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特殊的表述尽管佶屈聱牙，隐晦曲折，有些不符合规范，中国人不习惯，但仔细琢磨，还是耐人咀嚼，很哲学味的。
自那以后，直到今天，将近半个世纪，“普通的世界思维在我里面思维着”这个哲学命题就一直伴随着我，引导我，并且不断地成长，成熟起来。也许把这个命题改写成这个句子会更符合我的实际情况：普通的世界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感受和思维着。
贝多芬音乐把我引上了路，而且一去就不回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对于我，朗润园还不只是“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而是“世界哲学学园”。正是从这里，我走在通向“世界哲学”的路上。
直到２３年后，即１９８０年，我读到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引论》才知道：“所谓哲学，就是在路上（ａｕｆ ｄｅｍ Ｗｅｇｅ）。”
“哲学的本质是寻找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Ｋ·Ｊａｓｐｅｒｓ 《哲学引论》，德文版，１９７８年，第１３页。
其实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本质都是这样。重点和要害不在占有，而在不断追求。不是静态占有，而是动态追求才使人有持久的幸福感。
爱情的追求又何尝不是这样？
结婚便是静态的占有。所以它失去了刺激和魅力。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８年４月这半年的朗润园对我一生的精神发展是难忘的，决定性的。几乎每隔一两天，我就要去温德先生的小客厅（估计只有３０平米）聆听伟大音乐家的启蒙和教晦，从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一直到柴可夫斯基和德彪西。其中听得最多的作品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曲子。
后来我才懂得并体认到：可以分别用两个汉字来概括他们的音乐本质：贝多芬是“力”，莫扎特是“和”。
“力”不是牛顿力学的力，而是精神上的力。我迫切需要借助这力走向“世界哲学”。我需要贝多芬助我一臂之力。
“和”是天地人之间的和谐，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吾爱此响，松之风而竹之雨”；是山居深静，林木复苏，清风入弦，绝去尘嚣的“和”；是“宇宙定律的和谐”。正在营构世界观的我，迫切需要这“力”，这“和”。“力”是钢筋，“和”是混凝土。
在莫扎特音乐中（尤其是慢板乐章），我找到了如清泉白石或明月清风一样的悠然自得心境。它足以排除外部世界丧失了理性的乱哄哄。
我说过，开始的时候，这一切还带有政治社会性质或低层面的色彩，后来便渐渐成了高层次的哲学：普遍世界的感受和思维在我身上的感受和思维。这就好比三级火箭。第一级是属于尘世的。只有第三级才能将载有人的飞船送进太空轨道。
二、 宁静是一种力量
体认到这一点，是１９５７年岁末我的一大收获，也是我走向成熟的一步。它标志了我的内向型性格开始进入运行轨道，渐渐成了我的世界观的核心。
这时候，西方宗教音乐大量进入我的大脑，并扎下了根，尤其是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弥撒曲，从中我感到有种很深沉的宁静弥漫。这是一种崇高的宁静或静穆的神圣。
肖邦的曲子也听，尤其是他的夜曲（Ｎｏｃｔｕｒｎｅｓ），里面有一种安静的气氛。不过不是宁静，是安静。
爱的目标大位移（3）
安静属于尘世，属于不喧闹、分贝很小这种物理性质。宁静属于天国，属于宗教范围，同分贝的数值关系不大。即使外界很嘈杂，乱哄哄的噪声不绝于耳，内心仍然能保持宁静状态，这才是真功夫，真正的哲学境界。
肖邦的夜曲很诗意，很幽静，只有尘世的梦，少有神性。因为这只是安静。可见宁静的级别高于安静。——当然，这是我后来才体验出来的。不是“第一课”，而是到了“第三课
”。
肖邦夜曲的安静不能把我引导到哲学王国沉思默想的宁静境界。当时我更需要对天地人神的冥想或凝神默想。
我记得那年年底的一个夜晚，我听了一个晚上的宗教音乐：巴赫的《马太受难曲》《ｂ小调弥撒曲》；亨德尔的《弥赛亚》；贝多芬的《Ｄ大调庄严弥撒》。
我的内心感受是难以言表的。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宗教经历。它来自音乐。后来在我的人生之旅中，曾有过多次宗教性质的感悟。
那是宗教感的“第一课”。（又是“第一课”）
一点多钟，温德先生在对面的长沙发上睡了。我悄悄地开了门，不辞而别。哦，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整个朗润园静极。荷塘、石板桥和周遭的树木、竹林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有种神圣的宁静弥漫。这时，我突然记起白居易的两句诗：“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夜雪》）
