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真心口如一，那么，修女便有福了。因为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她找到了自己的最后归宿。她是一只归巢的鸟。
近年来，我常听到这种说法：有位年轻渔民在海滩晒太阳，休闲，自在，悠哉悠哉。有人对他说：“你干嘛不出海打渔？”
“为什么要出海辛劳，冒险？”
“打上很多鱼，你便会发财！”
“发财干什么？”
“可以造海滨别墅，然后在海滩享受日光浴。”
“我现在已经躺在沙滩上悠闲自在了。”
也许有人会赞成年轻渔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不同意。渔夫晒太阳和搏斗致富后的晒太阳属于两个层面。渔夫的层次低，空洞无物，没有阅历，没有人生戏剧情节，没有刺激，没有内容，干瘪枯燥；百万富翁的层次高，饱经事变，阅历世途，结结实实，富有内涵和深度，充满了刺激和戏剧性情节，里面尽是故事。
拼搏过程本身和达到目标同样重要。渔夫没有拼搏过程。渔夫缺这个重要环节。所以他晒太阳的层次低。
大学六年，每当我体认、领悟或得出一条哲学原理，比吃北京烤鸭还要高兴，快活，满足。——世界观的满足。在动手写作本书之前，我阅读了几本参考书。其中两本是《北大旧事》（陈平原等编，１９９８年）；《北大往事》（橡子等编，１９９８年）。头一本收集了蔡元培、蒋梦麟、冯友兰、钱穆、梁漱溟、胡适、鲁迅、周作人和张中行的回忆；后一本收集了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北大校友的文章。这两本书有助于我回顾往事，勾起我的记忆。
人的记忆按分类有三种：长期记忆、中期记忆和短期记忆。我这本书是长期记忆。
题记（3）
钱穆先生有句话是先得我心了：“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这句至理名言成了我这本书的依据和主脑，并一以贯之。蒋梦麟任北大校长的时候，校风是“自由研究”。可惜我生也晚，没有赶上这精神的阳光沐浴，反遭多次批判。有一回蒋校长宣布政策：“第一年级取严格管理，第二年稍使自由研究，第三年级更放宽一些，最后一年则‘放任的自由研究’……”
我在校６年，并不知道曾经有过蒋梦麟（绝大多数同学恐怕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自由研究”精神曾是北大校风。但我的所作所为却是蒋校长的好学生。
二年级结束的寒假是１９５７年冬春之交的时期。那前后６个月是我一生脱胎换骨的岁月。从此我开始了“放任的自由研究”，直到今天。可以说，我是“放任自由研究”的自我教育产物。我的好奇心便是我的最好导师。
在写作过程，我手头缺一本《北大校史》。所以我的回忆在有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上估计会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是我要声明和道歉的。毕竟是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上面落下了时间老人撒下的一层厚厚尘埃。不过，这也说明：凡是不能成为我终生记住的东西，对我的生命之树的成长并不是重要的元素。不值得牢记。有时我会假设：如果我不进北大，我会变成什么人？肯定不是今天的我。我还是偏爱现在的我。
初中毕业，我报考了江西景德镇陶瓷专科学院。考取了，结果改变主意，没有去，上了普通高中。如果去了，结果会怎样？如果我进了北京外语学院，结果又会怎样？
是北大（包括图书馆和圆明园废墟）玉成了我。没有北大，就没有我今天。对于我，这才是“母校”的涵义。
北大六年，我只知道老北大的校长原是蔡元培先生，但从没有读过他的讲演和论著。只是最近才读到他的一些作品，终于发现：原来我是真正意义上的北大学生，是蔡校长的忠实弟子，完全符合他所倡导的北大精神。
１９３４年１月，蔡元培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这也是我今天的看法）
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凌晨１点我第一次走进北大西校门，是一张白纸；１９６１年８月底当我走出北大南门，告别母校，在我的心灵白纸上已经写满了字。这些字可以总结成如下三条：
我的真正的科学存在是我在科学哲学中的存在；
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我在艺术哲学中的存在；
作为人，我的真正存在是我在哲学中的存在。
从１９６１年到今天，４２年来，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将这三个胚胎状态的命题作详尽的展开和发育。如果用“脱胎换骨”来形容我在北大这一进一出的６年，一点也不过分。不过出身农家女的母亲却是这样看毕业后的我：
“我的儿子读大学反而读傻了！我后悔不该让他到北京去读书。”母亲经常同我妹妹这样唠叨。
母亲眼中我变“傻”，说明我“脱胎换骨”、前后判若两人的程度。但如果人有来世，我还选择读北大，专业是理论物理，并把钢琴弹好。今天我依旧崇拜这两样东西：
理论物理，古典音乐。
