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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我，在日夜围剿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片火海中，居然有诗的觉醒，偷偷地带着海涅的一本诗集，在香山一带漫游，或是夹着李白的作品，去吟唱“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再就是琢磨“处世若大梦”这个人生哲学命题。
我说过，诗的极至是哲学，恰如音乐的极至是哲理诗。
对于我，当年诗意的觉醒其实是哲学的觉醒。只有哲理诗才能唤醒我。
海涅（1797…1856），是歌德之后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诗人。这张画像是《海涅全集》中的插图。
在学校，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跑到林书闵老师家去听唱片。因为他家有不少根据海涅的诗谱成的艺术歌曲。
初夏之交，我常常夹着他的诗集到圆明园和香山一带去漫游。看到紫罗兰或是野玫瑰、“勿忘我”，便随手采摘一朵，夹在诗集里。至今这些枯萎了四十多年的植物标本还躺在我的藏书中。它们成了我当年浪漫情调和诗意觉醒的见证。很遗憾，当年我身边没有女人，没有恋爱的对象。手上有刚采集到的“勿忘我”或紫罗兰（我非常喜欢紫色，因为它有种淡淡哀愁、忧伤的情调，惹人疼爱），就是没有赠送的对象，完全辜负了北大这个恋爱最理想的地方。上海吗？今天的上海没有圆明园和香山，只有茶坊和咖啡屋。咖啡屋里的恋爱质量和级别怎能同圆明园和香山的“荒野场”相比呢？
德国著名诗人乌兰德（L。Uhland， 1787…1862）。他的许多诗被德国作曲家谱成了曲子，非常优美、动人。
这是我在1958年变卖戒指和手表买来的《乌兰德文集》四卷的扉页，莱比锡，1910年版。今天，它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这是《乌兰德文集》四卷第一册的价钱。2元印有中国书店（东）的字样。（东）指“东安市场”。北大6年，我同这家旧书店经常打交道。只要卖掉了衣物必来此淘旧书。今天我把当年淘旧书的狂热转化成了写书的热情。
这是《海涅全集》（12卷）第10卷的扉页。
这是我典衣买下的第一批旧书。地点在东安市场。原书主人是上海的魏钟，估计也是从上海旧书店购来的，因为他准确写下了购书日期1945年12月22日。也许魏钟先生今天还健在。
不知为什么，这套古色古香的《海涅全集》（德文原版）转辗到了北京？最后到我手中。
诗的觉醒（2）
海涅是德国伟大的诗人。他的许多诗作都被谱成了曲子，广为流传，具有双重的美。很遗憾，中国读书界远没有品尝到海涅诗歌的美。因为严格来说，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不是译者水平不高，是因为任何翻译都会把原诗的味道（原汁原味）丢掉70％，最后只剩下30％。
不仅是海涅，其他西方诗人的作品一经翻译都是这种命运。
读了大量德、英文诗歌，是我6年大学的成绩之一。
平庸少年浑浑噩噩！
“文”这个汉字
今天我才明白，大学６年，我作为一个文科学生，努力涉猎数理学科，寻找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其实只是在做一件事：对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字作推广。
试图从点到线到面再到立体作推广，是我在北大养成的思路或思维方式。这对我一生是决定性的。
原来对“文”这个汉字的认识和理解几乎耗费了我四十多年的时间，这已是我一生。
今天我才明白，我对这个汉字的全部涵义的漫长把握过程，也是我一生成长的过程。只有当我把这个汉字的不同侧面和层面识读了，把握了，我才宣告我成熟了！
我一再说，我们自以为最熟悉的事物，其实是我们最不熟悉的。比如关于光的本质。光究竟是波还是粒子？量子力学思想家们为此绞尽了脑汁。当然还有时间和空间的本质。
“文”是什么，其实也是个谜。因为它涉及语言、文字符号的本质。这是一门很深很深的学问。当然，乍一看，谁都知道“文”这个汉字指什么：
文章，文科，语文，国文，重理轻文，文科和理科，文字，文人，诗文，文坛，文风，文法，文笔，文体，文思，文盲，文句，文采……
对“文”字作上述理解对吗？当然不错。中国古人还作了进一步阐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文章者，不朽之盛事。”
不过，这些看法有一个弊病：把“文”字作了狭义的理解。这样一来，文科、理科便截然分家了，以至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打算学理工科的中学生或已经是理工科大学的学生更产生了偏见或错觉，以为语文（语言文字）同自己无关或关系不大。写信时即便文字不通顺也无妨：“因为我不是学文的！”
