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根本没有安排她独立做什么研究，只是让她在四个博士生中随便挑一个，看对哪个的研究项目感兴趣，就跟他或她一起干。杨红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只能是帮忙做做实验了，就算日后写出文章，自己的名字也只能排在三名之外。
第二个计划是把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提高一下，结果发现那四个博士生全都是中国人。杨红跟他们讨论他们的课题的时候，发现他们都不肯说英语，从头到尾都是用中文跟她谈。杨红说我们可不可以用英语？几个博士生都说，那多别扭呀！
四个博士生中，除了一个是杨红学生的学生，其他三个都来自比H大有名的学校。四个人似乎都没把杨红当回事。杨红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那几个就说：“噢，在H大读的在职博士。”那含义杨红也懂，意思是H大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学校，她的博士又是在职读的，所以不算什么。虽然杨红的导师很认真，她又是他第一个博士生，逼着她整整读了七年，论文也发了不少，但有了“国内，H大，在职”这三点，别人就不把她当回事了。
杨红觉得自己的一腔热情都化成了水，这样不受重视，不知道这半年怎么熬过，回到家就很闷闷不乐。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海燕见杨红躲在卧室里不出来吃饭，就打趣说：“怎么，情场失意啦？”
杨红打起精神说：“哪有什么情场，是系里的事。系里的人都很瞧不起我。觉得挺没意思的，不想待在这里了。”杨红把今天跟卡森教授和几个博士生谈话的事跟海燕学说了一下。说到别人不把国内的在职博士当回事，竟有点伤感，仿佛就要落泪一样。
“也许别人没那个意思，别为这种事烦恼了。你没听说海外是藏龙卧虎之地？连每星期三来这楼下卖菜的老妈以前都是北航的老师呢，不然怎么说出了国才知道自己学校不好呢？”
杨红听了这话，有点吃惊，情不自禁地说：“我口语老师也是这么说的。真的，我想起来了，今天在外国学生学者管理办公室一扇门上还看到这样一句话：循规蹈矩的女性很少创造历史。记得口语班结束时，口语老师给每个人送了一张卡，我的那张上面，是他亲笔写的，就是这句。他见过这句话，说明他在这个学校读过书。你认识一个叫彼得朱的人吗？”
“这句话我知道，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劳蕾尔。撒切尔。乌尔里克说过的，她挺有名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
那就是说朱彼得不一定是从这里看到的了，杨红有点失望，不过仍问道：“这话好像不对呢，居里夫人不是创造历史了吗？居里夫人不算好女人？”
“循规蹈矩可能只是说符合旧传统观念的女人，也许居里夫人也是不符合旧传统观念的女人呢，她不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却去做科学家，在某些人眼里，也不算循规蹈矩吧。你的口语老师送这句话给你，大概是觉得你太循规蹈矩、太怕与众不同，希望你不要拘泥于旧传统，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你口语老师很关心你呢，可能看你活得很累，想搭救你吧。”
杨红不好意思地笑笑：“我还以为他在讽刺我呢，要么说我不是好女人，要么说我干不出什么事业来。”
“不要老是把人往坏处想嘛，其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也许不是个个都能为了他人利益牺牲自己利益，但至少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真正想恶意伤害他人的毕竟是少数。像你的老板卡森教授，也许他并不是瞧不起你，只不过觉得半年时间太短，而他又只付你三千美元，不好意思让你干太多活呢。你想，他瞧不起你，就干脆不邀请你，有什么必要辛辛苦苦地邀请你到这里来，再来瞧不起你？”
杨红想想，也觉得有道理：“你说得也是，卡森教授还提议说可以给周宁也发个邀请信，让他跟我一起来，是我们怕两人同时签不到证才没答应。他说等周宁和儿子办来了，就开车带我们出去旅游。”
“所以说，不要老把人往坏处想。动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可以把它往好处想，也可以把它往坏处想。即便别人动机是好的，你认为是坏的，也就没法欣赏那一份好的用心了。你可能习惯于把人往坏处想，一方面是怕上当，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自己太不自信，心想，我何能何德？值得别人对我这样好？肯定是别有用心啰。像你的口语老师，写那句话给你，可能是一片好心，希望你成为居里夫人吧。”