莎士比亚说：“全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人女人不过是演员……”
关键问题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得尽善尽美，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是什么触动我写这本书？（1）
今天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出了点问题。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问题。
比如今天的大学生临近毕业的时候要为求职去奔波。就业形势严峻事关生计大问题，非同小可。５０年代大学毕业生是国家统一分配，不存在失业，但没有选择的自由。叫你去哪里，你就要去，没有讨价还价、挑肥拣瘦的任何空间。
哪个时代好些呢？我宁愿选择今天，选择自由、拼搏和激烈的竞争。
最近几年，我经常泡在同济、复旦大学书库。中饭也在学生食堂吃，有时还跟同桌就餐的学生边吃边聊。看着他们，自然想起我的大学生活。不过，我和他们毕竟是两代人，相隔差不多有半个世纪，这几乎是我一生。
我羡慕今天的大学生。
我们一代人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热昏岁月煎熬得太久，蹉跎得太久，也伤害得太久。今天的大学生则迎来了共和国政通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黄金时代。不过，从哲学观点来看人生世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麻烦。人生、世界就是“烦”。没有烦的人生、世界是没有的。
根据我的精神成长之路，我会想到当今大学生的精神成长。两代人背景截然不同。一个是过多的政治运动，人斗人，学生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走进实验室。另一个是太实用化和太商业化。
超前消费、无边消费主义、旨在撩拨感官的商业广告铺天盖地，吞没了一切，人们的欲望在无限膨胀。校园内的大学生有几个能幸免？有几个能有效地抗击？有几个能去努力做到“朝闻道，夕死可矣！”有几个能为中国古人的这个绝妙定义去激动、拍案叫绝：“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的作者大概是战国末期人）
“宇宙”这个词概括了时间（Ｔｉｍｅ）和空间（Ｓｐａｃｅ），绝了！这个术语是多么了不起的中国古代思想成就！（哲学概括的成就）今天的大学生又有几个像古希腊哲人所提倡的那样具有一种真正的哲学精神：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说句英文就是“Ｗｉｔｈ ａ Ｔｒ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ｆｏｒ ｉｔｓ Ｏｗｎ Ｓａｋｅ．”
不少大学生在追求及时行乐，热衷攀比，变得轻浮，浮躁。大学生的浮躁就是时代的浮躁。作为正在面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新一代中国公民，今天的大学生理应有“世界公民”（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的胸襟，去关心全球性的难题：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种种冲突。因为我们是地球人的一分子。我们理应突破学系阻隔，做到“文理互渗”；我们理应提倡自由吸纳，让“名著阅读”蔚然成风。
４０多年前，我曾自己摸索着沿着冲决学系或文理科阻隔这条路，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一直走到今天。现在我把我这段故事写出来，给当今大学生提供点参考。当年我一直被校方看成是另类，看成是“思想反动学生”。“文理互渗”，冲决学系的阻隔，在当时只能是“地下活动”，属于非法，不务正业。我就是一个典型，老挨批。我是死不悔改。若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我的过去呢？我是坏学生还是好学生？
今天我们知道了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１８９９－１９５２）倡导“名著阅读”计划。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是敌人。但凭着求知的本能，我却在日夜偷偷地阅读名著，包括感受、理解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第九》交响曲和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他的铜管、木管协奏曲，尤其是慢板乐章。美极了！
