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我进南昌一中读初一。我最怕两门功课：代数和英文。盛老师（女）是位优秀的数学老师。但名师不一定出高徒。至少我是例外。在课堂上，我永远在云里雾里。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
（ｘ＋ａ）（ｘ＋ｂ）＝ｘ＋（ａ＋ｂ）ｘ＋ａｂ．
当然，我也不会解下列方程：
ｘ＋２ｘ＋１＝８
整个初中，我都弄不懂为什么这个方程会有下面两个根：
ｘ＝－１＋２， ｘ＝－１－２
英文成绩也很糟。我不会国际音标。只好在“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资本主义）这个单字的后面注上“隔壁的李师母”。毕竟，这也是一种灵气，只是路子不对劲，属于邪门歪道。
代数和英文这两门功课总是补考及格。领来成绩单，不敢给母亲看，塞在床底下。母亲费劲地找出来，给识字的邻居看，然后就说：“我儿子又是补考及格！”当年我母亲不像今天的母亲们，不会为我去请家教。
初三，我转到私立新民中学。有两节课像黑夜的雷电，对我有所触动：第一是石老师教的平面几何，她是姚校长的夫人。我对她所讲的“圆的概念和性质”发生了一丁点的兴趣。
比如关于圆的定义，石老师说（她的长相、神态、尖尖的声音和手拿直尺的样子，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尽管相隔半个多世纪）：
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轨迹叫做圆。这个定点叫做圆心，这个定长叫做圆的半径。
课后，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我还在琢磨：如果在圆周以外有个点，它到圆心的距离便不等于半径了。
把所有“与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统统集合在一起的轨迹，便是整个圆周长，而且一个点也不漏掉！就像一网撒下去，池塘里的鱼一条也无法跑掉。小时候我跟随舅舅捕过鱼。
自然，当时我的思路并没有今天这样清晰，只是朝这个方向去想，去好奇，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惊叹号的影子，不过时间很短，像阵风，吹过，掠过，也就消失了。又像浮云，薄薄的一层，不久便全然地散去。
如果把这条思路或这份惊讶坚持下去，说不定进入高中，我会对整个数学发生兴趣，最后报考北大数学系或理工科。
从今天来看，上述思路的性质是一种追寻逻辑思维的完美和满足。它完全属于人的精神世界，同物质世界无关。
上述那个惊叹号的影子毕竟是一粒奇妙的种子，落入我的心田或内心土壤中。不过要等到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日子才破土发芽，长出一株幼苗。地点在北大。
第二是新民中学姓陈的历史老师讲的世界史，提到最古老的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两条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
老师还把米索不达米亚和两条河流的英文写在黑板上：Ｍｅｓｏｐｏｔａｍｉａ， Ｔｉｇｒｉｓ， Ｅｕｐｈｒａｔｅｓ。他要我们抄下来，记住。他说将来要考试。我照老师的话做了，而且是不折不扣。因为这三个地名的发音很好听，如歌似的悦耳，我喜欢，触动了我。陈老师还讲到苏美尔人是最早米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成功利用了两条河，建立了灌溉网，从而创造了世界最早的文明。不过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又经常泛滥，洪水特别凶猛，这使苏美尔人内心深感恐惧，加上外族入侵的战争威胁，苏美尔人觉得在一些无法控制的敌对力量面前，自己是无助的，内心深为不安，有种悲观，说：“人生苦短，生命也脆弱，无论做什么，到头来只是一场空。”
陈老师最后说，历史在苏美尔的起源是非常引人入胜的课题。老师还把“历史在苏美尔的起源”这个课题写成英文，也叫我们抄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Ｂｅｇｉｎｓ ａｔ Ｓｕｍｅｒ．
至今我还记得这句英文，是个奇迹。这节世界历史课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之交的日子，着实让我兴奋、沉醉了４５分钟。不过它还是像雷电，像阵风，像片云，很快就消失在我昏睡、平庸的井底，被淹没了。它要等到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的交接日子，才猛然从井底中冒上来，泛起一阵阵惊醒的泡沫。其地点已经在北大未名湖畔。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2）
初中毕业，我考入南昌二中。它的前身是心远中学。张国焘和方志敏都曾在该校就读。师资力量很强，在江西省名列前茅。尽管这样，强大的教师阵营依旧没有打碎我平庸的坚硬外壳。因为时候未到：“未悟之人说道理，如月夜看物。”
