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远来找我，没有像平常那样东拉西扯，严肃地坐到我对面，看着我说：
“你能跟我交底儿吗？”
“交什么底儿？”
“你的底儿。”
我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或者要出什么事。我不过是两天没打招呼，也没来上班，研究所，这样的一个小单位，又能出什么事啊？！
但是邓远不是一个搬弄是非或者喜欢夸张的人。我想到了我刚刚得到了幸福，莫非上帝现在就让我付代价了？
“你要是能给我交底儿，”邓远说，“我就跟你说句实话。”
我忍不住朝桌子底下看看，我是个有底儿可交的人吗？
“好。”我应了下来。
“除了工资，你还从研究所拿过别的钱吗？”邓远问我。“奖金。”
“过千吗？”
“你是说一年加起来？”
邓远笑了。
“跟我想的差不多。”她说。
“什么跟你想的差不多，我的奖金？”
她点点头，然后告诉我，厅里可能派调查组进驻研究所，调查我的全部实质性问题，经济的私生活的。
“但是你不用太害怕，”邓远补偿说，“不包括思想的。”我笑了，因为不包括思想的。
今天，又是研究所开大会的日子，往会议室走的路上，几个人跟我擦肩，虽然没多聊，还是觉到了他们态度上的变化，通常对我发出两声嘿嘿笑的人，今天发出了三声，有的四声。这也是那些不经常听说内情的人突然听了点内情之后的小小反应。
我不怀疑邓远消息来源的可靠性，而且消息不如邓远灵通的人大都也听说了，说明这消息传播相当之广。可我还是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如果这类调查已经普及到我这儿，一个小小的芝麻官，而且刚到任不久，那么，从全国范围想象一下，画面就太宏大了吧。
分房，像一场拉了幕的大戏，研究所的大会暂时就没了高潮。人们只有在议论于奎的时候才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对张道福表现的热情要次之。
我草草地结束了大会。
庆子来我办公室。他没坐下，站在我办公桌边上，亲切地劝我：
“去跟胡厅长谈谈。”
我不解地看着他，希望还能听到更多的内容介绍。
“我不是对你说过嘛，我欠你一个人情，所以，你最好今天就去跟胡厅长谈谈，交交心，就像你跟刘托云那样。”
庆子说完走了，我认真起来。刘托云这个名字提醒了我，爱着的人比不爱的时候更容易害怕，怕的不是灾难，而是灾难可能破坏爱。
胡副厅长亲切地接待了我，再三表示，对我上次谈话中表现出的幽默，尚未忘怀。
我开门见山地引出了主题：我从研究所听到的看到的，难道都是真的吗？
“哎呀呀，小胡啊，我怎么跟你说好呢？”
“直接说。”我好像从天外借来了许多胆子。
“直接说就是，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
我真的不懂了。
“你知道情况突然有了变化。”
……
“又有人告了你。”他停了停说，“你还是刚来研究所，两次告你间隔又这么短，厅领导就重视了。”
“什么意思？”
“你不是听说了嘛，调查组的事。”
“可我没有什么值得调查的。”
“这可能只是你我的看法。”
“那怎么才可能不是真的？”我问他。
“你不仅有幽默感，记忆力还特别好。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
“事关我的前途啊。”
“你离开研究所，如何？”
“当处调儿？”
“你不是不愿意去那儿吗？而且现在，那地方也是不可能的了。”
“为什么？”我还是不愿意当处调，但忍不住好奇心。
“新厅长的新想法。”胡副厅长像外国人那样耸耸肩膀，即使做作，还是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那我可能的去处是……”
“博物馆。”他轻声说，好像怕正厅长从隔壁房间听到。
“如果我去博物馆，就不用派调查组进驻研究所了？”
“你要是离开了，就有借口了，可以说，调查组去你新单位查了。”
我笑了。
“对，”胡厅长继续做着外国味儿的表情，“下面告，上面笑，你没贪污，所以可以笑啊，可以不怕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贪污？”
“哎，小胡，这点儿信任我还是有的。”
回到研究所，我找到庆子，让他开车拉我出去。
把车开到了路上，庆子才问我去哪儿。
“庆子，这是第一次，我让你开车带我出来办的不是公事儿。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吧，找个好点儿的地方。”我说，
“我请客。”
“别，让他娘的研究所请客。”庆子说着狠踩了一脚油门儿。
庆子把我拉到张道福带我来过的那个饭店，进了包间儿。
“千万别叫大燕二燕。”
庆子笑了，他说，你放心，我们不用那一套。他的话再一次把我拉近了。
