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你就随便挑一样，我照着执行就得。你意下如何？
这固然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提议，但出于对时空混乱的担忧，我只能忍痛拒绝。
第二百四十五章
在进一步阐述李斯当时所受的压力之前，有两个例子可供参照。
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在称帝之前，部下多次劝进，什么说辞都试过，刘秀却皆坚辞不受。后来耿纯劝道，“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刘秀一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才同意。
刘秀传说中的后人刘备，也是部下多次劝他称帝，皆推辞谦让。诸葛亮举出耿纯之例，道，“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耿纯之言耳。”刘备闻言，顿时醒悟，于是乖乖称帝。
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打江山的都想坐江山。不让坐江山，咱就一拍两散，另起炉灶，重新再打江山。刘秀和刘备，便是扛不住这种压力，也不敢冒这种风险。他俩要是不称帝，那部下们怎么办？只有称帝，部下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想要的封赏，在江山中分取一杯羹。
回到李斯当时。帝国刚刚统一，且不说皇子，单说那些打天下的功臣们，也无不想分得帝国的一杯羹。所以王绾分封的建议一出，立即满朝响应。皇子分封了，功臣焉能不封？
分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国中之国，令由己出，土地赋税皆归己有，子孙世袭，长享富贵。这样的美梦，一旦破灭，谁能不急？
按理说，李斯也是统一天下的大功臣，假如分封的话，绝对少不了他的份。要是他只看重个人私利的话，则当王绾提出分封之时，他完全可以附和，至少也可以保持沉默。那么，他将得到一块不小的封地，而且其爵位土地，可以由子孙世袭，何乐而不为呢？犯得着断了那么多功臣同事的念想，损人又不利己吗？而且得罪了那么多嗷嗷待封的皇子皇孙，何苦来哉！
因此，平心而论，李斯废封建，挺郡县，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高瞻远瞩。以嬴政的聪明睿智，终其一生，对李斯信任有加，也正说明他认可了李斯先公后私的政治忠诚。
后人不深察，总喜欢视李斯为贪恋富贵之徒，以为他一生都在追求作一只仓鼠，可谓大谬也。驽蹇之窥天骥，老鸱之吓鹓鶵，又复可笑也。
第二百四十六章
议帝号、废谥法、从水德、立郡县等等政策，是在统一之后才提上日程的。而以下政策，早在统一之前便已酝酿成熟，只等统一即成事实，立即付诸实施。
这些政策有着相同的关键词：统一。
首先，统一度量衡，帝国上下采用统一的计量标准。为此，中央政府向各郡县颁发统一制作的标准量器，并在上面刻上皇帝的诏书全文。同时，在法律上也加以规定，凡是度量不准，比如短斤少两，或者大斗进、小斗出的，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以确保此一政策之执行。
其次，统一货币。“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货币铸造权则全部收归国家掌控，严禁私人铸钱。国家铸造之钱，即便质量不佳，或者磨损过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
其三，统一车辆轨距，即车同轨。成语闭门造车，比喻只凭主观办事，不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结果造出来的车，根本就不适合在路上跑。车既然造出来了，怎么就不能在路上跑呢？要理解这一点，对现代人可能有一点难度。但在古时候，并没有混凝土浇注的公路，连柏油马路也没有，大部分都是土路，而那时的车，又没有配置轮胎，对道路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在某些路段，由于土质松软，风雨侵蚀，加上马车的来回奔驰，路上就会出现两条深深的印辙，轨距宽度不符合的车辆，很难在这样的路上行驶。车同轨之后，对驾驶员自然是好消息，对造车者来说，同样也是好消息，从此可以闭门放心造车，出门自然合辙了。
其四，统一文字。春秋战国以来，各国文字渐渐分离，同字不同意，同意不同字的情形多有存在。统一之后，政令文书不便，于是由李斯牵头，以大篆为基础，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李斯作《仓颉篇》七章，赵高作《爱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作为官定的标准字书，颁布于世，一面供教授学童，一面供民众检阅。中国能够长久统一，而不是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小国，秦之统一文字，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参照欧洲可知，如果任由各国的文字自行演化下去，今日之中国，又将是怎样的一幅面貌。
