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视野或眼界。从中我知道，生命应当像他们那样去度过。只有这样，生命才有意义。这也进一步决定了我的价值观以及生存方式或态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士志于道”；“君子学以致其道”。（基本物理定律和法则便是大道）老子提倡少私寡欲，“致虚极，守静笃”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我偏爱过恬淡虚静的精神生活。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如此，尽管我今天有较多的金钱来支撑过一种小康的物质生活，但我拒绝奢侈。因为这不利于默契大道。何况在北大６年，我依靠助学金，刚有温饱，只有选择恬淡虚静，对物质不敢有什么奢望。所以贫困对学生自身的成长不是件坏事。当然贫困的界限是刚有温饱。物质生活的贫困迫使人跑到精神领域（科学、艺术和哲学）去寻找弥补、补救和平衡。
许多年，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贝勒爷和格格，公子哥儿，八旗子弟的优越条件，往往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尤其不利于走向“世界哲学”康庄大道。
四、 玻恩和海森伯
“我崇拜，故我在”（9）
在我眼里，理论物理学是最纯正、最正宗和最高形式的自然哲学。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这样看。这判断来自我在北大求学时期。
我的自修途径是跟踪追迹。
我不会在爱因期坦和普朗克身边止步。从这里出发，我结识了一大批物理哲学家。英文
叫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单纯的、技巧上的物理学家对我的吸引力不大。我追随的是“物理哲学家”。这个术语对我很重要，直到今天。
伦琴发现了Ｘ射线，贡献不能说不大（抗击非典，Ｘ机也派上了用场），但按本质，伦琴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
索末菲（Ａ．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在原子物理学方面也有许多贡献，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但他不是一位“物理哲学家”。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不像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狄拉克、薛定谔、玻恩和海森伯等人善于发现、提炼那些伟大的、普遍的自然原理或法则。
就是说，“物理哲学家”追求的是“绝对”。
在德意志民族深层精神构造里，追求“绝对”是她的一个特点。马克思、马赫、康德、黑格尔和贝多芬都有典型的表现，尽管他们各自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但“从相对到绝对”，追求世界的终极原理这一点是相同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我，当我还在北大的时候。
在物理学王国，我像只蜜蜂，懂得在百花丛中忙碌。
“有奶就是娘。”这是我的自修原则。北大图书馆也为我提供了众多导师。
玻恩（Ｍ．Ｂｏｒｎ，１８８２—１９７０），德国“物理哲学家”，荣获诺贝尔物理奖。除了他的一些很专业性的名著外（如《原子力学讲义》和《光学：电磁光学理论教程》），他的许多著作我都精读过，且不止一遍，常常是找到德、英两个版本互相参照来看。其中一本给我印象最深：
《我这一代的物理学》
这本书就像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塑造了我的世界观。不少句子和段落，我都能背得出来。我是把它当成《浮士德》来读。当年的读书笔记，今天还保存着。
在温饱大前提下，我把精神宴会看得高于一切。这种价值观起始于我在北大时期。
海森伯（Ｗ．Ｈ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０１—１９７６），德国“物理哲学家”。１９２７年，年仅２６岁的海森伯为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３１岁得诺贝尔奖。
他写下的许多句子和段落，至今我还能背诵下来。其中影响我一生走向的是这样一句：Ａｌｌ ｔｒ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一切真正的哲学家都必须是科学的）
这正是我削尖脑袋挤进自然科学王国的原因。
只有熟悉了自然科学成果，知道了“天高地厚”，我才能言哲学。
这也是北大毕业前夕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第一志愿的充分理由。我知道，家畜生理学、家畜传染病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土壤微生物、土壤学……有助于我知道“天高地厚”。
坐在物理大楼，俯而读，仰而思，我想到的是中国古代“士的使命”；想到人生易逝，天道永存。
