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喜欢走小道。回学生楼２８、 ４０斋明明有大路，别人都走大道，而我宁愿多走弯路，走小路，为的是不同他人相遇。这种心理其实是田鼠对外部世界的反应。
田鼠害怕阳光，对阳光底下的现实世界保持高度的警觉；对月光和星光则表示亲近，有种回到家里的安全感。反右后，我在北大读书，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挖了一个很深的、藏身心的洞。其实我这本书的主题是回忆我挖洞的故事。深挖洞就是偷偷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这两种说法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我闯进数学的哲学基础、物理学、生物学……都具有深挖洞穴的涵义。
反右前，我们系也安排了中国文学史课程。但我对中国古诗词不感兴趣。它进入不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对中国古诗词的境界压根就不产生共鸣。因为我的内心没有与之共鸣的土壤。反右后的我，加上初恋失败，觉得很孤独。由于我的初恋很认真，很投入，没有一丁点玩世不恭的成分，所以受到打击伤害很大。在今天不少大学生看来，我当年的初恋失败算什么？伤口致于那么大吗？致于那么内出血吗？是小题大做吧？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反应。我想起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马塞尔（Ｇ． Ｍａｒｃｅｌ， １８８９—１９７３）。他从小就经常随父亲去各地旅行。后来，在他的哲学思考和论著中，旅行便具有哲学层面的涵义。这里有两点：
第一，他把人生类比成一段旅程。其实中国古人也说：“夫生者行也，死者归也。人不能久行而不归。”
第二，在瑞士和意大利，当他看到天下独绝的风景时，他说他的感情在本质上是“宗教的”。
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旅游。试问我们有几个人能像马塞尔对旅游作出上述哲学层面的反应呢？可见人与人都在同一个太阳、月亮和星空下生存着，但反应不尽相同。
后来我才知道，孤独原来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
对有些人，孤独是可怕的，它足以摧毁一个人；对另一些人， 孤独却能催他成熟，走向“世界哲学”，成为哲学导师。
我开始对古诗词中的“孤”、“独”和“隐”等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之共鸣。比如：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
绝、灭、孤和独这四个汉字经诗人排列组合在一起便构筑了一种“隐”的意境，于我就是一个安全的洞穴。反右前（包括高中时代）我已经读过《江雪》，但引不起一丝半点共鸣。反右后才有共鸣产生，而且很深。
再就是柳宗元的这两句：“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这种意境刻画了我在反右后的心情或灵魂状态。对于我，这十四个汉字排列组合在一起是一种心灵的安慰。
总之，对那些测之无端、玩之无尽的千古绝唱，我特别感兴趣。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壮士心飞扬，落日空叹息。长啸出原野，凛然寒风生。”（李白）
开始的时候，我是从政治社会学这些较低的层面对中国古诗词产生共鸣。后来便渐渐演变、上升为哲学的深层面，同政治社会学（比如反右等政治运动和个人的遭遇等）无关。这是成熟或进步的标志。
不过，这里有一个特点：
我迈出第一步，走向“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这条康庄大道，不是从德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诗词，也不是从中国或西方哲学，更不是从数学和物理，而是从西方古典音乐，特别是从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响世界，格吱一下推开了“世界哲学”的大门，发出第一个惊叹号！这叫“殊途同归” 也叫“条条道路通罗马”。
再打个比方：到达北京有许多道路：可以从海上，在天津港登陆，直奔北京；也可以从广州、上海进北京；当然还可以从内蒙和西安方向进北京。
我走上“世界哲学”这条路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出发的。西方古典音乐对我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这是很奇怪的，说给哲学系的学生听，他们能相信吗？但却是事实。我正是从西方古典音乐（尤其是慢乐章）渐渐成为潇湘一钓客的：“本是潇湘一钓客，自西自东自南北”（《五灯会元》）
反右后的北大（12）
