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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说：“我又没叫你不看，我做我的事，你看你的书，别理我就是了。”说着，仍然在那里“上下其手”。杨红被他摸得气喘吁吁，看不下去，就丢了书，闭上眼。
周宁就把书捡回来，塞到杨红手里，极恳切地劝她：“接着看，接着看，看书要专心致志，心无二用，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杨红喘着气，骂他：“你这样捣乱，我还怎么专心致志？”这正是周宁要的效果。周宁暗自笑着，手更不老实，等杨红忍不住来求他。
杨红问他：“为什么书里电视里的男人就那么缠绵多情，现实生活里的男人就光想着这事呢？”
周宁一听这话，又看见杨红闭着眼，仿佛灵魂出窍的样子，就觉得自己身上硬的东西软了，软的东西都僵硬了，便收了手，平躺在床上，眼望着天花板，恨恨地说：“你们女人一看书就看得走火入魔，不知道又把我当作了哪个云轩、飞鹏之类的小白脸了。扫黄真应该首先把琼瑶什么的给扫了。这些年，我们男人不知道帮她书里的小白脸做了多少床上功夫。男人真可怜，要跟这些无孔不入的情敌斗，不知什么时候就戴了文学绿帽子。”
杨红认真地说：“我是问你正经话，为什么现实生活里的男人就不像书里的男人那样缠绵多情呢？”
周宁懒洋洋地说：“那还不简单？因为电视里的小白脸都是下半身不顶用的嘛，只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上半身来。你看他们那种娘娘腔，就知道他们是阳痿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见花就谢。说不定下了银幕就沿街找那些电线杆子上贴的专治阳痿的广告看呢。”
“你一说就说下流了。像《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能文能武，他也是下半身不行？”
周宁说：“我不晓得什么白瑞德，黑瑞德，反正生活里是没有那样缠绵的男人的，所以作家才写在书里哄你们这些傻女人，赚你们的眼泪。”
杨红特别喜欢《乱世佳人》里的白瑞德，情那么坚，心那么细，郝思嘉爱的是卫希礼，他还是那么痴痴地爱着郝思嘉。郝思嘉夜晚做噩梦惊醒，他会在那里慢慢开解。这么好的男人，就只能是作家编出来的？
杨红固执地说：“可是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呀，如果生活里面没有，书里怎么会有呢？”
周宁打个哈欠，说：“谁知道，可能是来源于生活的反面吧。我认识几个H大作家班的人，多半是丑得没人要，闲得无聊，在那里神编乱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千人追、万人爱的主角，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不写这些东西打发时间，还能干什么？
2
杨红听周宁提起H大作家班的事，追根究底的毛病又犯了，就跑到校图书馆翻看以前的校报、省报，终于在一张省报上找到了H大某届作家班的报道。
H大办的作家班，只收颇有名气的作家，让他们装模作样地修几门课，就发个大学文凭。H大办班的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主要是利用作家的名气和笔杆，为学校打开知名度。
作家都是清高的，不会为个文凭折腰。男作家报名读作家班的，动机都比较高雅，主要是挖掘素材和灵感，顺便也挖掘一下H大的女生们。男作家看到H大女生都黄口黄面的，就把骑士风度发扬光大，义不容辞地要为性无知的女本科生启蒙，为性饥渴的女研究生效劳。女作家来H大作家班的动机比较单纯，主要是接触一下男作家，如果不幸碰上几个为她们坠入情网的男本科生男研究生什么的，也只好舍命陪君子。
杨红看过其中几位作家的作品，都是些唯美纯情的，故事缠绵悱恻，文字清丽动人。男主角都是德才兼备，多情如白马王子。女主角更不得了，那份美丽，恨不得让女主角自毁容貌，以平民愤。
但杨红一看作家们的近照就大失所望。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摄影师没有使出黔驴之技，在杨红看来，大部分作家都是其貌不扬，对有的人，用这个词还有词不达意、隔靴搔痒的感觉。如果不是出于对作家的尊敬，杨红差不多要说有几个是形象猥琐。看着那些照片，杨红心里就想，是不是H大招生简章上对外貌有这么一条要求，而自己没看见啊？
看了这些作家的近照，就把杨红看得泄气了。怪只怪有些作家爱以第一人称创作，在那里一路“我”、“我”的，杨红就以为那都是他们自身的故事。即使不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也只怪他们写得太逼真，让杨红认为作家还是在写他们自己，只不过为了达到无处不在的观察效果，把“我”换成了一个名字。这样一想，杨红就觉得周宁说的有些道理，美好的爱情都是作家编出来的，而且是由其貌不扬的作家编出来的，源于生活的反面，正因为人间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作家才异想天开地编出来——与其说是赚女人眼泪，不如说是赚出版社稿费。
