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就派犬养健前来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为何派代表来开会呢？”主子发怒了，走狗自然慌张了，汪精卫赶紧解释说是秘书一时疏忽，事实上并无满洲代表到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
去北方活动的汪伪特派员有一个叫朱晶华，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过国民党改组派，认识天津地下党的孟幻飞。李时雨通过孟幻飞认识了朱晶华，两个人谈的很投机，朱晶华就提出让李时雨作为代表参加汪伪六大。
李时雨是老共产党人，多么机警，知道这是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机会。但他不是国民党员，身份问题不好解决。朱晶华告诉他：“我虽然是个国民党员，但没有达官显贵的后台，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以求温饱而已。我不是来跟着汪精卫当汉奸的，而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派遣来的。由于我是改组派，故得到汪精卫、陈公博的信赖。你放心吧，跟着我打进去，没有错，咱们是有保险带的。”
就这样，李时雨成了朱晶华上大学时介绍的国民党员，大摇大摆来到了上海，成了汪伪国民党六大的一个北方代表。
参加汪伪六大的代表们，除了铁杆汉奸以外，也有一部分人是受汪精卫的名头和主张欺骗，抱着和平幻想来的。这些人并不一定想当汉奸，只不过是知道蒋介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焦土抗战确实损失太大，就幻想着看看汪精卫能不能整出一点新花样。因此，汪精卫致辞后宣布过大会秘书班子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卢英是上海有名的大汉奸，是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长，他们羞于与卢英为伍。
周佛海恼了，张口就是“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
接下来，周佛海的话更猛了：“老实告诉你们，汪先生已经内定卢英为中央委员。”
面面相觑，面面相觑！
那些羞于与卢英为伍的伪六大代表，迫于压力，只能当新汉奸了，与卢英共演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了。
汪伪国民党六大只开了一天时间，上午除了汪精卫致辞外，还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其要点为：（一）自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起，本党（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二）所有中央党务机关，均着暂行解散，听候改组；（三）各级地方党部及特别党部，均着暂行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四）修改总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代表行总章第四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五）除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均由本届大会推选继任原职外，并由本届大会增选中央执行委员三十八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人，中央监察委员二十六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十六人；（六）由大会电请尚留重庆或其他受共产党胁持各地点之中央执监及后补中央执监各委员，立即集中上海，共商国是；（七）在中央各委员未能齐集以前，中央各种会议，得以实际上有行动自由确能到会者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八）中央党务机关，各级地方党部，各特别党部，均由本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尽速恢复工作。
单从字面上看，《整理党务案》无论如何恶毒，那还算是个文件，接下来的举动就下作得象上海滩的流氓行为了。
汉奸们按耐不住了，开始临时动议了。八十四个“代表”就象是被指挥的木偶一样，异口同声地提出两个临时动议，一个是汪精卫“倡导和平，艰贞奋斗，挽救危亡，解民倒悬，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表尊崇”，由主席团及全体代表起立向他鞠躬致敬；第二个是依据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两个临时动议自然是被通过了，会场上的汉奸们全体起立，先向汪精卫鞠躬。汪精卫就象个高明的木偶演员，热泪盈眶，再三致谢。随后全场鼓掌通过汪精卫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名正言顺了，可以大摇大摆地当汉奸了。
《整理党务案》和上述两件临时提案的通过，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这群汉奸，还真的以为他们就代表全国的国民党党员呢！
下午，会议根据“和平反共建国”宗旨，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提案以及还都南京等决定，把汪伪“和平运动”完全纳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轨道，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了一张又一张的标签。
在选举汪伪中央委员时候，名单中除了卢英，还有更大的老牌汉奸，如维新政府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于是，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二个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代表”左右，丁默邨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弄得胡志宁已经到了口边的话，只好咽了下去，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
汪精卫看不是戏，赶紧说各位代表如有异议，可在会后找他本人商谈。
最后，卢英还是当了汪伪六大中央委员，不过被列为候补委员，名字排在最后。
会议的结果全部体现在了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是汪精卫汉奸理论的集中宣泄，把三民主义解释的一塌糊涂。所谓“民族主义”，就是要“贯彻睦邻政策之精神”，美其名曰：“决不以狭隘的爱国主义自圃，而陷于排外思想之歧途”，要同日本侵略者实行“亲善”外交，“以兼相爱交相利之精神相与努力，以期于东亚和平暨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所谓“民权主义”，就是废除重庆国民党之职权，以汪伪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亦即网罗汉奸，与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和平”，宣布“战争既息”，“国民大会得以召集，宪法得以制定颁布，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以完成民权主义之阶段。”所谓“民生主义”，就是要以“消弭阶级斗争为念”，“划分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固根本不同，在方法上更相水火”，因而“去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显然，汪精卫集团的“三民主义”，只是一种反共降日，出卖民族利益，侵犯民权，危害民生，实行汉奸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伪三民主义！
汪精卫在大会闭幕时致词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侮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哈哈，哈哈！