“反右后的北大”环境非常严酷。一个学生要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世界观真是谈何容易！只能潜入地下，不显山不露水地进行。我的成长应验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至理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坏事变成了好事，因祸而得福，是反右后北大严酷的漫长冬天玉成了我，有力地把我推向“世界哲学”，对“世界秩序”进行哲学思考。乱哄哄的外部世界使我渴望“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成了一个最高的哲学概念，英文叫“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德文叫“ｄｉｅ Ｗｅｌｔｏｒｄｎｕｎｇ”。
获得这个概念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它起源于北大的乱哄哄。后来它便渐渐演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概念。经过４０多年的演化，如今“世界秩序”包括五大秩序：自然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的内界（精神）秩序。
今天我成了一个专吃概念或观念的人。早晨一睁开眼，就有概念或观念跑到我的大脑中来。没有概念，我眼前的世界是一团原始的混乱。
从北大时期，我就养成了一个思考习惯：我是为一个个概念而活在这个世上的。
黑格尔有言：“在科学中，重要的是担负起概念思维的艰苦工作。”法国思想家蒲鲁东（１８０９—１８６５）也说：“我们只有靠我们的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
１９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１７９８—１８５７）更是一语胜人千百：“概念，支配世界；否则，世界就是一片混乱。”
这又是我在北大读到的。三十多年后，我到巴黎一墓地还特意去造访了孔德的坟，为的是感谢他对我的启蒙。
概念常常是智慧，不是知识。比如中国哲学的“道”。智慧高于知识。北大最可贵的是给学生以智慧。这才是一流综合性大学最重要的素质。今天我才懂得当年我的所作所为全在贯彻学术自由和通才教育。我是本能、下意识地这样做了。
爱的目标大位移（1）
世界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它只对开放的头脑开放。它有３６０座门。从每扇门都可以走进圆内，直逼圆心。
冥冥之中，上帝引导、安排我从西方古典音乐这扇门走了进去。地点在北大朗润园，那里有不少荷塘，宛如江南水乡。整座园又紧靠圆明园遗址，真是得天独厚。
朗润园是北大教职员工住宅区，以教授为主。燕东园、燕南园也是教授住宅区。环境幽静，小桥流水，古香古色，明清建筑风格，是朗润园的特点。
谁要是没有走进朗润园，他就没有走进北大的第三心脏。（第一、第二心脏分别是图书馆和未名湖）
以上看法是我今天的领悟，不是我当年的见识。当时的我，不可能把整个世界理解成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圆，如同一座能容纳１０万观众的体育场。而且有３６０扇门。
１９５７年冬天是反右后北大第一个冬天。政治气候，人与人的关系，已是零下２０度，比自然界的气温要低得多，而且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可以把人心温暖起来，除非把时间拨回到１９５６年的平和气氛。
未名湖结了一层厚冰。我的内心冰层更厚。对于生命，无形的冰比有形的冰更为严酷。
一日薄暮，失魂落魄、走投无路和孤苦无告的我，在未名湖畔碰到一位骑自行车的、在我们系里专讲莎士比亚的美国老教授温德。他是我在开全系联欢晚会和在颐和园游泳认识的。他能浮在水面，自由自在，手脚完全不动，引起人们围观。
“赵，你喜欢听古典音乐吗？”温德先生这样问我，他没有下车，只是用脚踏地，停靠在我旁边。因为他的腿很长，身高约１米８５。在后来的交往中他就一直叫我“赵”。
“喜欢一点，只是听不太懂，”我回答。（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听过）
“多听，自然就会懂得的。欢迎你来朗润园２５号我家听唱片！我家有很多唱片，随你选！”
一、 贝多芬的“力”与莫扎特的“和”
第二天暮色苍茫时分，我又在未名湖一带散步。坐在晚钟亭，我手里拿着一本《唐诗》，读到李白的“独漉篇”，被其中这样几句打动：“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
隐隐约约，我觉得此处的“客”也指我。我同诗人开始共鸣了。
今天我才明白，这里的“客”应是天涯旅客，应是一个大写“人”，应是地球人，应是哲学意义上的或普遍世界的“人”。
即使是４６年后的今天重温这首诗，我觉得它仍然是千古绝唱。因为它吐露的是“世界的太息”，决非是私人性质的悲伤，而是世界或地球生命的悲壮。
北京西郊一带的天已经暗淡下来了，并怀着更大敌意向我合围，扑来。冥冥之中，有种召唤或力量牵着我向朗润园走去。