这是一大错误！错在三处：
第一，“文”这个汉字应作广义理解，而不是狭义理解。
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中还有这样的说法：天文地文人文。按我的理解，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比如进化论）也叫“文”。因为“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当我们对“文”或“诗文”作广义理解的时候，文理科便宣告统一了。中国古人言：“天地养才而万物生焉，圣人养才而文章生焉。”如果我们把此处狭隘意义上的“文章”作广义的理解，那么，我们便把文理科统一了起来，顿时一个广大的统一世界即霍然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样开普勒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哈勃宇宙膨胀定律都成了天文学的诗；数学定律也是一首数学诗，英文叫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ｏｅｍ。
杰出的文学大师，不仅指屈原、李白、杜甫和韩愈等人，也可以是欧几里得、牛顿、欧拉、高斯、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出自他们笔下的气势浩瀚、文采焕发的论著同样是“不朽之盛事”。也许它们更有资格被称之为“天地之圣文”。因为“文者，道之所寓也”；“文以载道”。
数学物理公式之所以有一种神性，就是因为有大道在里面。别的不说，初中几何课本上的圆周长公式便是一首千古绝唱。明代方孝孺说：“诗之道，大则明天地之理，辨性命之故。”
第二，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有许多品种，汉语、英语、法文……是一种语言；音乐、绘画、建筑、雕塑、舞蹈……也是语言；数学同样是语言。
第三，对语言的类型、要素、结构和意义的思索是一门大学问。当今西方有门叫“语言哲学”的学问便是这一思索的结果。这门学问还研究“语言与真理”，“语言与意识”这些课题。
语言和思维存在着紧密关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是借助于语言文字（语文）进行思维的。没有语言，思维、观念便无法清晰地呈现出来。（当年我在北大读书还没有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如果一个人在讲话、书写的时候，总是前言不搭后语，词不达意，到处是文法错误，那么，你能相信他会写出一篇优秀的物理论文吗？你能相信他对该课题有很深刻和透彻的把握吗？
再比如物理学家是这样用简洁、清晰和符合逻辑（文法）的语言文字来表述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的：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但不能创造，也不能使它消失；其总能量是恒定的。
在我看来，该定律的表述才是“明天地之理”的诗文，也是天地的至文。物理学家如果对物理现象没有妙悟，他能写下这条定律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如果他的语文水平很差，他能用如此简洁、清晰和符合逻辑（文法）的语言文字表述该定律吗？
所以语文和思维是相互依存的。
对于我们人类，没有语文，世界也就消失了，至少是混乱了。
当时我把“文”这个汉字作一推广是较模糊的，也是无意识的。到了今天我才知道，“文”这个汉字应当且必须涵盖文科和理科。只有这样才是天地的至文。
原来，我一辈子都在同广义的语文打交道。学好它，成了我的人生使命。语言文字是我的归宿，我的家。没有语言文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的语文范围，也是我拥有的世界的范围。我的语文的广度和深度，也是我拥有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而我的语文的“第一课”不在别处，又在北大。我的所有“第一课”都是母校给我的。这才是“母”这个汉字的确切涵义。
一块纯金子和点金术
在北大求学６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选择了上帝的右手：要点金术。
隐隐约约在瞑瞑中，我看到上帝同时举起两只手，说：“赵鑫珊，你听着，我的左手握有一块现存的纯金子，右手握有点金术，你选择我的哪只手？”