“我哪做得了居里夫人，你才是做居里夫人的料，听牛小明说，你一生很坎坷，可能你有居里夫人的才气，没有居里夫人的运气。”
海燕笑起来：“哈，我不是居里夫人，是老李夫人，也不错嘛。其实坎坷不坎坷，就看你怎样看了，你走惯了平路，走段山路就觉得坎坷，如果你一直走着山路，也就不觉得了。是不是我走路有点瘸，让牛小明觉得道路坎坷了？”
“你又开玩笑了，不过你经历了这么多坎坷，怎么可以这样开心呢？”
“那你要我天天哭不成？”海燕说，“可能是因为我很能推卸责任。听人说，生活中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命运悲剧，也就是命运造成的，社会造成的，个人无法改变的；另一种是性格悲剧，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造成的。有的人能比较好地承受前一种悲剧，有的人能比较好地承受后一种悲剧。我可能是不太在乎前一种悲剧的人，因为我总能安慰自己，命运对我不公嘛，我有什么办法？“文化大革命”十年，我不能正正规规地上学，那怪我吗？所以我就像谌容说的那样，减去十年，一下就年轻了十岁。”
杨红说：“我也希望我能够这么乐观。”《｜ＷrsＨu。ＣoＭ》
“你本来就没什么值得悲观的嘛，读了博士，当了书记，生了儿子，买了房子，还有汽车，可说是要啥有啥。用不着为了别人的看法瞧不起自己。看得出来，你是个争强好胜的人，老想做第一，在你那个圈子里，你也可能的确是第一。但是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做第一，因为人总是不断地想进入一个更高的圈子，更大的圈子，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再是第一。承认自己不如别人，是件很痛苦的事，但是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这个事实，那就是你不可能永远是成功者，你不可能永远是第一名。那时候，就要阿Q一下，自己安慰自己，不然怎么活下去？”
“有时也这样安慰自己，但又怕放弃了努力，结果一事无成。”
海燕点点头，说：“你说得对，不努力吧，又怕一经努力就是可以成功的；努力奋斗吧，又怕能力有限，所做的努力到头来都是白费。格言说，凡事都有个度，过度或者不及都不好。当然格言就是这样，说了跟没说一样，因为并没告诉我们，这个度究竟是多少。实际上，度是因人而异的，一个人的一生就是在摸索这个度，什么时候该努力争取，什么时候该含笑放弃，什么时候该改变现状，什么时候该安于现状。虽然前人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了他们的度放在那里，但后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别人的度不一定适合自己，每个人都得自己去摸索。过早放弃，就错失良机；过晚放弃，有可能害人害己。只能是做最坏的思想准备，向最好的方向努力了。”
“朱老师在班上也老这么说，那时候有人担心签不到证或者没学校录取，他就总是说这句话：做最坏的思想准备，向最好的方向努力。”
海燕说：“到底是你们朱老师引用我，还是我引用他？”见杨红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便笑起来，“跟你开玩笑呢，大家都在引用名言。”
4
杨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练英语口语的对象，那就是海燕的女儿安吉拉，小姑娘十四岁了，上八年级，小学一年级时来的美国。虽然海燕在家里坚持跟她说普通话，安吉拉也听得懂，但不肯说，多半是说英语。杨红觉得小孩子的英语特别好听，特别纯正，所以总是找机会跟安吉拉说英语。安吉拉也当仁不让地做她的老师，一口一个“姐们”地纠正她的英语：“姐们，是‘见到你很高兴’，不是‘见到你很虱子’。”
最有意思的是每当牛小明打电话来的时候，安吉拉接了，就会叫一声：“姐们，你男朋友给你打电话。”
杨红听了，忍不住笑，说：“他不是我的男朋友。”
安吉拉辩解说：“我说的是男性的朋友，他不是男的吗？他不是你的朋友吗？我又没说你们在约会。”
杨红私下里问海燕：“十四岁的小孩就懂这么多？”
“这算什么？她班上很多人都开始约会了。现在的小孩，什么都知道，比我们那时候厉害多了。我二十多岁了还不懂为什么书上说使用避孕套时，要趁男人的那玩意儿还没完全软缩之前就拔出，以免避孕套遗留在女方体内，心想，那不是套在男人身上的吗？怎么会掉在女人体内呢？结婚后说给我丈夫听，他死都不信，说不可能吧，这么无知？但我的确就是那么无知，从小就听我妈念叨，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但究竟什么是失足，她却没说，搞得我草木皆兵，以为被男人碰一下就是失足了。安吉拉她们就不同了，上七年级的时候，老师就在课堂上教她们怎么避孕了，事前避孕药，事后避孕药，女用避孕工具，男用避孕工具，什么都讲，还给每个人发了根香蕉，再发一个避孕套，大家学着怎么套套子。她从学校回来，还给我普及性安全的知识呢。”
