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纳普（Ｃ．Ｒ．Ｃａｒｎａｐ， １８９１－１９７０）也是“维也纳小组”成员。他有本成名作特别吸引我：《Ｄｅｒ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ｕｆｂａｕ ｄｅｒ Ｗｅｌｔ》（世界的逻辑结构），１９２８年。
光这个书名便让我热血沸腾，就像贝多芬的《命运》和《第五钢琴协奏曲》让我激昂慷慨，让我惊叹“天地人”：“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什么？世界还有逻辑结构？！
我倒要看看！好奇心和对世界的惊讶永远是最最好的导师。一查目录卡，图书馆又有收藏，而且还有他的《科学的统一》（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３４年；《概率的逻辑基础》（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９５０年。
读这些书，对于我，就像过狂欢节。这是精神上的、世界观的狂欢节。更妙不可言的是：白天读这类书（即便不完全懂，只能看懂一半或三分之一），晚上又去朗润园欣赏海顿、勃拉姆斯和肖邦。肖邦一些小夜曲是甜美的忧伤、淡淡的哀愁（比如作品第９、１５和２２号），掏心揪肺，属于尘世的白日梦幻。
当这梦同世界的逻辑结构相碰撞、相交汇在我内心的时候，我的满足感是难以言表的。还是陶渊明那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大学６年，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事实上，人生在世有些事物和意境是很难用语言文字说出的。语言文字有它的局限性。
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当年德、英文的术语“基础”、“起源”、“结构”、“原理”最能引起我的共鸣——这正是内心的“世界哲学情结”。这才是叫开哲学王国大门的“芝麻芝麻，开开门”！
二、 中国哲学智慧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这两年对我一生的成长是决定性的。从各个领域涌来许多信息，而且是属于世界一流，连二流都没有。我几乎要得“消化不良症”。
我只有充分利用一切时间。睡眠时间很少。洗衣服更顾不上，于是发生了几件衣服浸泡在脸盆长达一个月、水面上生出了一层绿色的微生物、发出一种臭味的事件。我只有对不起那几件衣服了。我牺牲了它们，缩短了它们的天然寿命，没有物尽其用，为了形成我的世界观，为了一搏，为世界观而搏。
有什么办法呢？每天２４小时是个常数。
星期六常有政治大报告，不得缺席。班级指定在一个地方，集体听，各自带自己的小方凳子。内容无非是“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类的热昏胡话。我低着头，好像在专心听。其实在走神，想心事，琢磨、消化我这一个星期读到的“结构”、“原理”、“法则”和“基础”……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4）
班级常有学习批判会，争论教学改革，辩论什么是“又红又专”。我心里早有定论：全是他妈的扯蛋！
每个人都在演戏。至少我在演。大多是心口不一。都有一个假面具。有人扮演左派角色，有人居中，我只能偏右，但又不能太右，否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学会了把握分寸或尺度。有时也暴露几句对“三面红旗”不理解的“活思想”，然后遭到一阵批判，我只当他们
放屁，耳边风，从不往心里去。我知道什么东西该往心里去。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些世界经典和名著（包括西方古典音乐）。这是一道长城，坚固的防御体系，凡是不符合真善美的东西休想入侵，休想进入我的内心。我知道，凡是值得往心里去的，我可以卖掉裤子和毛毯。一旦有了这个标准或价值观，便宣告我开始走向成熟了。
在学习批判会上，我照样可以想我的心事。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这是我多年炼就的一点功夫。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莫过于思想。思想能管得住吗？思想能约束得住吗？
“你不许往那里去想！”
能下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命令能生效？笑话！
一个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
不错，强权、权势可以把某人关进大牢，但他的思想、观念照样可以推理，海阔天空！因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朱文公文集》）不过中国哲学这个气魄很大的命题如果得到“实验加上数学”的支撑便会很有力量。
知识＋智慧＝力量