受了这个致命的打击，杨红对看小说也失去了兴趣，注意力又转到现实生活中来，并开始向文学的反面——哲学方面发展，由具体走向抽象，由个性走向共性。
想到自己的生活，杨红就很哲学地想，恩怨或许真能忘却，真情也许仍然存在，但一个人的个性却是很难改变的，或者说人的共性是很难改变的。也许女人生来就是“情诗”，而男人生来就是“淫诗”。虽然男女都觉得自己在爱，但因为对爱的理解不同，女人很难感觉到男人的爱，总觉得他们不爱，或是爱得不够。而男人总觉得女人的眼睛有毛病，明摆在那里的爱，她们却看不见，在那里无事生非，要证据，要表达，等到男人兴致勃勃地来表达了，她们又说那不是她们期待的表达。
不知不觉的，杨红就把自己上升到一个哲学家的高度了，看问题的时候，就很能抽象一下了，不光看到男人的个性，也看到男人的共性，感觉已不再是“周宁是首淫诗”，而是“男人都是淫诗”。
站在一个哲学家的高度，就像飘飞在半空中一样，有点居高临下看世界的味道。杨红现在就能心平气和地看到：地上有个杨红，正在为丈夫不跟她如胶似漆生气，不过，你看看你的周围，很多女人都在为她们的丈夫不跟她们如胶似漆生气呢。男人就是这样的啦，他们不是不爱女人，只是他们的爱是阵发性的、间歇性的、局部性的、具体的、粗犷的、如火如荼的、上来得快也下去得快的、有时候甚至是自私的。改造他们是不容易的，生他们的气是于事无补的，为他们难受是要伤自己的身体的，跟他们离婚是很麻烦的，再找一个是不能保证一蟹好过一蟹的……
据说男人生来就是哲学家，他们看女人，往往可以从一个抽象的高度看到一些共性，所以他们会说“天涯何处无芳草”。芳草是什么？就是女人，不是张家的大小姐，也不是李家的二闺女，只是女人的代名词。只要是女人，他们就有可能去爱，去娶，去性。得不到这个女人，还有那个女人可以代替。善于看到女人共性的男人即便是说自己的妻子或女朋友，也喜欢以一些泛指的词开头：“你们女人哪……”、“女人嘛……”
而女人呢？据说就比较容易把注意力局限在具体的男人身上。爱上了张家的老大，就只能嫁张家的老大，换成李家的老二就觉得日子没法过。虽然李家更富有，但因为他不是张家的老大，跟他就觉得被玷污了、被玩弄了、被糟蹋了、被污辱了、被蹂躏了。如果是张家的老大呢，就“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女人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把他具体化，等结了婚，差不多就把那个男人据为己有了，像毛姐一样，开口就是：“我们家老丁哪……”、“我那个死鬼老丁呢……”
女人要达到哲学家的高度，需要经历好些个具体的男人，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女人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可以推断出她已经遇到过好些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了，不然她舍不得用这个“都”字。当然有些书呆子女人，看多了书，从书本中看出这一点，或者一些谈虎色变的女人，被吓破了胆，从他人经历中看出这一点，不在此列。
杨红现在突然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男人和女人，主要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想给自己吃一帖安慰剂。既然普天之下的男人都是这样的，那么自己也就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运气不好、嫁了“淫诗”的女人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要求大家要经常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的原因，也许这也是为什么雷锋同志在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的原因。
老早就有人说过，中国人不患贫，只患不均。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别人都不穷，只有自己一个人穷。苦不可怕，只要大家都在受苦，我的苦就不算什么了，就可以欣慰地说：“人生就是一场苦难”。既然人生就是一场苦难，那还等什么？还不赶快去苦？不苦就不算经过了人生。
哲学家杨红很快就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一些例子，看看自己这栋楼的夫妻，虽不是新婚，但也都结婚不久，也没见谁成天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多半都是自己忙自己的，有一些也跟周宁一样，忙着打牌下棋，还有一些经常吵吵闹闹。大打出手的也不罕见。