最后我想说，玻恩和海森伯都能弹得一手好钢琴。
我确信：在理论物理学和古典音乐之间，一定有某种相通的东西。依我看，这就是宇宙高阶的和谐。
在众多影响我的杰出“物理哲学家”当中，我还要提一下美国高压实验物理学家布里奇曼（Ｐ．Ｗ．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１８８２—１９６１）。１９４６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他手脑并用，巧妙地把每平方厘米２万公斤的压力提高到４０万公斤。其目的是为了了解在如此高压条件下物质的状况。（这一好奇心也感染了我）他写过一本书，叫《高压物理学》。
布里奇曼又是一位哲学家。我读过他三本书：
１． 《现代物理学的逻辑》，１９２７年。
这个中译名对我有所触动。但英文原文对我的触动则是中译名的１０倍：《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开头四个字母都大写，会有力地刺激我的大脑皮层，叫我顿起敬畏之心。
关于开头大写字母的重要性，我想从侧面举个例子：冷战时期，前苏联克格勃在中学毕业生中招生。有一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在答卷中，该考生把美元开头字母大写，把祖国开头字母小写。考试委员会决定不录取他。理由是：在他的心目中美元比祖国重要。
２． 《物理理论的本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３６年。
３． 《我们一些物理概念的本质》（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ｏｆ Ｏｕ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１９５２年。
当然，他的物理哲学贡献是提出了“操作主义”。要义是：如果在确定一个物理量时，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法，那么我们就不能用物理方法来检验这个量。这样，这个量便因为没有物理的真实性而只能被抛弃。（在西方，操作主义的影响很大，但也遭到一些科学家的反对）今天中国人挂在嘴边上的说法“可操作性”，估计正是来自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
“我崇拜，故我在”（10）
五、 申请转到物理系的失败
这是四年级上学期的一次“壮举”，大约在１９５９年春，也就是我自修物理哲学一年之后的事。我觉得我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特别热衷于自然界一些基本物理常数后面的那个“绝对”或“永恒”。
不断逼近“绝对”就是“朝圣”。普朗克把它叫做“朝上帝走去！”普朗克的上帝是自然科学寻求的“必须”加上人间宗教伦理道德上的“应该”。在理论物理学王国，我有所悟，觉得自己进入了角色，如果正式转系，日后可能会做出些名堂。考虑了一个月，我写了“转系”报告，记得是通过邮局寄出的。当我把信投进邮筒，我的心情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我也想到后果：必失败无疑，招来一顿训斥。
大约１０天后，系里一位行政领导找我谈话，把我臭骂了一顿：“你以为我们这里是资本主义的一所大学吗？随心所欲，想到哪个系就到哪个系？这里是社会主义大学，由不得你乱来胡来一气！回去好好读你的德国文学，你都四年级了！还有一年就毕业。不要浪费人民的粮食！”
从民主楼出来，我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因为是预料中的事。这时候，我又习惯性地往未名湖边的钟亭走去。我自然想到我今后的归路。此时此刻，我特别需要一个“诚”字。在中国哲学中，“诚”这个汉字非常重要。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诚者，圣人之性也。”（真诚是圣人的本性）
“至诚者，天之道也。”（基本物理定律或法则便是至诚的，它从不擅自改变，始终如一。许多很不相同的分支，都由同一条法则来支配）
培根说过：“要认识真理，先要认识真理的条件。”
至诚便是真理的第一个大前提，第一个成立的条件。
想到这里，我的意志比以前更坚强。我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意志了。我不孤独，我有我的意志、我的广大世界同我日夜作伴。
在钟亭坐久了，有晚景卧钟边的况味。我用双手摸着那口多年沉默不语的大钟，我在同自己倾心交谈，自己宽慰自己。我想，也许一切业余的才是最美的。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分为职业的和业余的。职业有压力，日久不免乏味，否则哪来“做一行怨一行”的老话？职业有异化的危险。若是真正出于个人爱好而业余从事某项纯正的精神活动，便会少很多压力和功利心，多一份超脱和审美的情趣。今天来看我当年这种“退一步”的解脱想法，也有几分道理。其实婚外恋便有种业余的味道，而婚姻家庭则是职业的性质。中国有句老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妓、偷和偷不着的心理都是业余活动。“家花不如野花香”。这个“野”字也有业余成分和性质。
以后我同物理学的关系就保持“偷”和“野”的关系吧！