我这样晚熟，不开窍，只怪自己，不怪江西南昌这地不养人。在历史上，江西有过自己的辉煌。如果说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和《燕赵文化》，
那么就有《赣文化》。
隋唐是中国佛学或佛教哲学的鼎盛时期，形成了各种流派。但为何只有禅宗才能在江西立足并得到发展？早在唐代就有“求官去长安，求佛往江西”一说。禅宗分南北，江西便成了南禅最为盛行之地。（按理我今天要返乡，走近禅宗）
我这个人，越是走向成熟，走向“世界哲学”，就越推崇禅宗。我忘不了我在北大读到白居易给“禅”下的定义：“荣枯事过都成梦，忧喜心忘便是禅。”
这个悲观的定义构成了我今天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这个人身上既有光的面，也有暗的面。两个面的种子都是在北大撒下的。
不要忘了，宋明理学在江西有过很大发展，尤其是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它植根于江西，和江西的思想文化传统分不开。江西出了诸如欧阳修、王安石、朱熹、文天祥、曾巩和黄庭坚这样一批人杰或精英，不能不说同“地灵”有关联。再就是江西临川的汤显祖。——西方有莎士比亚，东方有汤显祖。江西书院历代闻名于世。宋代有１３６所，占全国四分之三！明清两代，江西的进士差不多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后来，等我成熟了，从事人类文明研究，我才听到过去有这一说：“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三里五状元，朝臣半江西。”
可见，我少年蒙昧是内因，同江西无关。
高中同学有许多优秀生，他们不仅数理化好，还是俄罗斯文学和苏联小说迷。我记得他们经常到东湖边上的省立图书馆去借小说读，而且交换着传阅，谈心得，而我在这方面则要迟钝得多，闭塞得多。我始终在圈外，从没有加入的要求。其实我家住在马家巷，离百花洲省立图书馆仅１０分钟的路。高中二年级，在同学文学圈子的感染和带动下，我也办了一个借书证。不过读的书极有限，说到底是内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我还在一个劲地昏睡。记得有两本书给了我较深印象：
１． 《瓦杜丁传》。乌克兰人。卫国战争英雄。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官。在前线指挥时，死于德国飞机轰炸。大将军衔。
２００１年２月，我造访基辅。在一座街心公园，我突然见到“瓦杜丁大将”的铜像。我久久站在那里。
乌克兰友人柳芭问我：“你熟悉他？”
“１９５４年，我读高中二年级，读过他的传。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读物。所以印象很深。”
２． 英国小说《宝岛》（有人译成《金银岛》），作者是新浪漫主义作家、苏格兰的斯蒂文森（１８５０－１８９４）。有关藏宝的荒岛，两帮人拼命争夺宝藏，纯属虚构，曾吸引全世界的无数青少年，其中也包括我。
那年冬天，我蜷缩在被窝里读它到深夜一点。母亲看到我的屋子还有灯光便开口：
“鑫儿，都几点了，还不睡？”
这时有往南飞的雁阵从高空掠过，我放下了《宝岛》，始觉天地人间有种悲愤的元气弥漫。这感觉非常朦胧，只是薄薄的一层，时间也短。在往后北大的日子，我这种“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的境况便成了我的精神构造的基调，直到今天。
如果说，我这点刹那间的体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亮点，那就勉强算上吧，算是一个微不足道，一点也不显眼的感叹号。不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要等待，等我进入北大，受到严重挫折后的猛醒。
整个中学时期，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不会超过１０本，包括《西游记》《封神榜》和《儿女英雄传》。同今天的高中生相比，当年的我是很寒酸的！我为我自己脸红！如果还要在我中学时期再找出一个值得一提的小小亮点，那就是我对苏联电影的狂热和敏感。在我的青少年时期，苏联电影对我是全面的启蒙：世界观的，文学的，诗的，绘画的，音乐的。今天来看这些电影，除去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些糟粕外，许多东西还是能留下来的。因为它们能让人思考，感受，得到丰富营养。
老实说，就深度和艺术水平而言，美国好莱坞的作品在苏联电影之下，而不在它之上。美国片是娱乐性的，苏联片是生活教科书。我永远忘不了《乡村女教师》。这部朴实无华的影片给了我许多许多，尤其是美学或审美的熏陶。乡村女教师送学生去县城考中学，穿过原野，风吹草动，蓝天浮云，学生朗诵涅克拉索夫（１８２１－１８７８）的诗句：“挺起胸膛往前走……”
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我还能记起这些画面和台词，可见它给我造成了永不遗忘的印象。
可以说，苏联影片为我平庸的少年营构了第一个艺术细胞。它要等到我进入北大后去发扬光大。