１９５８年秋天之前，我从没有正式接触过中国哲学。那年秋天，开学不久，我读到１９４９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 写的一本论述物理学和哲学的书（英译本）。在书中，他引用了庄子一句格言。
当时我对这句格言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或叫嗅觉，感到此中有真意。于是从《庄子》中查找原出处。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共十个汉字，呈诗的结构，从此格吱一声，推开了中国哲学宝库的大门。
在《庄子》的“外篇”，我还读到：“天地有大美”，“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命题。
比较一下，还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这十个汉字更为言简意赅。关于庄子这句格言大训，我想说出以下三点：
１． 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学者估计被这十个汉字照亮内心世界的不知有多少。我只是其中一个后学者。一开始，我就把它同现代西方数学、物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所揭示出来的规律（即“天地有大美”）结合在一起。
“圣人者”即大数学家、大自然科学家。
２． 十个汉字的醒世恒言是个伟大的空筐。要用现代科学成就去填它。永远不会有填满的时候。不填，空筐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大。
３． 黑格尔说：最初的哲学是潜在的、内容贫乏的、抽象的、尚未高度发展或展开的。（《哲学史讲演录》）这话的实质，按我的说法，就是“空筐”的意思。
庄子那个时候对“天地有大美”不可能有很深层面的感受和把握。也不可能很具体，也不知道热力学两大定律、量子论和相对论。凭借他的哲学直观、猜测和对世界的敏感，他提出了十字大空筐，是他的天才。
庄子作为思想家的级别，和古希腊哲学家一样，均属于世界级，属于一流。
他这句醒世恒言影响了我一生。这不是知识，是哲学智慧。
它像面旗帜，站在它下面，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自得其乐。中国科学家如果用这句格言来鼓舞自己，拓展自己的心胸和眼界，“善养吾浩然之气”，荣获诺贝尔奖的可能便会大些。其实在这面旗帜下做学问，仰观俯察，本身就是一种天大的幸福。自那以后，我便断断续续读了不少中国哲学。从那里得到的惊叹号几乎同从西方哲学得到的一样多。
我始终进行东、西方哲学比较，即对比较哲学研究感兴趣。在当时，我在这方面即有萌芽。其实把现代自然科学成就放进庄子的十个汉字“大空筐”便是这萌芽。
４０多年来，有两类书是我的床头读物：中国古代哲学（包括美学）；中国古诗。
在一个中国人的血管里，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在流淌（当然不必每个人都很多），那他还是中国人吗？
事后多年，我才意识到，我推开中国哲学的大门，有点怪：是日本一位物理学家引导我看的结果。这是“出口转内销”。
这些年有的中国人去美国，想买些美国货带回家。因为一般来说，美国货比中国货要高级。回到家一看，原来是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这时才恍然大悟，刮目相看，重新认识中国货。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看中国哲学的。当时我刚好２０岁。
三、 “哲学”这个关键词
“哲学”改变、铸造了我一生。它把我分成前后两个“赵鑫珊”。当然这是一个成长过程，不是一天的功夫。这个过程的开头或开端正是在北大完成的。
“哲学”这个词对我有一种魅力（在中国哲学中，天道地道人道是哲学的同义语），德、英文的“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词会使我眼睛一亮，仿佛太阳从厚重的乌云后面突然钻出来，光芒万道……
都是情人，又都是妻子（5）
在北大６年，正是天道地道人道，正是哲学这个关键词，像条红线，贯穿了我的整个求学时期。越是往后，快走出校门，这条红线便越清晰，越有力。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的一天，我从《吕氏春秋》读到：“知不知，上矣。”（能意识到自己有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这很好啊）我觉得这话像是对我说的。它刻画了我当时的精神状况。
渐渐地，我开始懂得将人生世界结构予以哲学化。或者说把哲学予以人生世界化。直到今天，我仍旧走在这条路上。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当然还有后来的十年文革，“哲学”是被误解、曲解、糟蹋得最厉害的一个词。不过从一开始，我的“哲学”定义便是原汁原味的。今天我仍然为这一点而自豪。
