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时几乎要告诉他们：“你们不是绝户，你们有了孙子了！”可你说不出口。
因为你觉得你本来就同他们没什么联系，还提什么孙子。
儿子，哈哈。养儿何用？你越发认为你不去理会那个儿子是对的，你说服自己不去对他产生感情，因为你怕他有一天会像你看待你的父母一样。你这样的浪荡之人，就不配有儿女情长。生命的创造既可以伟大也可以卑鄙，何必太认真？等你哪天认为自己配做父亲了再创造个孩子出来，你为他付出爱，也成为他的严父，从感情到心智上都让他感到你的存在价馆。到那时再做父亲，否则就不做。人类有多少想这样做父亲这样做母亲的？
大明无疑是幸福的。他有那么关注他的父母，至少他在青春期困惑的时候他能够自然地求助于他的父亲，那个豁达善良的语文教师。冯志永这样的人无疑也是幸福的，他从小活在那个本能的大家庭中，粗鄙的父母把一切本能的东西本能地暴露给孩子们，像动物遗传和模仿，他们在很多成长和人格的问题上无师自通，习惯于本能，习惯于恶，习惯于喜怒哀乐的自然爆发与流露。
记得小时候去冯志永家，那一带是！日时候八条胡同的所在地，叫什么辅誉街。
那一屋子人的模样让你吃惊。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们家的男男女女全光着上身围着地桌在汗流浃背地大口喝着热气腾腾的玉米粥。他母亲的双乳在胸前钟摆一样晃着，一下一下地擀着面条，那硕大的乳头不时碰到案板上的面片。他的嫂子就那么光着上身给孩子喂奶。那简直是个动物之家。也正因此，冯志永这样的孩子在七十年代那个不要文化的年代里才能在学校里称王称霸，因为在李大明和你这类仍然未开窍的良家子弟面前，冯志永几乎是个无恶不作的恶霸，他从小就耳濡目染着一切本能的东西。生在那样的家里，无疑也是幸福的，他从来不知道耻辱，只凭本能占有和发泄，这样的人往往成为社会的强者。
而当你既不能给你的儿子以李大明家那样的温情又不可能像冯家那样全然凭本能活着并影响你儿子时，你凭什么要做父亲？
一个流浪的人只配像一条野狗寻着温暖随遇而安，承受不起为别人的责任。生在这样的家，投生在这样的小城，你还能祈求什么？你本不配有什么理想和欲求，既然有了，就只能为它而流浪，冷漠地活下去。有朝一日或许就一头倒在雪野中，让别的野兽分食了你那没了魂的肉尸。让自己那升天的灵魂看着野兽们分叼你的肉体时发出快活的笑吧，因为那与被孝子贤孙哭哭啼啼送进火葬炉中没什么区别，或许比看着它在火中抽搐还更好受些。
最早人兽不分的时候，不就是这么个结局？你曾食了别的死尸成长，再喂了别的动物，如此生生死死，周而复始的肉体生命。那样，大地岂不更干净些？你在寻找着，寻找着一千个理由来证明不要那个儿子是对的。证明着这样流浪是辉煌的，是命中注定。
你别无选择。这样一个活法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你甚至在想，如果你真地生在一个小人之情浓于血的家庭，像大明家那样，可能也很累。现在的李大明，揣着一颗备受创伤的心，以他的高智商和脱俗境界，恐怕与那对儿老父母交流起来也是困难的。他怎么对他们说他同意大利女人在德国的一段有欲无爱的经历？怎么说他那个永远无法见面的私生子？又怎么说他现在孤身一人混在北京与青木季子的同居关系？那对老父母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们那个礼教之家养出的乖儿子会在三十岁上既成了一个名教授又成了一个痛苦的风流单身汉。大明的痛苦他们能懂 他们过分的善良和任人宰割曾使大明成了一个善感纯真的好学生乖孩子，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纯洁的孩子遇上冯志永那样天性丑恶的人竟无所适从，只能成为牺牲品。他们使得大明心地洁净聪慧敏求，可在一个文明扫地的时代里这样的人只能以卵击石， 他那童话般的理想让人木废吹灰之力就摧枯拉朽 大明这样的孩子，幸好赶上了恢复高考招生，又幸好赶上了开放，使他得以以世界为舞台，游刃有余地躲避邪恶与庸俗，充分使用自己的才华横溢。否则，即使他考进了北京这首善之区的名牌大学混入上国衣冠之列，却依然难逃抑郁埋没自生自灭的下场。