经过未名湖的时候，我久久停在一处不动。肉耳和心耳好像还有巴赫和亨德尔的宗教音乐在回荡，缭绕。
我突然觉得用我的听觉、味觉、视觉和触觉已经体验、品尝到了一个“静”字。
其实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严重欠缺这个“静”字。既没有外在的“静”，也没有“内心的静”。而后者更重要。
是的，静有等级。宁静最高级。“内心的静”便是宁静。宁静是种力量。这力量要用心灵去感受。因为它不是马力。我们时代的马力还不够吗？反而是马力太多了，宁静的力量太少了，太微弱了。
毕业前夕，我才明白，科学、艺术和哲学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敬畏和宁静。
我记起有句德文：“Ｄｉｅ Ｓｔｉｌｌｅ ｖｏｒ Ｇｏｔｔ”（在上帝尊前的静穆）。——这才是最高层次的宁静。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哲学、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极玄之域，都是“在上帝尊前的静穆”。
“在上帝尊前的静穆”是人类智慧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
难怪唐代道士司马承祯说：“静则生慧，动则成昏。”
东西方哲学家都强调“把我们的快乐完全限于自己的内心”。后来我读到南宋哲学家陆象山的号召：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内心的宁静”，正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必然结果。而西方古典音乐的本质就是促使、引导你收拾精神，向内用力，自作主宰；就是“导向内心”的音响诗哲。
“导向内心”是个英文术语“ｉｎｎ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ｅｄ”，是１９６０年我从温德先生书架上一本心理学著作中读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术语。在那个危机重重的时候（ｉｎ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一切“导向内心”的事物（科学、艺术和哲学），我都去追求，为的是获得“宁静”。两次战役之间的间隙境界才是“宁静”。这是我下的定义。
西方古典音乐的价值在于它能为我营造一种心理大背景或氛围。追求“世界哲学”的人不能没有这种心理氛围。它与中国古诗、哲学、数学、物理……是互动、相互激励和互相营养的关系。比如：当我越是深入数学的本质，我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和理解就越深。——这是奇怪的，微妙的，却是事实。
久久站在大雪纷飞的未名湖边，我突然觉得还欠缺晚亭夜半残钟声。如果这时有疏缓的钟声回荡，我的收获必然会更大些。
走回宿舍楼已是深夜一点多。
在走廊里碰到同屋同床（上下铺）的王熙敬（山西运城人），只说了一句：“开夜车这么晚！”
轻手轻脚爬上我的上铺，睡不着。我需要消化刚接收到的大量信息，包括燕园的夜寒湖悄静，雪压一片竹。
我至今也忘不了那段充满大小惊叹号的峥嵘岁月。
特点是理科和文科齐头并进，构成海陆空立体的多向度，不拘一格，自由出击。
自这以后，“宁静”、“静穆”便越来越成了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这发端于政治、社会学领域，人斗人的外界环境步步把我逼向自己的内心去觅寻精神上的宁静，渐次上升到了哲学层面。当然，若是我不去阅读有关书籍，光凭自己的一点感受和经历是不足以上升到哲学的。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满足了我的需要。
佛教哲学的“四禅心不动”便是哲学层面上的“宁静”！
“息依身心，四禅心不动。”（《成实论》）意谓：修习禅定共有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这四种境界。四禅为最高的境界。
按我的理解，宁静的最高层次为禅定。当年北大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环境非常有利于我去理解、追求禅定。
爱的目标大位移（4）
１９５８年，当我从《五灯会元》读到这一句箴言，我是如获至宝：“青山原不动，浮云任去来。”
我把自己的内界比作青山，外界的一切非理性（包括后来的十年文革）统统看成是浮云。
自１９５７年冬日朗润园以后的三四年，渐渐形成“禅定”的观念是我的一大收获。没有它，内心的堡垒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 扒开脑壳，感受和认识世界
