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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以这种面貌出现在德国。这种状态，永远甭想进入德国的主流生活，只能自己找自己，像安徽保姆到了北京那样互相串来串去，反正在德国人眼里分不清你们谁是谁，全一样，已经立住脚的中国人早已搬得离学生区远远的，轻易不同穷学生们接触，以向德国人显示他们与你们是不同的中国人。这很可以理解。 后来你去了悉尼， 是访问教授， 便远远地离开那挤满了中国人的Ashfield，基本不与中国人接触。在慕尼黑的学生宿舍关起门来大吃中国饭唱中国歌，聊的话题是王府井西单新开了什么服装店，西藏路上新开的风味小吃店里生煎馒头吸引得老上海去排队。北京人一听京片子就侃劲儿倍增，专拣胡同里的话练，丫挺的，事儿X ，猫儿溺，里个儿愣，一本儿；上海人大谈近期黑话，挺刮，一级来，汰脑子，油模……恍惚中以为一出门就是长安街南京路，像在谁家聚会，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侃东侃西离不开那个远方的家乡，人人在叙说自己的家乡，慕尼黑成了上中国地理课最好的地方，讲的免费听的认真，在中国时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些中国的事。某个人来自浙江的平湖，慕尼黑的中国人中竟无一个知道有平湖这么个地方。他便犯急，气急败坏地大叫：“怎么会不知道？自古以来就人称金平湖。它就挨着上海，你们上海人怎么不知道平湖？你们黄浦江的水还是从平湖流过去的，你们吃平湖的西瓜，你们上海的油码头还建在平湖，你们怎么可以木知道？”人人在说家乡好，似乎是什么人把他们逼出了一个世界上的天堂。 这样无休止的聊大天权当是精神食粮 真正丰富的是一碗一碗的家乡饭菜，一夜间可以吃遍全中国。四川的子骗牛肉丝，兰州的拉面，西安的泡馍，山东的煎饼，福建的鱼丸和芋泥，一坛又一坛的泡菜酸菜，干威鱼，我的天，一“代代”留学生留下的各式炊具，都是不远万里从中国运来的，就是西式炊具也能做出烤鸭来。打个电话，不定哪个北京人那里就有刚从北京捎来的干黄酱，电炉上照样摊出了煎饼。
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进门不出一刻钟就能飘起中国菜的香味。什么地方位上中国人，不出三个月那厨房准能显出中国特色，黑油泥凝成的油泥棱柱像钟乳石倒悬在房顶上，洗涤池子油腻不堪。德国房东一边抱怨中国人是胜猪一边寻着中国菜味凑上前来狼吞虎咽。每吃一次四川火锅，德国人就会不要命一回，边吃边打喷嚏满身流汗，本来就暴胀的满脸毛细血管会更加粗大，好像随时要崩裂。但最终他们还是受不了为口福所付出的代价，不少房东关闭了中国学生的厨房。没人同情这些长着中国胃的人。似乎最著名的同情者是英格兰花园附近的一位老牧师。这人曾在中国传教，说出来的中国话意是浓浓的胶东口音，只有山东学生能听懂。他家那座楼住满了中国学生。
那里永远没有关闭厨房的威胁，于是周末去英格兰花园便成了许多中国人一周中朝思暮想的事。到了那儿可以饱餐一顿中国饭，南南北北的中国学生会各自妙了拿手的家乡菜端上来。大家亲切地称那座楼是“英格兰避难所”。
妈的，中国人在那里惟一被允许的就是比人穷。装着一脑袋智慧在家手不能缚鸡的知识分子，到了那儿全成了壮劳力，不请自到，成了最便宜的劳动力，我们任劳任怨地承受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现在人们管这叫洋插队，无论如何这种插队比起当年的插队落户要有奔头，至少这样是心甘情愿。
当初下乡去时不是更加心甘情愿？还在学校时就眼巴巴看着三表哥他们热火朝天地奔赴广阔天地，心中只是发急，巴不得自己一夜之间长成十八岁，马上高中毕业，随三表哥和亚梅姐他们一起进太行山去。看到三表哥和亚梅双双贴出决心书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你小小的心中荡起的是～股十分浪漫的激情，你畅想着几年后自己也能和哪个姑娘一起双双署名贴出这样的决心书来。三表哥他们那个年级一下子冒出十来对这样的情侣，着实给上山下乡运动增添了浪漫色彩。以后的几届学生中也是层出不穷着这样的情侣。那是另～个时代的风流。后来你终于找到了自己当初梦想着与你一起署名的人，你们也风风光光地一起贴出了大红的决心书，上演了一场预谋了几年的人生大戏。