京华大学那样的地方绝不是什么净土。这几年中国的教授头衔似乎在贱卖，熬够年头七老八十总算得一头衔带带研究生享受特别津贴一百元，无中生有的硕士点博士点蟑螂般核裂变般繁殖，可真正能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又有多少？有多少人真正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动态？知识阶层的媚俗则是披上优雅外衣的庸俗。在一个僧多粥少的知识劳动力市场上，当看似众多实则标准统一的买主千人一面地高居拍卖台上时，能不白削自足的又有多少？李大明这样卓而不群的孤傲才子，混在浑浑噩噩的知识混于中与他们一样参加什么分房大战评职称大战，永远只能吃败仗，与他当年混在那个95班同冯志永这样的人做同窗没什么两样。大明似乎永远逃不出这样的劫数，但他不妥协，很悲剧地清高着。那对可怜的老父母，他们可以与世无争地清闲度日，他们用这样的家教熏染出来的乖儿子却几乎总在面临着灭亡，永远有一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 这个极易被世俗毁灭的天才。他会埋怨他的父母 埋怨他们没有过早地给他点恶的知识？埋怨他们迂腐？
这样的家一定不会让他感到很幸福。如果不是有那么些个“如果”，大明会早早地被埋没掉
做父母其实是件太难太难的事 我们太少考虑怎样做父母， 因此给后代留下了太多的灾难而不自知，真正是浑浑噩噩而已。有时看到那些带着脏兮兮的孩子兴高采烈逛游乐场的父母，看他们一手抓五六支羊肉串吃得满脸流油孩子也辣得涕泗横流时，你觉得这比杀人还残忍。中国有太多这样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将又会变本加厉地发扬光大做这样的父母，而许许多多李大明这样的天才则会与这样的孩子混作一团甚至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一个种群里出现一个高档的变种，是难免被窒息而死的，一人一口吐沫都足以形成大海把你淹死。
这样看来你又该感谢你的父母。他们既过早地让你懂得了恶也让你厌了恶。于是你得以与庸俗游戏而不被庸俗淹没。
一个人的生存模式似乎在少年时代就固定了，他的劫数似乎总以同样的性质形式出现着重复着，像从小在戏班子里学戏，学了什么角色就永远或生或旦或净或丑地演一辈子。只有戏牌的不同，同台演员的不同，但扮演的永远是一类角色。
这个城市就是你的戏班子。
那时候你就扮演了介于冯志永和李大明之间的角色。以后的你永远在这两类人之间调和看妥协着。这两人又似乎都对你有一种扭力，让你无法抗拒又无法完全产生单一的认同。因此你永远无法安宁，无法像任何一种人那样活着。所以你选择了流浪，直到有朝一日能自己主宰自己。
童年的张力， 真是太强太强 它决定了人一生的人格。一生中的劫数、克星与走运似乎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最终老去的死去的是一个个肉身，而世界依然。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上帝啊，果真有什么东西在冥冥中安排着这一切 如果真有， 那就明明白白地昭示给人类，让他们不要像西西弗斯一样反抗自己的命运
十六年一晃而过，当年的这些同学，无论走得远的还是寸步不离这座城的，他们的本性并没变，改变的只是外形和面孔而已。无论受了教育的没受教育的，你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看到他们当年的影子。生长在那个年代的少年，过早地成熟了一颗心。
而95班的人则更是变本加厉。天晓得各路英豪怎么都汇集在95班，天晚得它怎么引起了方新这个“摘帽右派”的注意，成了他的实验品。95班成了一座炼狱，这样的大熔炉中还能不炼出几块金刚石来？这一班人成熟得太早太快，与肉体的发育不成比例。谁又说这全是方新的过错？这座城市的历史太久了，这座城市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和野蛮，经过了太多“革命烈火的洗礼”，“文化大革命”又是全国死人最多的城市。
小时候曾为北河的巨大名声感到骄傲。那么多那么多的书是写它的，让人读得真想叫时光倒流。置身于那个城墙和护城河环抱的小城中，读《红旗谱》、《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看完了，就满城去找那书上写的街道，竟找到了不少，其中有条唐家胡同竟然真的就是与你家一墙之隔的胡同。还有那个热闹的城隍庙，古色古香，好大好高的一片去处，高门大庙，雕栏玉砌，大大小小的石狮子，恰似故宫的大殿一般宏伟。记忆中，那七百年历史的城隍庙早已凋敝，屋顶蒿草丛生，庙门里住了挤插插的人家，煤炉子就支在门楼里做饭。可那种繁华热闹却依旧是小城一景，放风筝摆小摊吹糖人儿耍杂耍儿的熙熙攘攘，依旧可据此绘一幅小小的“清明上河图”出来。很古朴，很闲适，也很市井，透着一种俗美。这样一片广大劳动人民喜爱的找乐儿之地，竟被一通破坏，拆拆建建，圈成一处市里的宾馆，弄得雅不雅俗不俗，可惜了儿的一处圣地古文物就这么给破旧立了新。城墙没了，城隍庙拆了，这是这座城市最悲哀的两件事，从此这座古城再难有魅力。不过书上写的那些传奇般的街道还在，你还可以访古，想象书上的人怎么在这迷宫样的小城里奔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居然照着书上的线索去搜坏人，今天撤出个汉奸刘魁胜，明天又揪出那个“哈叭狗”，后天又断定谁谁就是妓女二姑娘，全对号入座，给他们穿上戏装押上大卡车跟打了花脸被了戏袍的省委大官一块儿游街，看得大人孩子好不开心。
