50％，而地球人、弗林纳人和吕特人都使用它的概率是25％。”
“是这样。”霍勒斯说。
“即使假设只有左异构体，仍然存在超过一百种的氨基酸，但地球上的生物只使用其中的二十种。其他世界上的生物使用这同样二十种的概率是多大？”
“非常小。”
我朝霍勒斯笑了笑。我本以为他会给我一个确切的统计学答案。“的确非常小。”我说。
“问题是，这种选择不是随机的，是上帝设计成这样的。”
我长叹了一口气。“我就是不能相信。”我说。
“我知道。”霍勒斯说，听上去他似乎对我的无知很失望。“听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是个神秘主义者。我相信上帝是因为它符合科学道理。而且，我觉得正是因为科学才使得上帝存在于这个宇宙中。”
我的头开始疼了。“为什么？”
“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宇宙是封闭的——它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