此后，又分别有销兵和建设新咸阳两事。
战国两百余年，苦于兵革。思想界如墨家，便力倡兼爱非攻之说，makelove，notwar。至于民间，也是厌兵已久。于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置廷宫中，示天下以永不再战。此金人十二，汉朝犹在，后董卓财迷，毁坏其十，用以铸钱，幸存的两个，也在两晋时被苻坚销毁。惜哉，使十二金人能得存一，斯芬克斯像、维纳斯像又岂能在雕塑史上专美？
咸阳既已成为天下之都城，自当有首善之都的格局和气宇，以集天下视听，感召民众。早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每破一国，便参照该国的宫室设计，在咸阳北阪上予以原样复制。等到统一之后，咸阳自雍门以东至泾、渭，东西八百里，已是离宫别馆相望属，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又将所得诸侯美人锺鼓，充入之。
再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此所谓强干弱枝之计也。此类豪富，雄霸一方，深得民望，皆是统一大敌，帝国的不安定因素。将他们迁离故居，则其势力自消，置于咸阳，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底下，监控起来，自然也就不足为患。而在昔日六国的疆域之内，豪富即去，地方势力不复存，郡县制也就能够得到顺利推行。
嬴政二十六年，天下大事，大致如上。
第二百四十七章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嬴政三十四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自统一天下迄今，已过了八年，庞大的秦帝国，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稳定而高速地运转着，一刻也不曾停息。
先有道路之建设。
今人口号云：要想富，先修路。嬴政之修路，却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而是首在军事用途，以利于帝国的长远统治。
清朝末年，李鸿章出使欧洲，问军事于德国首相俾斯麦。俾斯麦云：练兵有一事须知，一国的军队不必分驻，宜驻中权，扼要地，无论何时何地，有需兵力，闻令即行。但行军的道路，当首先筹及。
俾斯麦此种军事思想，中国早在秦朝之时，便已产生并予以实践。
秦修驰道，共为两条，皆从咸阳出发，一路东穷燕齐，另一路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又修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巉山堙谷，长千八百里。
有了驰道和直道，帝国便不必四方驻兵，而是放心将军队主力集结在秦国本部，进而遥控全中国局势。地方上一有叛乱，中央军便可以借助驰道和直道，迅速赶到现场，及时平定。而在平时，地方上只需备少量兵卒，维持日常治安即可。
当然，帝国在修路的同时，也不忘修路障。将燕赵北界长城，与秦国旧有的西北长城对接连通，大加修葺，成就了著名的“万里长城”，以阻止北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
再有疆土之继续开拓。
在北边，蒙恬率三十万大军，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匈奴不堪秦军之威锋，退却七百余里，以求自保。从此，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在南方，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征伐百越，所向无敌，尽定其地，分别置为桂林三郡。
作为帝国皇帝的嬴政，在这八年里，遭遇了两次暗杀。分别是：二十九年，嬴政东游到阳武博浪沙，张良与力士持重一百二十斤的铁椎，自高处狙击嬴政车队，误中副车。三十一年，嬴政微服夜游咸阳，路途碰上盗贼，幸好随身武士神勇，血战杀贼，这才得以脱身。
当然，这两则小插曲，并不足以削弱嬴政对巡游天下的热衷。八年间，嬴政四次巡游，立碑称功。封禅泰山，刻石颂德。
在我看来，嬴政的一生，只作了两件事情：一是证明自己为人间的神，二是让自己成为天上的神。前者对他来说，业已成为现实。他的命令，无不立即执行。他的意志，无人可以阻挡。至于后者，则嬴政一直在努力当中。
燕齐之地，盛产方士，多倡成仙之术，与嬴政一拍即合。方士们自然高兴，在这世上，哪里还能找到比嬴政荷包更鼓的赞助人？嬴政也同样高兴，将成仙之事拜托给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放心。