这种文戏后来演变成武戏，人们从“文攻武卫”发展到大炮轰，机关枪扫。军队分成两派，发枪发子弹，满城枪林弹雨，满城高音喇叭彻夜放着哀乐，“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英勇牺牲”
的烈士雨后春笋般涌现，广播中仍在高呼“烈士回眸应笑慰，革命自有后来人！
革命者是赶不尽，杀不绝的。革命木怕死，只为主义真！”城里总有地方在向烈士遗体告别，百姓们便赶场似地去观看。山一样海一样的花圈，半城的来苏水味，整个城就像战场加太平间。死去的人千姿百态地展览着，头炸开花的，浑身打得铁青的，折胳膊断腿的，作为敌对派的罪证展览着。满城贴着烈士们的黑框照片，死的全是些风华正茂的青年。
胡同口上小院里刚刚死了一个女儿，才二十一岁的棉纺厂工人。那个叫什么兰花的姑娘，在那一堆死者中是最纯美的一位。
真无法想象她死得那么惨，是在被另一派包围在楼里许多天断粮断水的情况下，她偷偷溜出楼到食堂附近的垃圾堆上捡烂土豆时被发现一枪射中的。人们纷纷传说，枪子儿是她弯着腰时从后面打进又从头部穿出的。“文革”中这样死去的人都算烈士，家门口挂上了小红牌“革命烈属”。“文革”后每逢到年节，学校里就号召大家去“拥军优属”，小学生们就成群结队地见挂红牌的家就进去，帮人家扫院子，擦玻璃、挑水。你就总是找几个同学第一个进那个兰花家去，帮她的老娘于这干那。
你发现那个破破烂烂的家中一无可取，只有见面墙上挂着兰花的照片才是光彩夺目的。那个老妈妈一定想女儿想疯了，墙上到处是同一幅兰花姑娘的照片。你凝神屏息，与那照片对视，多想有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姐姐！怎么平时竟没见过她？逢年过节，一年中你那个小组总要去这家干几次活儿，你甚至用自己的零花钱给这个老妈妈打了酱油偷偷放在灶间。她永远也不知道是你干的。几年后，满世界的烈属红牌牌一夜间烟消云散了一大片，这里没有几个“革命烈属”兰花家小院门上的那个牌子自然也是被摘了的。过个节想找家军烈属去打扫打扫都要寻它千百度才行。听大人们说，这类武斗中死的，白死。第一夫人来这小城讲话了：你们两派都是好人，是让中央里的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闹误会了，联合了吧，别打 那两千多人就稀里糊徐白白送了命。尤其那个兰花姑娘，最让你可惜。
“文革”结束多年，北河城里依然争斗不断。市政府门口经常在一夜之间贴满大字报，伸冤的，昭雪的，一会儿轰下台一个领导一会儿揭出某某在台上的大官是血债累累的别子手，原先联合了的两派仍旧在“看木见的战线”上战斗，那个联合政府总在摇摇欲坠中残喘。于是外面派来的一把手二把手之类便走马灯似地来主持联合政府，没一个能呆得长久的，总是一个个落荒而逃。一个外省调来的大官儿，驾到的第一天晚上人在剧场观赏河北梆子《艳阳天》，走出剧场时他的伏尔加早不翼而飞。第二天全城就传遍了这条号外。在一个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猪肉半斤鸡蛋的城市里，人们最大的精神快乐就是传送这类激动人心的消息，就像当年人们给省长抹了花脸押他游街示众一样兴高采烈。
这里的人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这里的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
中学里那些在你们眼里学富五车的倜傥风流老师们，“文革”
前也都是市里有名的业务尖子， 是这小城中的教育名流 他们也精神抖擞地战斗着。市委门前广场上的每个动静都会在这里掀起一阵风。他们在办公室里一边批著作业一边商量着要把当年对立派中上去的什么书记主任拉下马；而另一派的也在另一间屋里整理着教具商量对策。这些人的议论从不背着学生，他们甚至向学生干部打听别的老师上课都说些什么。
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终日肥头大耳口若悬河的政治教师，据说是当年市里写作班子的笔杆子，因上司倒台贬到中学任教的。无论上头开展什么运动，作辅导动员报告时他总是出口成章高瞻远瞩地大发议论。上政治课一半时间讲讲课本，大部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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