杨红听得面红耳赤：“有这种事？”
“不过老师会在事前发个通知给家长，让家长决定自己的孩子参加不参加这种课。有的华人家长不让孩子上这种课，我是让安吉拉上的。现在小孩子发育早，成熟早，也很开放，早点进行性教育也有好处。这些事，说穿了也没什么，越捂着藏着，小孩子越想知道。别的小孩知道，你的小孩不知道，反而坏事。”
“那你担心不担心安吉拉？”
“担心当然担心，就看担心什么了。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安全性关系，不要弄得怀孕或者染上性病或者碰上坏人。安吉拉学校里专门开过这种课，教了一些保护自己、防止性病、反对吸毒的知识，我也经常跟她探讨这些事。这里对是不是处女处男的倒不怎么计较，一个人如果上大学了，还是处女处男，反而被人笑话，觉得你肯定是没吸引力。”
“那也太过分了吧？”
“同伴压力嘛，特别是十多岁的孩子，听说别人都有约会，都不是处女了，自己也慌了。有不少人也的确不喜欢约会处女处男，说我要的是享受性，不是当老师，教你怎么做爱。我有个老师，讲她二十五岁时还是处女，非常自卑，晚上经常对室友撒谎，说我今晚有约会，夜里不回来了，然后就在图书馆待一晚上，第二天回来装出非常疲乏的样子，编造一些昨晚的艳事，讲给室友听。后来她遇到一个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四十多岁了，两个人从做语言同伴开始，最后坠入情网，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我这位老师生怕对方看出她是处女，磨磨蹭蹭地不肯就范，一会儿说饿了，叫男朋友去买饼干，一会儿又说太干燥，叫男朋友去买润滑剂，等那男人把什么都弄来了，两人终于做了，男的才发现她竟是处女，喜极而泣，而我那老师还以为男人在嫌弃她，解释了又解释。”
“真不敢相信有这种事。”杨红想，这世界真是颠颠倒倒，自己那会儿生怕别人不把自己当处女，可这里又生怕别人把自己当处女。说来说去，那块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怎么看待它。当别人都在以尽早失去童贞为荣的时候，你不失去，也成了坏事。不过想办法失去好像比想办法保持简单一些，不是说骑自行车都可以弄破的吗？
杨红感叹地说：“可是国内好像还是很在乎女人是不是处女呢。我带的一个女研究生，因为男朋友发现她不是处女，要分手，弄得她精神崩溃休学一年。她讲起来也是很无奈，说跟以前的男朋友谈恋爱时，不几天男朋友就要求发生这种关系，她不肯，男朋友说她不爱他，没想过永远跟他在一起。我那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爱，就同男朋友发生了这种关系。后来两人吹了，因为男朋友觉得她太随便了，既然能跟自己发生关系，那也能跟别的男人发生关系。”
“国内可能有点搞夹生了，很多人已经不再把这当回事了，但有些男人还在计较，有点半殖民主义半封建主义的，把自己放开了，对女的却放不开；对别人的女朋友放开了，对自己的女朋友却放不开。双重标准，一膜两制，搞得女人很难做。其实你那个学生不必为这一两个男人伤心，如果爱情不能超越那一块膜，也算不上爱情了。那样的男人，不要更好，早丢开早省心，相信世界上不仅仅是这一种男人。”
杨红很愿意跟海燕聊天，因为跟她聊聊，心里很多包袱就不知不觉地放下了。但海燕总是很忙，除了修课，还要教本科生的课，所以没有多少时间跟杨红聊天。两个人虽然住一个屋，但真正见面的时间主要是做饭吃饭的时候。海燕没课的时候，就钻到自己卧室里，说是“做床上功夫”去了，因为她爱躺在床上看书，即使用电脑也是坐在床上，把手提电脑搁在腿上。杨红有点担心是自己挤在这里，搞得她没地方用功，但海燕说她一直就这样，不躺下就觉得没进入看书的状态，而这电脑就叫手提电脑，造出来就是搁腿上用的。
杨红也试着“做床上功夫”，觉得还真不赖，看书不行，一躺床上就睡着了，但用电脑挺好。人靠在被子上，电脑放在腿上，上个网，查个电邮什么的，真的比在办公室用台式电脑惬意。以前在国内时，从H大只能上教育网，在家里才能上外面的网，而且很慢。现在用的是宽带，上网很方便，所以很多事都是电邮联系。
杨红打开电邮，看见有大姑妈和特蕾西的电邮，想了想，就先点开了特蕾西的。
特蕾西不愧是搞新闻出身，下笔成章，又不愧是现代网人，下笔成脏。特蕾西是用中文写的，说她如果用英文，就风格尽失。别看特蕾西平时说话不带脏字，写起电邮来，时不时地就冒出几个，说是受了现代网文的影响，不骂骂咧咧的不过瘾。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