过了一座石板桥，走进一座没有大门的小花园，在紧靠北大围墙的房间有灯亮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温德先生的卧室）。我去敲玻璃窗。窗帘拉开一角：
“哦，赵！”
我分辨不清这究竟是北京话还是英文？
温德先生问我想听谁的作品，我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他用低沉、浑厚和纯正的英语对我说：“那就听听贝多芬吧！”
他说“贝多芬”时的口音不是英语，而是接近德语。后来我才知道，先生懂点德文，有时在我面前还朗诵歌德的诗。当然他精通法文。
整整一个晚上，直到深夜一点多，他给我听了贝多芬的《命运》《田园》《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
这就是我在北大朗润园打开西方古典音乐这部书，打开贝多芬音响艺术世界的劈头“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
后来我才知道，对于我，贝多芬音乐的“第一课”其实也是“世界哲学”的第一课。
“世界哲学”第一课可以是古典音乐，也可以是汉魏两晋和唐诗，当然还可以是数学、物理、天文学和地质学，以及中国哲学（比如庄子）、古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和康德哲学……
在我的人生之旅中，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是个转折点，是块路标，上面写着：“朝这个方向前进！”
没有他的及时拯救（是的，我用了“拯救”这个动词，我没有用错），没有他的“本体音响诗”的启迪、慰藉和鼓舞，我的灵魂将坠入悲观主义的泥潭和无意义的世界而不能自拔。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生命本来就无所谓有什么意义，然而人又不能睁着眼睛活在这个无意义的世界上，于是他就要挖空心思去杜撰、编织出一些自认为（至少能自圆其说）是有意义的意义。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领悟到：贝多芬给我上的“第一课”还指给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意义的金碧辉煌的世界。谁心中有了这个世界，现实世界的污泥就很难溅着他的身子。
那天晚上，在冥冥之中我觉得这位德国音响诗哲就坐在我身旁，既像一位严师，又像一位一见如故的患难之交，初次见面就激昂慷慨、不加掩饰地向我吐露、诉说他内心的“世界忧虑”、“世界不安”、“世界痛苦”、“世界太息”、“世界沉思”和“世界期待或憧憬”。
爱的目标大位移（2）
是的，一连串的世界，不是个人或私人的性质。——这点很重要。
音乐的内容尽管非常严肃、深邃和广大，却意外地拨响了我的心弦，使我感同身受，无师自通，第一次相见，就握手拥抱，成了至爱亲朋。
究其原因，估计是因为在我内心有了苦难，有了探索的热情，有了搏斗，也有了朦胧的
追求和模模糊糊的憧憬吧。
如果把贝多芬音乐看成是第二德语，那么它的基本词汇就是内心的苦难、热情和搏斗，以及天地人神，写成英文就是Ｇｏｄ·Ｎａｔｕｒｅ·Ｍａｎ（上帝·自然·人）；语法结构就是想像力，就是通过苦难和搏斗，自己为自己也为全人类和全世界创造欢乐，走向世界。
２６年后，即１９８３年，我把这“第一课”写进了我的专著《贝多芬之魂——德国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贝多芬音乐》。其中第二章的标题是：“我与贝多芬音乐——发生在潜意识深层的朦胧故事”。这里又证实了黑格尔那段话：“精神曾经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哲学发挥出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的：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混沌境界中挣扎了出来，而过渡到反省和理解，这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或者说，当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精神逃避到思想的空旷和荒野中去，为自己建立一个思想王国，以反抗现实的世界。
对一个民族精神是如此，对民族中的某个具体人不也是这样吗？——这就是我当年在朗润园上西方古典音乐“第一课”的灵魂状态。
到了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这灵魂状态便演化、上升为这样一种境界：“普遍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
这一表述或说法源自德国古典哲学：Ｄａｓ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Ｗｅｌｔｄｅｎｋｅｎ Ｄｅｎｋｔ ｉｎ Ｍｉｒ．
这种特殊的表述尽管佶屈聱牙，隐晦曲折，有些不符合规范，中国人不习惯，但仔细琢磨，还是耐人咀嚼，很哲学味的。
自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