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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石坚强接了上去，“有些人会选择主动跳进来，有些人是无意之中跳进来，有些人是被迫跳进来。我们只能跟他们说，哥们！哎呀你掉进来了。现在一起努力吧。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胡启蕴说，“霍洛斯人狭小的社区可能并未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此外，LISA这个事件又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如果简单按照霍洛斯人的方法，那么在LISA这个情况下，一旦我方没有现在这个认识，一旦对方没有认清事情的本质，在心里选择了拒绝，那最后的唯一出路就是洗脑、灭口。”
柯澜总结道，“说到底咱们就这个意思：不搞洗脑、不搞灭口。我们只挑选主动的，说服被动的。让他搞明白，背叛我们，等于背叛他自己。如果一切努力失败，我们也绝不作恶，我们用一切方法向全世界呼喊：LISA在这里。”
胡启蕴肯定了柯澜的说法，然后说，他已经明白以后具体该怎么做了，“催眠测试一定要做，LISA依然不能在清醒状态下让人知道，否则那会变成‘被迫的’。至于催眠，我们不按照霍洛斯人建议的那样做。我们不需要测试忠不忠诚，而是测柯澜刚才说过的那两个概念。第一是在催眠程序中加入一系列选择权，不是‘挖’出来，而是让他自己‘选’出来；另外，还要把‘跳进陷阱’这个概念也放进去，这个命题对于主动的、被动的、无意之中获知真相的人都可以帮助他们认清现实的本质。申屠，你看这能搞吗？”
“只要老爹帮我把你刚才说的一系列选择权告诉我，那就肯定能搞。我多试几个方案好了！”申屠这会儿非常开心，“哎！我跟你们说啊，现在我突然觉得老虎凳、辣椒水也不是那么可怕了！”
“那我来给你试试？”石坚强摆出架势。
“不要啊！救命啊……”
49。美国式官僚主义
陆洋是六月份抵达美国的，迄今已快三个月了。虽然他在中国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是挂了名的，但那会儿还没有国际刑警组织专用护照，能在188个成员国之间随便出入。来自华盛顿美国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的邀请函3月中旬发到省厅，按内部规定至少应该两名警察一起去的。本想带着小沈去，可没想到后来他受了重伤，签证拿到之后，却去不了了。
当时陆洋的工作位置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东海那边管不了他，厅里面似乎已经忘记了有这么一号人的存在，1·21专案组名存实亡，自从张迪逃走了以后，组里面的人后来都没集中在一起开过会。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于是决定索性一个人去美国，厅里还替他和小沈出了两份机票钱，这次官僚主义倒是帮了他一个忙，让他能在美国自由自在没人管。家里的事，有了贾静松，他这颗心终于是完全放下了。说起贾静松，光鉴定DNA那私活儿，就替他垫上了十三万五千多元，帮忙帮到这份上，一般朋友哪里做得到，那是没得说。不过他没搞明白贾静松现在在省安全厅是什么身份，有好几次，前一天还一起喝茶，第二天就去韩国走了个来回，似乎贾静松手上拿着自己的护照，这对于一般的安全局人员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事情也让陆洋对他的实际工作性质产生了好奇，更让他对沈梅案子的水落石出充满了期待。
后来回国之前广发美金维萨卡里面的透支额度快用完了，贾静松就让人往他的卡里面存进去五千美金。有这么个朋友，陆洋感到自己很幸运。
陆洋从纽约的纽瓦克机场入境，随后按照原先在传真中确认的行程，立即乘火车去了华盛顿国际刑警组织美国中心局，找到以前在美国进修时候认识的一个人。
此公几乎把这个中国朋友和几个月前联络的事情彻底遗忘了，听陆洋解释了一番，这才想起来对方是来调查1982年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失踪的案子，他喋喋不休地抱怨说，手上19小时82分钟之内失踪人员的案子就有两个。19小时82分钟？陆洋被逗乐了。最后对方还是很耐心地帮他打了几通电话，让他去国土安全部。他说自从2003年以后，美国移民局就归到那边，历史档案什么的都应该到那边去查。
陆洋本来指望那位老兄帮忙的，但看到他的确这么忙，又觉得在美国查点档案记录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干脆自己一个人搞到底算了。