嬴政对待这些方士，可以说比对自己的宠姬还要好。只要方士开口，就全有了。于是先后发起三次求仙之旅。一是在二十九年，遣齐人徐市与童男女数千人，驾船入海，寻找传说中的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二是在三十二年，使燕人卢生访求古代仙人羡门、高誓；同一年，又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
当一个人有了世外之想后，便会开始脱离群众。嬴政渴望成仙不死，难免会对处理具体国事带来不利影响，也让李斯等一干重臣隐隐担忧。可是这事又劝谏不得。一则，财物对嬴政来说，重量约等于零。就算真受了方士之骗，这点损失，也实在是不足挂齿。二则，对于神仙，嬴政虽然并不以为其必有，但李斯等人作为臣下，却也不敢言其必无。“人皆有死，即便你是皇帝，却也不能例外。”这样的话，他们是没有胆量直告嬴政的。
由此，也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地球即将毁灭，留在地球上的人类也将随之灭亡。只有一艘飞船，可以逃脱到外层空间，躲过此劫。假设该飞船可载一万人，好吧，放宽点，就算能载一百万人，试问，你能拿到一张船票吗？你会在那飞船之上吗？
第二百四十八章
这一年的李斯，已是六十四岁的老翁。遥想三十四年前，他初到咸阳，在逆旅的屋顶上向自己郑重许下誓言：出仕不为丞相，此生虚度。如今，他兑现了自己的誓言，就在这一年，他终于抵达仕途之巅，成为大秦帝国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丞相，成为除嬴政之外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此时的帝国中央政府，权力主要由以下几个政治集团瓜分。
最大的份额，当然是由功臣集团及其子弟所占据。功臣集团的核心，则是三大家族——李氏、蒙氏、王氏。
先看李氏家族。李斯位居丞相，自不必多说。其长子李由，现为三川郡守。三川郡，治荥阳，领洛阳、开封等县，为咸阳之门户，郡守之地位自是非同小可。其余诸子则皆娶秦公主，诸女则悉嫁秦诸公子，是名符其实的秦国政坛第一家族。
蒙氏家族的火炬，业已传到了少壮派的蒙氏兄弟手上。蒙恬手握重兵，坐镇北方。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
王氏家族，以军功见重，父子皆封列侯，王翦为武城侯，王贲为通武侯。
第二个政治集团，则是嬴政身边的近臣，以中车府令赵高为代表。
再有六国降臣集团。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秦对待六国降臣以拉拢为主，但在拉拢之余，却又保有戒心，不使其介入要害部门。
在降臣集团中，博士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秦统一之后，效仿当年齐国的稷下学宫，在中央设立了博士制度，博士之定额，也正好与当年的稷下先生相同，计七十人。这七十人中，大体以六国学者为主，其职责为“掌通古今，教习弟子，国有疑事，常承问对”。
通过创立博士制度，帝国有效地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学科的精英。对这些精英知识分子，嬴政也是倚重有加。博士食禄虽仅四百石，而且也无实权，但却可以和丞相分庭抗礼，一同议政议礼。在国家大事上，博士的发言权不容小觑。
其他方面，随着郡县制的推行，宗室集团的势力已经式微。而在日后中国历史上祸害不断的后宫妇人及外戚集团，则在嬴政的强力之下，被有效地杜绝在权力体系之外。
在这些集团之间，以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在权力的围城中，里面的功臣不肯出来，外面的降臣却又想冲进去。在帝国的融合过程中，谁都知道，这样的矛盾不可能自动消除，只能通过激烈的冲突得到最终的解决。
且说这一日，李由回咸阳探亲，李斯摆酒，为儿子接风。如果放在寻常人家，也就是父子在一起安耽地吃上一餐饭，静享天伦之乐可以。然而，李斯的地位摆在那里，他注定不能得到这种平静。朝中上下，文武百官，闻讯无不前来祝贺，门庭车骑，数以千计。一场普通的家宴，硬是演变成了政坛上的一桩盛事。
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言谈有权贵，举目尽高朋。筵席之上，李斯兴致极佳，不觉大醉，酒后真情流露，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他自知已到达人生的顶峰，取得成就的极致，来日漫漫，其吉凶止泊将在何处？于是喟然而叹，道：“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吾本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将归处也！”
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更何况李斯乃是今日筵席的主人，忽作此悲凉之语，众人莫不失色，不敢接话，惟有善祷善祝而已。
常言道，知足常乐。细究之下，这话却未必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