其实这种壮烈的情惊早在上小学时就已经萌芽 你是个听话的孩子， 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很小就当上了班干部，似乎从那时起就开始追赶着潮流，像大人一样随着“时代”一步不肯落后地赶着，朦朦胧胧觉得“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指的就是你这样的优秀学生，而不是班上那些胡混的小市民子弟。用现在的话，你是“精英”
人物，小小的精美。
那个时候立下的志愿是长大后去解救“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世界被压迫人民。
小小的目光关注的是世界大事。学校组织你们看电影，灯光暗了，银幕上出现的是轰隆隆的苏联坦克压过捷克的城乡。头脑中刚刚掠过一个“捷克的城市怎么那么好看”的念头，就看到勇敢的捷克人在街上坐着拦坦克。依稀记得拦坦克的青年中有人头上臂上缠着绷带。你无法明白，保尔。柯察金的国家不去打美帝国主义却用坦克压一个小国。还记得连环画上保尔。柯察金的每一句话，他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不久后就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又是那个苏修平的。电影上北京市民冒着风雪在“反修路”上的苏联大使馆门前抗议，高呼“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
1969年全民总动员挖防空洞，打坯烧砖垒防空洞。整个学校下面全挖空了，每个教室里一个地洞口。城里家家户户在挖地道，夜晚每个院子里都灯火通明挑灯夜战挖洞，人们照着《地道战》的样子挖，挖到院院相通，形成一个地下洞网。你那时还小，只能帮大人们端一端土，和和泥，拖一拖坯。到了学校里，就组织班干部给珍宝岛的解放军写慰问信，组织大家凑钱买了两本“红宝书”寄了去。根本不知道地址，就写上“黑龙江珍宝岛”。做这一切时心里都充满着崇高，每件事都做得十二分认真，心中暗自发誓：长大后去当兵，用鲜血保卫祖国。
冬天里你们组织全班同学会野营拉练，把被子鞋子打成背包，拎上水壶，排着队唱着 “美帝和苏修体性不会变／日夜在磨刀/妄想来侵犯/我们时刻准备打/为国杀敌上前线”顶着风雪走向郊外。学来的口号是“练出一双铁脚板，敢走红军万里路”。
一些女同学刚走出城就哭叫着要回去。你就和班干部一起帮她们背背包，跑前跑后高呼口号“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现在遥想当年那小小的身影，只觉得时光忽而遥远像很久以前的一场电影，忽而又像昨天，就像拉练回来， 衣服上全是雪，可里面全湿透 妈妈为你烤棉袄，你用热水擦了身子洗了脚躺在暖和的被子里。
挖洞，野营拉练，成了一个国家最忙的事。可能是“苏修”
让这种全民备战的姿态吓坏了，没有打进来，什么事也没发生。
院子里的地道就改民用，用来储藏过冬的大白菜，土豆，胡萝卜什么的。直到有一大邻院的张叔叔掀开洞盖子下去拿东西再也没上来，说是里面毒气太浓，活活窒息而死。人们才一点点填了那地道。再后来的一个夏天连下五天大雨，没填实的地道泡塌了，齐着刘家的房地基陷下去了，好不吓人。那年路过莫斯科，坐地铁时才发现那里的地铁也是真正的“深挖洞”，从地铁口顺着电梯向下俯瞰，几条电梯宛如钻入地心的长龙，十分脆晕。你有理由相信那里的人民也有过同样恐怖的备战经历，不过他们防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六七十年代的人几乎全都陷入了疯狂之中。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当我们这边凭票供应每月半斤肉三两油时， “苏修”的老百姓生活也惨到家 六十年代末风传一个笑话：那个柯西金总理去别的国家访问路过中国在机场同中国总理会谈据说就是向中国要猪肉。很快中国就运去了几车猪皮猪尾巴。听得人们好不开心。哈，苏修穷到没猪肉吃了它就要灭亡了，而我们正是朋友遍天下，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整天迎来送往的黑人兄弟，越南老挝朝鲜同志，还有最亲密的阿尔巴尼亚，一到“五一”、国庆的庆祝活动，天安门上就坐满了那些五洲四海的宾朋，那时没有电视，只能看这些新闻纪录片，一遍又一遍地看，看得如醉如痴。最爱看的还是阿尔巴尼亚人，似乎那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岸边风雷》、《维拉》。同学老师中有谁鼻子高，就会被称为阿尔巴尼亚人。有一部纪录片是关于阿人民军艺术团访华演出的，几乎是演一遍看一遍，似乎那就是欧洲最杰出的艺术（天知道这些七姑八大姨的朋友说个反目为仇就为仇，‘们志加兄弟“转眼间就打得血流成河）。