我们要了便宜而清淡的菜，没有肉，外加啤酒。连干了几杯之后，我们的脸都上了颜色，好像谈话可以从此开始了。
我说了我对他的“钦佩”，他能准确地观察出表面之下的真货色。
他说，因为他是一个穷司机，既没前途，也没奢望，所以就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角度：什么事都不往自己身上联系，得不到好处，坏处自然也没有。
我说，我还钦佩他的镇定，好像他什么都不怕。
他说，我什么都怕，但你怕的时候，想想别人也怕，就好多了。
“你是不是小时候硬汉电影看多了？”
“就是，所以我不当硬汉。”
“你碰过大燕二燕吗？”
“吴副研究员比她们强多了。”庆子不无骄傲地说。
“我觉得，刘托云比她还强。”
“你说得没错。”庆子喝一口酒又说，“你的眼力比我的好。”
“所以我是所长，你不是。”
“对，为你是所长我不是，干一个。”
我又为我们倒满酒，再次举起：
“为我和刘托云干一个。”我说。
“干。”庆子说。
“我爱上她了。”
“能看出来。”庆子说，“跟什么谈了？”
“博物馆。”我边点头边说。
“答应了？”
我摇头。
“了解博物馆吗？”
“那儿有文物吧？”
我们都笑了。
“来，为博物馆还有文物干一个！”
“去博物馆，是让你当书记对吗？”庆子问我。
我点头。
“博物馆的头儿是整个文化厅最难剃的脑袋，这人胆子太大，又有背景。如果上面不给他安排一个书记，一旦有什么问题，体现的是党的领导的缺乏。可是没人愿意去当那儿的书记，在那儿你能得到的最实惠的东西就是提心吊胆。懂了？”
我点点头，想了想又点点头。
“你知道黑丽说我什么？”
庆子笑了。
“笑什么？”
“她说你的话多了去了。”
“有一句是最本质的，她说，‘你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文学小坐
喝完酒，天已经黑透了。我还没醉，庆子也没醉。庆子把我扔在一条叫胜利的大街上，是我让他这么做的。我说，想一个人走走。
可惜，我一个人没走出多远，黑丽说的那句话又在耳朵边响了起来：
“你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这太烦了，她的话比她本人更让我烦。我经过一个小店，看上去既像酒吧又像咖啡馆儿还像饭店，招牌上写着：文学小坐。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写过小说，爱过文学，能不进去坐坐吗？！
我真理智，这么理智还栽了。
多恶心，我是说我自己，我不是说栽了，我是说理智。
“哎，进来吗？”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我说，“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
“这儿是什么？”我进去。
“文学小坐。”他大声大气地说。
“我知道，我是问，是酒吧，还是……”
“什么都是，是酒吧，有酒，马丁尼和二锅头都有。是咖啡馆，巴西爱尔兰海南岛咖啡都有。是茶馆儿，红绿花，什么茶都有。是饭店，兰州抻面和意大利面都有。你想干什么？”柜台后的男人一口气说完，店里的另外两位大笑起来。
好像这儿应该叫“文学大笑”。
我扭头看看他们，他们没有坐在一起，估计不是一起的。我选了另一个位置，对柜台说：
“来瓶日本清酒。”
他看我半天，然后说：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就这个没有。”
“那就从有的里面随便来瓶酒吧。”
“青岛干啤？”
“行。”我选了个地方坐下。
我的干啤上来后，店里突然就安静下来了，三个男人喝闷酒，柜台上的那个男人不停地东擦西擦，擦柜台，擦酒瓶，擦，擦……
过了一阵，我心里的无奈有增无减。坐在我右边的男人站了起来，朝我走过来。我多少有点紧张，不想搭讪。
可他经过我，走到了我左边的男人那儿，手里还端着一杯啤酒。
“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写小说的李大轮子？”根据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也是写小说的，糟一点儿是个写散文的。
“没有‘子’字儿。”李大轮说。
“反正你是吧？”
“你想干吗？”李大轮问。
“跟你说句话。”
“说吧。”
“真说了。”那个男人像孩子恶作剧似的说。
李大轮轻蔑地笑了笑，好像这种类型的神经病，他每天都见，已经没什么新鲜感了。
“你写的那些小说，狗屁都不是，软不拉叽的，不清不楚的，黏黏糊糊的，还弄了那么多本，还叫什么实验，可别逗我们老百姓了。冲那软劲儿，给老娘儿们看还行，可老娘儿们又看不懂。我真不懂，你干吗要那么写？”
李大轮站了起来，引得我紧张起来，都是东北人，一站起来事情可能就麻烦。
“来，干一个。”李大轮端起酒杯。