过了几天，到了9月5号，汪精卫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汪公馆”又召开了汪伪六届一中全会。除了听汪精卫作国际形势和党务政治情形演说外，公推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最后成立“中央党部”，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邨为社会部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汪精卫投敌集团就在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接下来，这帮汉奸就要公开成立伪政府了。
第八三一章 站在正义一边
九月份的时候，晚风带着一丝丝凉意直往人的汗毛孔里钻，吹得人心里酥酥的、麻麻的，把一天的闷热、烦躁刮的一干二净。
大店现在已经成了山东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山东局、教导师师部、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都设在这里，刘、罗首长在这里指挥山东军民与日寇斗智斗勇。
赵小曼迈着轻快的脚步朝刘一民办公室走去，长发编成了两条黑油油的辫子，随着脚步在背上甩来甩去。
这丫头，自从暂时调整工作后，随师部行动，天天与刘一民见面，心情也慢慢变好了。
走到刘一民办公室门外的时候，看见屋子里好像已经点起了蜡烛，窗户上映着刘一民伏案写作的影子，赵小曼心里一阵甜蜜，赶紧快走几步，和门口的警卫战士敬礼后，走进屋子，拿起水壶，给刘一民倒上水端了过去。
刘一民正在给大众日报写时事评论，题目是《希特勒要干什么？》
这个题目不好写，主要问题是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德、苏瓜分波兰一事心情很复杂。按理说，德国闪击波兰、苏联参与瓜分波兰那都是赤裸裸的侵略，应该给予强烈谴责。但是，自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世界上对中国支援最多、帮助最大的国家就是德国和苏联。而英法美则是采取了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就是坐观日本侵华从中渔利，也就是东方慕尼黑政策。要中国人来指责给予中国抗战很大帮助的德国和苏联，说实话，很难开口。因此，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国共两党都没有鲜明正确的态度。
蒋介石给刘一民发来一封密电，说是刘一民在徐州分析国际局势时的判断应验了。欧战爆发，预示中国抗战的曙光出现了，中国的抗战不再孤单了，我们终于要有盟友了。
这话说的在理，但是这个时候说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漠视波兰人民的苦难，与泱泱大国领袖的身份不符。
刘一民知道，国民政府与德国关系很深，蒋介石本人就曾经非常想向希特勒学习，把德国发展经济军事那一套搬到中国来。希特勒也曾经赠予蒋介石一柄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对中德贸易对德国带来的好处表示感谢。
在徐州见蒋介石和李宗仁时，蒋介石就曾经告诉刘一民，德国是中国的最大支援国。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整军备战，国民政府加强了与德国的军事、贸易合作。德国军事顾问帮助整训中国军队，参与制定对日作战计划，亲自上火线参与指挥。德国通过易货贸易，不仅给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德式装备，还帮助中国发展军事工业。中德先后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人需要中国的钨和锑发展军事工业，扩充军事力量；中国需要德国的技术、设备和军火，双方算得上互惠互利。到1937年，中国政府从德国购买的军用物资占到全部进口商品的83％。抗战初期，至少有1。44亿马克、约合5816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这些装备加强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能力。而德国则从中国源源不断地得到钨、锑、铬等稀有金属以及桐油、生丝和大豆等德国急需的农产品。德国每年钨进口量的60％——90％来自于中国。
在德国人的技术指导与援助下，中国开办了一批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炼铅厂、炼油厂、炼钨厂、酒精厂、氮气厂、炼锌厂、电线厂、电灯泡及真空管厂、电池厂和电信厂，生产出了中正式步枪、马克沁机枪、各种类型大炮和炮弹、防毒面具、军用光学设备，国军在1937年实现了轻武器自给。
说句实话，没有德国的帮助，国民政府就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本钱。
虽然后来德国与日本、意大利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组成了轴心国，在日本的抗议下撤走了军事顾问，还承认满洲国，出卖了中国，声明不再向中国出售军火。但是，直到去年11月日军攻占广州切断香港援华路线前，德国平均每月有3。6万吨的军火经香港流向中国大陆。
苏联更不用说了，虽然斯大林把武器弹药和贷款给了蒋介石，给共产党的只是书本，但那毕竟是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苏联红军不但在远东地区牵制着日军关东军庞大的兵力，而且通过张鼓峰战役、诺门罕战役直接支援着中国抗战。苏联援华的飞机和飞行员，现在就是中国空军与日军航空兵搏斗的主力，血洒长天，谱写了中苏友谊的赞歌。
而波兰，与中国八竿子打不着，因为波兰而谴责曾经支持中国抗战的德国和正在大力支援中国抗战的苏联，很多人恐怕都接受不了。
但是，这篇文章刘一民还必须得写。
随着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而出兵参与瓜分波兰，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国际根据苏共的对外政策调整，也调整了自己过去执行的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目前存在的是德意日和英法两个帝国主义阵线和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和平阵线，因此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目前必须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反动势力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政策。共产国际放弃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重新回到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帝统一战线策略。
共产国际在电报中一面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一面允许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继续采取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这就让中共的政策处于矛盾之中。
在刘一民看来，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纯粹是把苏共的政策强加于中共头上，根本就不符合现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也不符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必然会在党内引起混乱。
果然，主席在9月14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论帝国主义战争》，说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都属于“非正义的掠夺战争”，因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都只有“掠夺人民”这一个帝国主义的目的。主席甚至认为“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强调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