杨红开始还怕别人看见周宁不在家陪她要议论，总把门关着，后来发现对这一点反而没人过问。杨红向毛姐抱怨周宁爱打牌下棋时，毛姐还说：“暑假里，无事干嘛。你叫他干什么呢？”
想到这些，杨红只好叹口气，在心里说：男人都是“淫诗”。既然是“诗”，就多少有点诗意，不是全然没有情，但他们的情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既然是“淫”诗，转来转去就脱不了那个性字，主题结构，平仄韵律，修辞造句，花言巧语，都是围绕一个性在转。
情诗一般的女人遇到淫诗一般的男人，都会有一段时间无法理解，都要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擦亮眼睛。等到她们认识到男人都是淫诗的时候，她们就觉醒了。觉醒之后，有的就反叛了，有的就堕落了，有的就绝望了，有的就认命了。反叛的女人就变得痛恨男人，处处跟男人作对，用自己的姿色作武器，惩罚那些淫诗般的男人；堕落的女人就蜕变成一首淫诗，只认性，只认钱，以性换钱，以钱换性；绝望的女人就看破红尘，或超脱人世，或封闭自我，既不要淫，也不要诗；认命的女人就变得明察秋毫，大智若愚，随遇而安，处变不惊，该淫的时候淫，该诗的时候诗。
杨红知道自己不敢反叛，不甘堕落，不想绝望，所以只有认命。
不过高度概括都是有高度风险的，你一用这个“都”字，就不可避免地会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就肯定会有人跳起来喊冤，说：“我就不是那样的！”杨红刚刚对男人作了一个概括，说他们都是“淫诗”，就马上感到了自己的偏激，因为她突然发现了一个情诗般的男人。
3
这个人就是住在杨红右隔壁的陈智。因为三十多了还没女朋友，是个大龄青年，被人唤做陈大龄，原名陈智反而被人忘了。陈大龄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现在是H大数学系的副教授，因为没结婚，所以不能住家属区，只能挤在青年教师宿舍里。但因为他工龄长，职称高，所以又享受特殊照顾，可以不必跟人合住，自己一个人住了一个单间。
陈大龄人生得高高大大，象棋下得好，提琴拉得好，为人也很热心，无论谁家搬家、买电器，都会拉他去帮忙。七楼的女人都叫他“七楼的苦力”，因为七楼的女人都爱拉他当差。七楼女人的丈夫们，不是工作忙，就是打牌忙，而陈大龄一般都在家，随叫随到，所以女人们拧个被子，提个水，牵个电线什么的，都爱找陈大龄帮忙。
外人想不出陈大龄为什么至今没有对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那方面不正常。杨红现在已经是过来人了，因为见识过男人了，所以也觉得陈大龄那方面可能不正常，不然怎么可以熬到三十多岁还不结婚？
杨红对这个陈大龄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刚搬来不久，一天清晨，杨红还没睁眼，就听见有人在拉一首什么曲子。那个曲子正配她当时的心情，如果是一首进行曲，她恐怕只能跳起来做早操。但那支曲子，很优美，有点哀伤，淡淡的，不像“江河水”那样哀伤到她要哭出声来。
杨红没学过什么乐器，也不懂音乐，但她喜欢边听曲子，边加入自己的幻想。她不管原作者写曲子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她只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当是为自己写的，想在脑子里幻画出一幅什么图就幻画出一幅什么图。那天她在心中幻画出的是一处林中空地，地上绿草青青，不知名的小花，五颜六色，点缀其中。林中彩蝶翩跹，一缕缕阳光从树缝里透进来，形成一支支光柱。不知为什么，这幅美丽的图画总是罩着一点愁云惨雾，很淡，但驱之不去。
正当她静心聆听的时候，就听有人敲了敲隔壁的门，睡意蒙胧地说：“大龄啊，还才八点呢，放假，都在睡觉。”
杨红听见琴声戛然而止，一个男人应道：“对不起。”。
后来隔壁的陈大龄就改为晚上拉琴。杨红被周宁撂在家里的时候，就爱把电视的声音关了，一边织毛衣，一边静静地听他拉琴，心中随音乐在那里幻画出种种美丽的场景，把自己置身其中，就能暂时忘了生活中的烦恼。
周宁刚搬进来时还找陈大龄下过一回棋，去陈大龄家没多久就跑了回来，说：“这个陈大龄不是人。”
杨红吓了一跳，问：“怎么啦？”
周宁说：“他的棋简直是下神了，说不定是柳大华的徒弟，连闭目棋都会下。我不是他的对手，难怪别人都不跟他下。”
杨红问他：“为什么你不愿跟一个下得好的人下呢？不是可以进步得更快吗？”
周宁哼一声：“谁下棋是为了求进步？不都是为了娱乐么？找个明知下不过的人下，不是像追求一个追不到手的女人一样吗？白费力，还丢脸。”
杨红饶有兴趣地问：“那你追我是因为你觉得追得到手啰？我那时可是学习尖子呢。”
周宁搔搔头，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