“我操，你有病？”那男人虽然是东北人，还是有点没想到。
“有啥病？你刚才说的话，是我一直想说一直都没说的，这还不值得干一杯？”李大轮说完就先干了。
那男人一看赶紧也跟着干了。
“哎，一看你就是东北人，爽快。”
李大轮放下酒杯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哎，”那男人说话喜欢用“哎”起头，“我看那帮傻×说得不对，你这人挺好的。”
李大轮尴尬地笑笑。
“哎，我看你将来准能写出点别的来。”
“还有啥好写的，当作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哎，比如你写点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还写打日本鬼子的故事呢？！日本鬼子来的时候，东北出的汉奸最多了。”
“真的吗？”那男人受的震动不小，“你这资料准吗？”
“咋不准？！我在图书馆查的。”
“你在哪国图书馆查的啊？你可别是在日本图书馆查的啊！他们日本人净埋汰我们东北人。”
“你别说东北土词儿，埋汰，他听不懂。”李大轮说着指指柜台的男人，“他是牡丹江来的。”
“埋汰就是贬低，说你坏话，懂了？”那男人对柜台男人解释了一下，接着又说：
“哎，你说，那日本人净埋汰咱东北人，那咱们汉奸不是白当了？”
“那还不白当，当汉奸你还想得奖状啊？！”
“说的也是。”他若有所思，“不过，你别太悲观，咱东北啥稀奇古怪的事都有，还怕没写的！你写个吓人的，落后的，残酷的，说不定就能让张艺谋看上，他就喜欢这样的。他一拍电影，外国人就能注意你了，说不定还能给你一个诺贝尔提名啥的。”
“行了，我看你还是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说来说去又归到外国那边儿去了。”李大轮咕哝着。
“哎，你这就不够朋友了，我为你的前途着想，你咋拐着弯儿骂我呢？”
“哎呀，你就回你那地方喝酒去吧，我们不是一条路的，也说不到一块儿去。”
“算个球，你这人真不怎么样。我看那帮人说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大傻×！”
“你再说一遍？”李大轮站了起来。
“我再说一遍，你能把我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你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咋的？”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了，你是一个大傻×！”
亲爱的读者朋友，假如我在这儿笔锋一转，你一定会怪我，为什么不写下去呢？东北人打架看起来一定很过瘾。这是道听途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东北人打架好看，但不好描写，因为不好观察。如果你选择了观察，就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那酒瓶子椅子桌子腿儿，某一样东西，说不好是哪样东西，就会砸在你的头上身上腿上，说不定哪上！
我扔下酒钱就跑出来了，没有受伤，但是，那个绝词儿——“傻×”，就像一把大锤把我的心情砸开了，把我的理智砸碎了，把我砸醒了。
我随便走进了一个理发馆儿，让他们把我脑袋上还剩下的那么一点头发剃净了！
团结起来到明天
我仿佛在肚子里迎来了一种理解，对自己的，也是对他人的。
我仿佛把箍在身上的多年的肉制的锁链挣开了，说不出的轻松，从里到外。
我仿佛看穿了一切，于是，没什么再是诱惑，也没什么能产生压迫。
我在街上给老婆打了电话，她现在住在人家家里的事实这会儿没有带给我额外的不安。
她说：
“胡东，是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看看你，有事要说，行吗？”
她让我等一下，一段寂静之后，她又回到电话里，告诉我，不行。
“我跟他说说行吗？”我请求着。
又是一段寂静。
“他说，算了，以后也许还有机会，跟你电话里聊聊。 ”老婆说，“那你还有别的事吗？”
“我想见见你。”我说。
“不用了，胡东，这已经是我们可能有的最好的结局了。”她仍然让我觉得陌生，我知道，这陌生将在我们之间永存。
“那好吧，我就电话里跟你说说吧。”
她没有接我的话，好像对我将要说的话并不十分在乎。
“房子你不要换了。”
“你什么意思？”她下意识地说出了一句话，让我短暂地回溯了一下我们过去不太美好的日常生活，那时她常这样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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