班上有个同学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他家的摆设最阔气，家有几辆“飞鸽”自行车，有最漂亮的春雷牌半导体收音机，有凭票也难买到的上海手表，全因为他爸在赞比亚支援修铁路。据说那些在国内卖一百多元的东西出口到赞比亚只花十来块就可以买到，那些援外工人就在非洲买了中国紧俏货不远万里再带回中国来。而在这边家家在讨换工业券，一张一张地攒，攒足几十张才能买一辆一百多元的自行车。
便开始想长大去非洲当铁路工人，而很快就“狠斗‘私’字一闪念”，觉得想这些东西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在一次“斗私批修‘会上，你说出了自己这个一闪念的”活思想“，受到了老师的表扬。
你永远在不倦地追着潮流，作着同学中的先锋。上中学后马上想到的就是五年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农村。连猜带蒙地不知读了多少知识青年的故事。记得最清楚的是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的故事，他带着妹妹离开上海去黑龙江插队，父母伤离别时，也有一段名言：“离父母远了，可离毛主席更近了！”他下乡后有段“没有功劳总有点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点疲劳。”斗私批修会上，人们也爱引用这段话作自我批评。那会儿你看的书是《征途》、《草原新牧民》、《边疆晓歌》、《南疆木棉红》，每一本都要看上几遍，抄下些豪言壮语来，抄了一大本。
你是在学三表哥柳刚的样子。那年你上初一他上高二，正是他最火爆的时候。
每到课间你都能看到他风风火火朝校广播室飞跑的身影，去放歌曲、广播各种团委会红卫兵团的活动通知。放学后会看到他和一帮高年级学生热热闹闹地办墙报。每到全校开大会，亚梅姐便上去指挥大家唱歌，中间总有柳刚代表学生发那时的柳刚已经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读了毛选四卷，读了国际共运史。
他经常在全校团员干部会上作报告，讲共运史，那些外国人名地名从他嘴里讲出来一串又一串，听着跟外语差不多，别的没记住多少，倒是记住了不少欧洲的大城市名字，因为共产国际的一次次会议都是在这些地方召开的。圣彼得堡，莫斯科，科隆，巴黎，伦敦，苏黎士，巴塞尔，柏林，慕尼黑……那都是些世界名城。他的报告你听不大懂，但他的激情却感染了你们，你们仍然端坐着一丝不苟地听，只觉得他比那几个土了巴叽的政治老师强多 那时你很不爱听政治课， 就因为平原中学的政治老师一口士腔，人也显得很琐，那些好听的外国人名地名从他们嘴里出来全变了味儿。最游洒的是那些个英语俄语教员，一个个风度翩翩，其中那个在中央哪个部当过俄语翻译的老师仍然一身笔挺的毛料西装，一头卷发，一身的气派。教音乐的、教美术的，全都举止文雅，都是些有点小历史问题或当过右派从北京发配来的人。教数学语文化学物理的也很让人起敬。惟有政治老师看上去迷迷糊糊又一副乡下人模样。同样的政治内容，让柳刚讲起来就引人注目。听不懂，就去借他的读书笔记，拿回家来抄。就是在这个屋里，就是在这张老八仙桌上，你断断续续抄了半本，回想起来，这辈子最虔诚地学点什么的时候，只能是那段时间“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与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
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 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火。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每抄一段语录，表哥都在下面写长长的一大篇感想。你其实并没怎么读懂那些马恩列斯的语录，更爱读的是柳刚的读书笔记，就一字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