单枪匹马跑去国土安全部，那边的人说移民局管这事的部门不在内布拉斯加大街的总部办公，他应该到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处（USCIS）驻哥伦比亚特区办事处（D。C。field－office）去查。于是又跑到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到了那边，人家说上门办事情先要预约，结果又等了三天。
三天后再去，接待他的官员说他要查询的内容应该可以在一个名叫“国家人员记录中心”（National－Personnel－Records－Center）的移民局部门查到。不幸的是，这个记录中心并非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个官员又告诉陆洋，可以通过FOIA（信息自由法令）请求移民局向他公开法律允许的记录，但一定要以书面形式寄信过去，地址是在密苏里州的首府圣路易斯，然后等待就可以了。
“要等多少时间？”陆洋问。
“也许几星期，也许几个月，耐心点吧。”那个官员回答，然后又拿出一张表格让他填。陆洋这回有点光火了，掉头就走，回到华盛顿找到国际刑警组织那个朋友，抱怨了一通，指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范例，你要是不帮我，回去后我会写一份报告。”
又过了两天，那位朋友终于抽出时间帮陆洋打听到了一些情况，他说，圣路易斯的那个“国家人员记录中心”的那个“当代最顶尖技术（state－of－the－art）”数据中心资料库目前正在“再设计”，还没有全部完成，关于1982年那段时间的出入境信息资料，要去纽约的“国家记录中心”（National－Records－Center）查，那里还有很大一部分纸质档案留存。他已经帮陆洋联系好了，只要去了那边，找到某个官员，说出他的名字就可以了。然后又不断地向陆洋说对不起，实在不能陪他一起去办事，自从911以后，他说这里的每个人都像卯足了弦的发条。
绕了一大圈，皮球又踢回了纽约。陆洋无奈地哀叹，官僚主义是人类的天性啊，只是在这里皮球的飞行速度快一点而已。
既然快不起来，索性就让自己也松弛点吧。他在华盛顿租了一辆车，沿着95号公路经由巴尔的摩、费城，往纽约开去。400公里不到的路程，只需3个多小时就能到，不过他却用了三天时间。在抵达新泽西的一个小地方考德威尔的时候，他被绿草如茵的起伏原野迷住了。他开车下了公路，在附近一个旅馆租了个房间。
那是个三十多间平房围成的一个口字形小旅店，一天的房价是55美金。他在这里无所事事地住了三天。宽敞的房间，厚实的实木家具，豪华舒适的大床和被子，和气礼貌的陌生人，清爽的空气，舒心的一日三餐，还有草坪、游泳池……他简直不想离开。
以前来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单独外出过，也从来没这种感觉，这三天让他彻底忘掉了尘世间的烦恼。他对自己的工作、一直以来的生活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厌倦，什么柯澜、什么施祖光、什么张迪、维拉·贝克，通通见鬼去吧！
在离开这个旅店的时候，他从后视镜中望着渐渐远去的招牌，突然想起了妻子沈梅。他揭开了自己心里面一个隐藏得很深的罪恶感：要是她真的永远不回来就好了。
在纽约把租的车还掉，又跑来跑去几乎忙乎了一个星期，最后终于在长岛43街一幢移民局办公楼地下档案室的一个纸箱里找到施祖光当初来美国留学和入境文件。对于案件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个人名：弗兰克·利伯曼——施祖光的出国留学经济担保人，家住佛罗里达的迈阿密。陪他找文件的办事员告诉他，剩下的事情可以找纽约市联邦调查局帮忙。
陆洋问，“去哪里？找哪个部门合适？”
那人摇头晃脑地笑着，“随便哪个，比如曼哈顿下城的那个。到了那里你就知道了。他们什么都要查一查，可喜欢了。”
陆洋依言来到了他从没去过但从影视中常常见到的那个FBI分部：位于曼哈顿百老汇大街边的那幢联邦广场大厦，一幢四十一层楼的火柴盒式的巨大建筑。很多联邦政府机构都在那里办公，包括现在归国土安全局管的美国移民局，每天一早办理移民事务的队伍就开始排起长龙。FBI只是在那里占据了一层：第23层。
进去后，对方一听是国际刑警组织介绍来调查失踪人口的中国警察，很客气地接待了他，然后对他说，你来错地方了，应该去纽瓦克市中心的那个FBI分局，在河对面。
那个折腾啊！希望不要再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了。FBI分局的一个小头目听了陆洋的抱怨，笑着直说抱歉，然后打了个电话给纽瓦克分局，又让手下叫进来一个姑娘。她有着修长的身材，身穿海蓝色T恤，牛仔裤。进来的时候，自然卷曲的棕红色头发随着她的脚步在两肩随意左右飘着，偶尔遮住脸颊和宽宽的额头，长睫毛下的浅蓝色眼睛透着聪明劲儿。她进了门，和里面的两位打招呼，“早上好，先生们。”
“凯丽，这位是陆先生，来自中国的刑事警察；陆，凯丽·哈维，FBI探员。”他介绍着他们俩认识，并告诉陆洋，“凯丽正好和你同路，你就和她一起去那边吧。说不定她能帮你。”
