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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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生-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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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你不要换了。”

“你什么意思?”她下意识地说出了一句话,让我短暂地回溯了一下我们过去不太美好的日常生活,那时她常这样责问我。

“房子你都留着吧,我不要了。”

“你疯了?”她说。

“有一点儿,不过没全疯,所以想补偿你一下。跟我这么多年,我虽然没打过你骂过你,但也没给过你幸福,也没让你有个孩子,不管怎么说,房子……”

她哭了。

我的眼睛也湿了,想马上放了电话,可她突然说:“我不要整个房子,换开吧,换开吧。胡东,我不恨你,因为你不是坏人,所以你不用这么做。在婚姻中的时候,我想不开,现在我都想开了。你留着房子吧,留一半儿。”

“我已经决定了,就按我说的办吧。”我不想再说下去了。

“等等,他不想跟你说话,没有别的意思,他中风了,嘴斜了,说话不方便。”

“明白了,再见吧。”

“再见。胡东。”

这是我们最后的感情交流,所以老婆她叫我的名字。一个从不叫丈夫名字的老婆,突然开始总叫他的名字,而且一直叫下去,以至于不叫名字,就不能表达感情,无论是愤怒还是伤感。这也是行为艺术的一种,含义多多,理解多多。

我朝刘托云家里走去,就像我回家一样。我跟老婆说把房子都给她了,就觉得不再有家了。

路上,我既没有惯常那样的激动,也不平静。我双手插兜,把路走得晃晃悠悠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还能再打扰我,我可以向前弯腰,向左低头,没什么需要掩饰,不需要加任何小心。我嘴角保证噙着一丝那样的笑意:有点儿坏,有点儿甜,有点儿认真,有点儿放荡……什么都有一点儿。

我想着和刘托云在床上的某些细节,想着她家昏暗的旧时间颜色,想着她在可能的某一天,真的发疯了,像某些人议论的那样,像另一些人希望的那样(希望别人过得比自己不好,是各种社会体制下的产物,除了共产主义),想着她随时把我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想着她看见我的光头时的表情,想着,想着……

怎么想,我都不担心,我都不害怕。为这个,我该感谢谁,该热爱谁?是谁给了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差不多快说,我真他娘的幸福啊。

刘托云看见我的光头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风趣地说:

“这至少可以让我们家明亮一点儿。”

我因此答应她不戴帽子,永远,无论是冬天夏天,无论是我老了我死了。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她一切。她不愧是我的女人,我们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她马上就像我一样高兴起来。

“你想干什么?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正经说,还是不正经说?”我问她。

“正经说,也不正经说,把什么都说出来,包括你最阴暗的心理,最坏的念头,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

我让她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尽管它们黯淡。她也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她说,尽管这不必要。我们躺到床上,尽管对彼此还没有欲望。

“你准备好了吗?”我说。

“准备好了。”她说。

“那我开始说了。”

“你说吧。”

我要给黑丽一个耳光,然后再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对不起。

(刘托云给了我一个善意的嘲笑,她说,这是男人最典型的情感,又爱又恨。)

然后我就永远不理睬她了,就像从没认识过她一样,既不恨她,也不爱她。

(刘托云脸上对我的嘲笑消失了,她多少有些难过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坏男孩儿。这是让所有男人都舒服的注视,如果它不经常出现在同一个女人的脸上。)

我希望于奎丧失性能力,那样他就不能那么张狂,有时间就上街遛遛电线杆子,看看治疗阳痿的广告。

(坏了点儿吧?刘托云说。)

可能吧。我被他打动过,可我不希望被他打动。不管怎么说,他属于我愿意忘记的人。这是真的,我一想于奎,就不安,好像我们无形中有什么联系。

我还希望邓远长胖一点儿,要不我长胖一点儿也行,然后拥抱她一次,就一次,不带男女之间的色彩,就是拥抱本身,一个胖一点儿的人拥抱一个瘦一点儿的人,甚至连温暖的企图都可以没有。

(我相信你的纯洁。她说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眼中对我的一往情深。)

我想跟张道福一起去干件坏事儿,肯定会特别有意思。

他是我这辈子里见过的最适合跟我一起干坏事的男人。

(就像一个人老想干坏事但不是真正的坏人。刘托云说。)

你怎么什么都能理解?真烦人。

(我就是聪明,我也没办法。)

下一个愿望,你无论如何猜不出来的。

(说说看。)