我的故事是发生在４０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尽管时代变了，但一些基本道理或法则同样适用于现今。我指的是：让跨学科的多维、立体信息铸造、拓展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力争做一个“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的“世界公民”；力争拥有孟子所提倡的四种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２１世纪的人类文明特别需要这四种心。
当代世界到处是危机、困厄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我们严重欠缺这四心。我们并不缺高科技。从火星探测器发来清晰图片，还缺高科技吗？从４亿公里远的火星发到地球上啊！
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是因为拥有这四种心。科学、艺术和哲学的最高目标是把人引导到拥有这四种心。
北大６年，读了点庄子、孟子和孔子的书，是我自修、自学的一大成绩。我这一代，国学底子差，不像蔡元培和胡适等前辈。２４岁蔡元培就成了光绪年间的进士。
大学三年级，偶然读到中国古人论述用兵等军事方面的思想，深受启发：“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宋朝，杨万里《论兵》）
“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宋朝，苏轼《思堂记》）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吴子·治兵》）
当然我学习这些论述，不是为了去领兵打仗，而是把“以死求生”的勇猛精神用到追求知识、做学问上来。也是在大学三年级，从《知识即力量》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国外的新型坦克装备了一种新的瞄准仪，不论坦克在什么复杂的地形上行进、颠簸，都不影响炮弹命中目标的准确度。我想，我的内心也必须装备这种“水平仪”。在哲学上，这就是“不动心”。东西方哲学都提出过“不动心”这个概念。意思是让自己的灵魂永远保持一种平衡、宁静状态，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这是强调自己内心的重要性。宋朝延寿《宗镜录》有言：“心能作佛，心能作众生；心能作天堂，心能作地狱。”
是什么触动我写这本书？（2）
将近半个世纪，我的内外阅历证实了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在当年反右后的北大，极左思潮占支配地位，政治运动频频不断，“不动心”于我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即便在今天，“不动心”——每临大事有静气——对于我们每个人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世界并不太平：癌症、非典、水灾、地震、恐怖主义和人口过剩……我又想起宋朝罗大经的名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最后我想说，回顾４０多年前的往事，仿佛是做了一场梦。世界许多民族都有“人生不过是场梦”的说法。这才是永恒的真理，无法改变。美国有首古老的民歌，最末一句是“Ｌｉｖｅ ｉｓ ｂｕｔ ａ Ｄｒｅａｍ！”（人生不过是场梦）
记得有一回北大朗润园温德先生哼过这首歌。他家的那间小客厅尽是音乐回荡：“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1）
先交待一下我进大学前的蒙昧状态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见出我大学毕业时的脱胎换骨，判若两人。
进北大前，我处于佛教哲学所说的迷的状态，是未悟；进去后，毕业走出校门，我是悟，或叫顿悟。顿悟是由渐修工夫的积累所致，于是日光顿生，霜露渐消，豁然大彻。要有个过程。整整６年。
《中峰广录》有两段话说到点子上，很深刻，我有亲身体验：“迷则佛境界俱是众生境界；悟则众生境界俱是佛境界。”
“未悟之人说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说道理，如白日看物。”
进北大之前，我是一个“未悟之人”，一个浑浑噩噩的平庸少年。
我父亲是商人，常年在上海经商，难得回老家江西南昌。生我养我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是母亲。在功课方面，我母亲从不过问，任我去，只要不留级，不让她没有脸面。她也无能力管我。因为外公早逝，家境贫寒，一个农家女读不起书，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姓名“聂玳梅”都写不来。（究竟是哪个字“玳”、“大”、“黛”，我也不清楚）
后来我参加工作，寄钱回家，母亲在收据上也不会签名，只会盖上自己的手印，而且是大拇指。
我平庸，不开窍，久久未悟，不能怪我母亲是文盲，只怪我天生就是晚熟这块料。也许一个人的基因系统或脑结构才是决定一切的，早熟或晚熟，天才或庸才。
１９５０年我进南昌一中读初一。我最怕两门功课：代数和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