因受到德奥古典音乐的伟大感召，我在德国文学史讲义上写下了这段短短的日记。因为它不涉及政治，所以写成日记没有危险。反右后，我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害怕被抓辫子、打棍子，即使是日记中的一句话，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叫你成为现行反革命。
其实北大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扒开了自己的脑壳。
刚跨进校门，我的脑壳是封闭的，不开窍；毕业时走出南校门，我的头脑是开放的。
扒开脑壳需要借助外来的力。——这就是贝多芬音乐对我的成长的关键性意义。我特别喜欢贝多芬音乐中的如同军号一般的嘹亮声。在《第九》《第三》《第五》，以及他的钢琴协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中，贝多芬的军号嘹亮用得最好。那是在急风暴雨中同命运抗争的力。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需要贝多芬的“力”为我开山辟路，只是“力”与“和”的顺序有些变动：北大时期是：贝多芬的“力”＋莫扎特的“和”；今天的我则需要：莫扎特的“和”＋贝多芬的“力”。
这区别已是我一生的心路历程或精神轨迹。
西方古典音乐的风骨和格调，它们营造出来的氛围，特别适合我成长或觉醒。因为哲学的本质不是给予，而是唤醒，只是唤醒。西方古典音乐扒开了我的脑壳，其实是唤醒了我的心灵，不再昏睡，浑浑噩噩。
贝多芬音乐中的崇高的力向我的脑壳作猛烈的一击，宣告我开始成为另一个人，向“世界哲学”的大道上走去。我在课堂上的专业——德国文学只是一个小圆。数学、物理、地质学和社会科学……也是小圆。
“世界哲学”是个大圆，它具有天地人神四重结构，它包容了一个个小圆。音乐、建筑、绘画、诗歌都是小圆。
以上这些是我后来的认识，不是我在１９５７年冬日的觉醒。
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我还记起一件事：１９５９年是国庆１０周年，中央决定请东德“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来京演出《贝九》。这也算是同世界文化接轨，以示隆重。
记得那天全校同学都在收听那场音乐会。当时是由中央广播电台现场广播，学校在大饭厅周围安装了好几个大喇叭。
《贝九》音乐会开过后，中苏两党分裂已公开化。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越绷越紧，于是才有马寅初校长被迫离开北大；才有１９６６年的文革；才有贝多芬音乐被列为“资”；唐诗为“封”；许多优秀的苏联电影（如《第四十一个》）被定性为“修”。
四、 爱的目标大位移
对男人，初恋的本质是男性荷尔蒙去攻击一个女子，而且是原始本能的第一次，能量极大，尽管外表腼腆，羞涩。
自１９５７年反右后第一个寒冷的冬天以来，我开始无意识地、利用一次偶然机会把攻击矛头转向西方古典音乐，同时指向文科和理科广大知识王国。——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有个专门术语：攻击目标大位移或爱的目标大位移。
记得１９５８年我在大三讲义上写下了一句饱含着愤慨的内心独白（不久便涂掉了）：“我不再稀罕她了，我找到了广大的爱！”
这个她，便是我的初恋对象。爱是指泛爱，越出了情爱和性爱的范畴，转而是去爱世界，爱世界结构，同时去爱文科和理科，爱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庄子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在心理学上，“挫折攻击”（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或假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概念。这个假说是美国心理学家Ｊ·Ｄｏｌｌａｒｄ和Ｎ·Ｅ·Ｍｉｌｌｅｒ于１９３９年提出来的。１９６１年暮春即毕业前夕，我从北大图书馆借到他们的书才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认识自己的行为根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一个人的欲望或动机不能满足，目的不能达到时，他会本能地向挫折源发起猛烈攻击。一般有两种方式：
第一，外显的或露骨的。
比如你有急事上楼，前面有两个胖子在慢吞吞地爬上去。他们挡了你的道（因为楼梯窄，他们又是并排着），使你受到挫折，这时候，你会恨不得将他们推倒！这就是向挫折源发起正面、直接的攻击。
再比如有一天，你去搭航班，飞日本。你的朋友开“Ｈｏｎｄａ”送你。前面有辆“大众”，时速还不到５０公里。你担心不能及时赶到机场，会脱口（至少在心里）骂一句（这骂的实质是向挫折源发起攻击）：“他妈的，你没有吃饭吗？你睡着了吗？”
如果你继续因“大众”堵上一分钟（只需一分钟），你会恨不得开着一台推土机把它推开，为自己开路。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