我想跟那个做按摩的张小姐一起生活。去之前,把我老婆安顿好,能给她准备下的都准备好。跟张小姐,能过好就过,过不好,我就跑。

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

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

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

也不愿有人跟随

我只想看到你长得美

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但不是你的泪……

嘞嘞嘞

只有上面的三个字是刘托云唱出来的。她说,她最喜欢崔健的歌,她说那是让人撒野,让人幸福的歌,尽管这幸福是红布下的短暂和虚幻,但是强烈,强烈得能在瞬间穿透世界的全部虚伪。

这三个字上面的歌词是我念出来的,我喜欢背诵崔健,不喜欢跟他唱。

刘托云又开始唱崔健的另一首歌。我制止了她。

先别唱了,听我说完,我还没说完。这次你无论如何听我说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还有一个愿望。

刘托云像有预感那样突然静了下来,安详地听我说了。我想跟一个叫刘托云的女人结婚。我还想告诉她,我害怕她家里的昏暗的光线,害怕她家里墙壁上旧时间的颜色。我害怕,有一天,一推门把自己吓一跳,她和别人说的一样,是个疯女人。

我想向她求婚,等我老婆跟我离了婚。我什么都知道,也什么都明白,可我一想她那干瘪的身体,就激动得不行,就觉得自己像二十岁的小伙子,就想和她睡觉,睡觉。

你疯了。她轻声说。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疯了,因为我从没有过这么好的感觉,我被规则给甩了出来,太好了,太好。我要在大街上拦住跟我过去发型一样的人,我要告诉那些人我的经验:用那几根稀薄的头发你能遮住什么啊?!人皮都遮不住人心,别白费劲儿了。如果他不听我说,骂我是粪土,是傻×,那就太好了。

“我也想跟你一块儿当傻×。”她说。

“你已经是了。”我说。

“我不是。”她说。

“那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她反过来问我。

“我是处级干部,××文化艺术综合研究所前所长。”

我准确地给自己定义着。

“现在呢?”

“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左顾右盼者。”

“红绿灯下的光头青年。”她大叫着。

“‘文革’时,曾经有过一个革命的想法,绿灯停,红灯行。可惜没实行。”我说。

“要是实行了,用中国在野派画家的话说,就是太狠了,真狠。”她说。

“你说什么,在野派画家,你也够狠的。”我笑死了,“要是实行了红灯行,绿灯停,改革开放以后也得改回来。” “为什么?”

“穿达芙妮鞋,跟国际接轨。”

“那就更狠了,谁还买电视啊,大街都有可看性了,肯定能超出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满大街,清一色追尾。”

“你真是看热闹不怕热闹大。”我说。

“你怕吗?”她问我。

“你真是个精神病。”我说。

“我不是精神病。”她说。

“精神病患者一般都这么说自己。”我说。

“胡东,你是个……”她举起了手,要打我。

“是什么?”

“我不知道。”她放下手大喊了一声。

“胡东,”她接着又喊了一声,“胡东,我真爱你。”

“刘托云,你可别犯傻了,你以为我不爱你吗?我假装爱你吗?”

“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太愿意了。我恨不得把你的胳膊拉一个大口子。”

“我也想。我们会是最佳搭档,比亨特和麦考儿还好一万五千倍。我们在一起能把全世界的案子都破了。”

“对对,所有的案子只有一个动机,就是活得不对劲儿。”

刘托云,你听好,我终于什么都不是了。我不想再是什么了。你明白吧?

你是说你不再是研究所的公章了?

也不是博物馆的公章了。

你想干什么?

我想把你的房子卖了。

让我和你一起去乡下?你可真会盘算,太狡猾了。

种地,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从没想过当农民!

不是当农民,是当我的人,当我未来的人。

那还凑合。房子能卖多少钱?

尾声

我和托云离开了城市,变卖了那里可以变卖的一切。我们住在一个小乡村里,她种花,我种菜,用卖得的钱,我们买粮食还有其他需要的东西。一切都很好,一切再也不用别人来评价。我们和邻里建立了新的关系,只谈谈天气和电视新闻里的时事。

一切都很好,说了你也不信。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说点儿别的,为了让尾声不那么短暂。

我向你描绘一下庆子的长相吧。庆子就是那个研究所的司机。

他不是小白脸儿,他的脸色就是在小白脸儿的基础上加了点儿黄色,加了点儿灰色,是个小灰脸儿。五官端正,眉眼看上去智慧,还有几分善良,属于那种最终杀不了人,也下不了狠心的人。

无论在哪儿,你与他相逢,都会觉得亲切。但如果你是个清晰而聪明的女人,很快就会明白,与庆子一起走不了很远,不是他烦了,就是你倦了。

尽管这样,他还是与众不同。他最终不放过自己,所以,他威胁谁,谁都害怕。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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