近几年来（１９９８－２００３）我对犯罪行为心理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说到底，我是对犯罪行为的脑科学根源或其哲学背景特别关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２日，我从《检察日报》读到两条消息，令我惊讶：
１． 河南平舆县玉皇庙乡人，黄勇（男），２９岁，平时酷爱看凶杀恐怖片，觉得“杀人很刺激”。从２００１年９以来，他采取欺骗手段将被害人从录像厅、网吧……骗至家中，先后杀死青少年１７人，杀伤１人，并将死者尸体掩埋在自己室内和院内。
日本学者有个术语叫“快乐杀人”。该术语源自德国犯罪学论著。其脑科学根源是什么？犯罪学的哲学背景是什么？
２． 美国每年估计发生７万件未成年人纵火案。１３－１８岁占总数的４１％。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无法抗拒纵火的欲望呢？
其脑科学根源是什么？它的哲学背景呢？
其实我这种追溯、探本溯源的冲动起始于北大。我今天探究哲学的热情是北大时期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２００５年，我计划写本专著《人为什么会犯罪——犯罪学的哲学》。我要追问：猫、狗、熊、眼镜蛇、狼、大象……会犯罪吗？有犯罪这一说吗？犯罪是人的专利。
当然，战争是人类最大犯罪。“９·１１”和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０日伊斯坦布尔的连环爆炸事件，以及２００４年３月马德里的恐怖袭击同样是最大犯罪。我不愿看到我们的世界是这个恐怖的样子：今天这里爆炸，明天那里火光冲天，血肉横飞。
世界应该这样：今天这里是世界杯足球赛，明天那里是狂欢节，后天又是世博会，肖邦钢琴大赛，世界小姐选拔……
面对人生世界的结构，追问一连串的“为什么”，是母校北大培育我的结果。母校用她丰富、养人的乳汁喂大了我。——这才是“母校”的真正涵义。
第三部
诗的觉醒（1）
在当年政治运动不断，到处是限制、批判和监视的大环境下，内心有诗的萌芽和冲动，真是谈何容易！那是扑灭诗的年代。
其实，我所理解的诗是广义的，不限于唐诗，不限于雪莱、歌德、海涅和普希金。在我看来，一个伟大的数学物理公式便是宇宙间第一等诗。当然还有“地质学诗”。
２０世纪初，德国人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漂移说”不是“地质学诗”是什么？它若不能惊风雨、泣鬼神，还有哪首诗能？！
反右后北大令人窒息、压抑的环境使我胸中有一团悲愤、勃然不可磨灭之气，可以接纳“世界诗”的高古、苍劲、荒寒；开始把人生世界的结构看成是诗意结构。
汉代和魏晋悲怨诗特别能在我心中激起共鸣。我尤其害怕又偏爱那些触及人生、世界本质的诗。
一旦当它们同西方古典音乐的旋律、数学物理公式相碰撞、交汇在一起，我就想哭。歌也有思，哭也有怀，颇有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的况味。我说过，大学６年，我是在心泪中长大的。
眼泪不会催人成长；只有心泪才有这种作用和功能。司马迁说：“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中国古诗词最精华的部分都是诗人心泪的结晶。先要诗人自己哭，然后才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我觉醒到这一层，我便宣告自己开始挣脱了平庸。
北大校园内外环境（包括圆明园废墟、西郊荒野、香山一带）特别有助于一个人的诗意觉醒或诗境的营构。上海就少有这种氛围。
有时候，我会在一个星期天独自一人步行去香山卧佛寺一带，去体验“清心听镝”的出世境界。
我承认，在我内心深处，当时已经有了出世的萌芽。这粒种子也是在北大撒下的。入世是种引力，出世是种斥力，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力同时作用在我身上才决定了我生命运行的轨迹。在这方面，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和苏东坡给了我深刻影响。
我只有既入世又出世才能真实、合情合理地活在这个世上。这是一种生存方式。
白居易和王维好佛习禅作为“独善”之道既促进了我的诗意觉醒，也加强了我内心的“中国哲学情结”。——这情结来自活下去的迫切需要。
还是在学生时代，我就给中国古诗词下了一个定义：带浓烈感情的中国哲学。直到今天，我依然同白居易的这种想法完全共鸣：“身虽世界住，心与虚无游。”中国古诗词达到的艺术、哲学高度决不在西方诗歌之下，而在它们之上。这我有点发言权。我读过许多原汁原味的德文诗和英文诗。
自１９５８年开始，我自己也写点诗，但随写随毁，怕政治运动一来，无限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因为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这就是当年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我就是在这种极左环境中长大的。不容易。当然，其中打手和恶棍也大有人在。今天，夜深人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