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是我高中三年时期。我至少看了３０部苏联电影。当时我是中苏友协会员。凭会员证，电影票１角２分。全国大中城市经常举办“苏联电影周”，一放就是五六部。有些片子我要看两遍。大导演和杰出摄影师的艺术无疑塑造了我。当然还有电影音乐，为我后来进入西方古典音乐作了准备。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3）
说来惭愧，进北大前，我连巴赫、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他们的作品了。由此可见我的平庸。
影片《格林卡》给了我震撼。
作为一位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１８０４－１８５２）在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并不显
赫，但他的《卡玛林斯卡亚幻想曲》《伊凡·苏萨宁序曲》和《鲁斯兰与柳德米娜序曲》却为我开了眼界，拉开了西方古典音乐的序幕，同圆的定义、米索不达米亚文明一道，在我的少年心灵的底片上感了光，为我进入北大脱胎换骨作了一丁点准备。
我忘不了格林卡从马德里坐马车回到莫斯科的那些镜头。在波兰和俄罗斯的交界处有一块国境线上的界碑，马车飞驶而过，表明作曲家回到了祖国。在一口井边，格林卡向村姑讨了口水喝。远处传来俄罗斯的民歌，格林卡缓缓抬起了头，沉醉在优美的旋律中……
那些年风行的苏联歌曲（包括俄罗斯民歌），我几乎都能唱。当时我正在学俄语，成绩不错，在外语方面有点开窍，露出了一线曙光。读完二年级，即将进入高三。在同学的带动下，我也开始考虑报考大学。母亲从不过问我的出路，一切由我作主。当年的高中毕业生有以下几种看法：
１． 第一等出路是留苏。每年要从毕业班选派几名留苏生。
２． 考取北大、清华是第二等出路。
３． 重理工，轻文科。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理工科是铁饭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坐天下，理工科都有饭吃）
４． 跨出省界，走得越远越好。考取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中南矿业学院也比留在江西强，且强得多。——古人曾用“贵远贱近”这四个汉字来刻画人的这种心理。“远处的和尚会念经”也属于这种心理。
当时班上同学经常去“八一公园”神聊报考大学和专业的事。我也被卷入了进去。有位姓熊的同学决心报考东北长春地质学院，劝我也去报名。我的心动了。他煽动我的理由是：可以游遍祖国名山大川。
不久，有位姓王的转业军人（２０岁）加入我们选择志愿、温课、准备报考大学的圈子。我很信任他。因为他比我大三岁，英文很棒。他决心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立志研究１９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拜伦和雪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位诗人的名字）他鼓励我报考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德国文学专业，将来去翻译、研究歌德、席勒和海涅的作品。（这是我第一次从他这里听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最后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很遗憾，他自己却名落孙山。我为他难过。这也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他有把握进北大，我没有）为了准备高考，我紧张了足足有半年。我虽然平庸，但也知道这场考试将关系到我的前途和命运。我要为它拼搏一回。后来的事实证明，考上北大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为准备这场高考，我掉了３斤肉。母亲给我炖了一只老母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考上北大是我生命轨迹出现的第一个转折点。后来还有好几个转折点，要及时、主动、有意识地把握这些转折点。比如毕业后我选择中国农业科学院便是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哲学同广大生物学世界的结合。１９７８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又是一个转折点。它表明我一生的主旋律或磨盘的中心轴——把哲学世界化或把世界哲学化——公开登上了舞台，不再偷偷摸摸，遮遮盖盖。
进了大学，决不是万事大吉，手握镰刀坐等收获。不，远不是这样！
考进大学，仅仅是马拉松长跑的起跑。人要不断搏击。一天也不能松懈。在这一点上，我有清晰的头脑，不再平庸，昏睡；不再浑浑噩噩，不再一切都是偶然。今天我才明白，考进北大，原来是为了拿到一把金钥匙。
“八万四千关捩子，只消一个锁匙开，岂在多言也。”（八万四千个门户关键，只须一把钥匙便可统统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