不一会儿，陆洋就乘着凯丽的车去纽瓦克分局。在路上，凯丽请教了陆洋的全名，并问他有没有英文名字。陆洋说他没有英文名字。
凯丽又问陆洋的中文名字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她想学中文，觉得中文的“字母”very酷，super酷。
她说还没找到最心仪的中文字，要是找到话，一定把它纹在身上。
陆洋说，“我的姓氏‘陆’是陆地的意思，我的名‘洋’，就是海洋的意思。”
“哇！”凯丽喊了一声，“你把一切都占了，你的名字比我的名字大得太多了。”
“是吗？你的名字怎么拼，‘大得太多’是什么意思？”
“K－y－l－i－e，凯丽。你知道，这是个爱尔兰名字，”她又指了指自己的头发，“还有红头发。在爱尔兰语中，凯丽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一小块地’。”
“哈哈！”有意思，陆洋又问，“凯丽，你一直在在FBI工作吗？”
“不，不。一年半而已。我干过的工作可多啦，都记不清楚了。比如我高中毕业在快餐店当过服务员，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加油站干过，在做了一阵子秘书后又去欧洲旅游了半年，和一个乐队一起开着一辆大巴，一边帮他们搞音乐会一边到处逛，后来我参加了克里的竞选顾问团，就是那个在对手的拳头还没有到达脸上就自己KO认输的约翰，约翰·克里，你听说过那人吗？”
“听说过，”陆洋点点头，约翰·克里在2004年总统竞选中惨败给小布什，提前认输出局，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政治不比美国人少。听凯丽的口气，大有一副壮志未酬的不甘，“那你怎么会想到去FBI工作，你喜欢吗？”
“还行，说实话，蛮喜欢的啦，可以到处走，遇到不同的人，跟竞选那会儿也差不了多少。克里失败后，我的同事们很多都去了国外，比如中美洲那些个小国家，干老行当。我想换换口味，找些不同的事情来做，所以就去FBI应征了。你呢？陆。你一直是一名警察吗？”
“是啊，我从学校出来就是一名警察。”陆洋一边回答，一边纳闷，和她一比，似乎这辈子不太精彩啊。
“你是从哪里学到的英语啊？说得真不错，像你这样的英语，在这里生活没问题。”
“是吗？我去华盛顿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培训过一年。”
“难怪。陆，你有没有想过哪天你会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应该不会。学校里教我的、我接受的培训，都是让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加致命的警察。”
50。重生的感觉
这丫头真能说，一路唧唧喳喳说个不停，不过陆洋喜欢。他自己平时话语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比如在审讯室，提问、然后倾听。在和朋友之间的相处中，有时候会觉得没什么话好说，这倒不是说他喜欢这样。有些人是话痨，有些人就不是。
所以凯丽一边开车一边一直和他扯东扯西的，让他感觉挺不错的。不像沈梅，两人在家除了女儿的事，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就算是说话，也是她在讲什么化妆品啊、衣服鞋子的款式、哪儿又可以打折啦等等。
到了纽瓦克分局，局长专门抽出时间听了陆洋对施祖光失踪案的报告，认为的确有调查的必要，他让凯丽与陆洋一起先去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调查那位弗兰克·利伯曼。
陆洋原本指望得到一位更具经验的FBI探员的配合，而不是像凯丽那样的菜鸟，她才刚刚入道，按她自己说的，还没经手过一个像样的案子呢！
估计分局长也是认为这个案子年代久远，又没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不太重视。既然她说在FBI的工作将只是她人生经历的一小部分，那么就让她给自己做个带路的吧。想到凯丽热情外向的性格在旅途中倒是个很好的伴儿，心中也就释然了。
到了迈阿密，去警局一番查询，有了凯丽的帮忙，事情就顺利多了。有时候陆洋进了某个警局，还在琢磨着如何开口、向谁打听比较好，她就马上随便拉个人开始问了。
查到弗兰克·利伯曼一家住在迈阿密郊区布劳沃德大沼泽地不远的市区边上，1946年随父母从德国漂洋过海到美国讨生活，后来经营工程承包，但收入一般。1981年为施祖光留学美国出过一份担保文件也在档案之中。当时他们一家四口，两个都是男孩。1982年2月6日，在一起私人飞机事故中，利伯曼夫妇和大儿子均失踪，留下幼子理查德·利伯曼，后者在2月中旬葬礼结束后离开美国去了阿根廷，带他走的是一名德国裔神父，已经去世多年了。
他们去了当时利伯曼夫妇租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