当时我也只有这样来宽慰自己。同别人商量有打成反革命集团或“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在那个年代，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得太多，伤害得太多。我养成了“独来独往”、“单干户”的习惯。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来看我当年的那次“壮举”，对吗？
没有错！因为我不是胡来一气。作为个别的特例，应当让我转系。刚进大学一两年，不应分系。读了两年再分系、分专业。要求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在高中毕业后作出一生道路的最后选择，而且今后不得改变，这是冒险，赌博，至少是轻率。
允许转系是给学生一次真正“发现自我”的机会。人的本质是在他所追求的对象上面显示出来的。——费尔巴哈的话不错。
“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1）
在人类精神苍穹底下，我开始习惯眼望闪电，耳听惊雷。这一回的雷鸣闪电来自生物学。我越来越感受到：
思想、观念就是力量。比起知识，思想、观念更为有力。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智慧。
我爱思想、观念远远胜过爱知识。
一、 从门缝看地质学
有一天，从苏联学者写的一本《地质学教程》中我读到林耐一句格言：“坚硬的岩石是时间的女儿。”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
如果说，阿芳是王先生的女儿，这句话肯定不会触及我。
看来，我喜欢把大自然人格化。
为了跟踪追迹，我查了德、英等大百科全书，知道林耐（Ｃ．Ｌｉｎｎａｅｕｓ，１７０７—１７７８）是瑞典植物学家。其中他有两本书的题目引起了我的兴趣：《植物学的哲学》、《自然体系》。
光是“植物学”，对我的触动不会很大。一旦同哲学合在一起，便会引起我的深深共鸣——这是我当年的一大特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就像一个既抽烟又贪杯的人一看到“万宝路”和“茅台”，大脑有关神经系统便会作出相应的强烈反应或条件反射。
那句格言便是出自林耐的《自然体系》，１７３７年。英文是：“Ｔｈｅ Ｓｔｏｎｙ Ｒｏｃｋ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ｒｉｍｅｖａｌ，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ｍｅ．” （坚硬的岩石不是原封不动的，而是时间的女儿）
英文说得全面，是林耐的原意。所以从学生时代起，我对中译本就持怀疑态度。做学问不能靠译文。它只能作参考。有些经典著作，最好拿两个版本来参照着读，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和句子，否则会误人子弟。
这种习惯是我在北大养成的——这也是普朗克这个命题的体现：“从相对到绝对”。我想方设法尽量接近“绝对”。
林耐这句充满自然哲学智慧的格言引导我推开了地质学的大门。严格来说，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了一条缝，透过缝，我瞥见到了一些叫我惊叹不已的东西。
我看了好几本地质学方面的书，是挑选着看，仅仅是为了接受些“地质哲理诗”的熏陶和洗礼，帮助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走向“世界哲学”，不能没有这“气”。其中有这样两本：《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莱伊尔和近代地质学）；《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地质科学的诞生和发展）。
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北大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我愿在这里待上１０年，读１０年书，每月只领取１４元５角的助学金，物质生活只要求维持在温饱水平！
从阅读中，我知道，不仅岩石圈，就是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乃至于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统统都是时间的女儿。
悟出这一点，我的内心有种亮光，并嘲笑、鄙视当时的政治运动。我意识到：坏政治是暂时的，自然法则是永恒的。
我的内心是一片宁静，不再受外界愚蠢、荒诞和邪恶的干扰。显然，外界是非理性的、病态的，而我的内界是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从地质学的一线门缝里望去，我看到：河流和岩石，海洋和大陆，都经历过各种变化；但指导那些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所服从的法则，始终是相同的。（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