幸好，我选择了点金术。今天我才懂得，这是我在校６年的最大收获。
自己会“点石成金”比拥有一大块现成的纯金子要珍贵千倍，万倍。事实上我毕业后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那里泡了十七年，就在学着用上帝的右手（点金术）把广大的农业科学——应用生物学放进我的“哲学世界观”大磨盘中去碾碎。
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灵魂的觉醒（Ｔｈｅ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ｌ）；
追求真理的激情（Ａ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
在北大，我的最大收获原来是拥有了这两个条件。后来我渐渐明白，我的“人生使命感” 是决心在贝多芬《命运》主题的感召下成为“永恒的回声”（Ａｎ Ｅｃｈｏ ｏｆ Ｅｔｅｒｎｉｔｙ）。——我今天还走在这条路上。
当我时时听到这回声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是幸福，不是快活。幸福的层次比快活要高，且高得多。
金矿，银矿，待日后开采
在北大，我只做了一件事：
在大约十几处初步探明了大型金矿、银矿，但没有大规模开采。当然要一个学生去大规模开采是不现实的。
在有的地方（比如西方古典音乐和量子物理学的哲学问题）我挖掘的层面稍微深一点。
或者说，北大６年，我的最大成绩是知道了叫开深藏金银财宝山洞的暗语：芝麻芝麻，开开门！
我永远忙碌在庄子指出的路上：“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道大自然的作用，也知道人的作用，这是最高的认识）
这正是我一再说到的“世界哲学”（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的最高使命。我撰写这本书是为了怀念、纪念我的最初一步。
那是我搭建或构筑“天地人神”四重框架的岁月。当时我并没有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后来的四十多年是我不断充实、深化该框架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会有最后一个句号。它是一首《未完成交响曲》。
我的一次失误：回忆中的陈镇南先生
一件在青少年时忽视或疏忽的东西，到了日后（比如二三十年后）往往是他追悔莫及的珍宝。
大学三年级我疏忽了陈镇南先生的德语语法课便是我的一次失误。这性质同我忽视高名凯先生的普通语言学相近似。只怪我自己“有眼无珠”。
陈先生，上海人，早年在清华读数学（？），精通逻辑。后专攻德语语法，也是一绝。他写了一套讲义，发到我手中，被我轻视了，我没有好好读，漏掉了一条大鱼！后来我在回忆中才懂得那套讲义的价值。陈先生是用数理逻辑的眼光去处理、分析德语语法，分析得很透彻，有如剥洋葱，一层层地剥，很严谨。
德意志民族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德语语法能不是很哲学味的吗？我又想起英国伟大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名言：德语非常适合用来表述哲学。而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两大部件。
德语语法肯定是很哲学味的，即具有哲学——囊括天地人神——的结构。就是说，德语语法比较接近数理逻辑。
这正是陈先生写讲义的着眼点。但是我忽视了，漏掉了。因为我手中的大网有不少大洞！
大约二十年后，我读了英国哲学家艾耶尔（Ａ．Ｊ．Ａｙｅｒ， １９１０－）的成名作《语言、真理和逻辑》（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Ｌｏｇｉｃ）才恍然大悟陈先生那套讲义的哲学和逻辑价值！
后来，艾耶尔还写了一本《哲学和语言》（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其实陈先生的讲义也是这条路子，只不过他还没有达到语言哲学的境界。过两三年，我一定写本专著《哲学和语言》，为的是弥补我在北大的失误；为的是以实际行动改正自己的错误。知错不改，才是真正的错。
近年来日本有门叫“失败学”的学问。很好。
日本各大企业非常注重分析失败案例。失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让人在失败后变得聪明起来是“失败学”的使命。
我和陈镇南先生的私下交往仅两三回。他衣冠楚楚，发型挺括，油光可鉴，给人绅士派头印象。这在当年并不多见。或许他也是在用严谨的法则和秩序去安排日常生活。生活也应该符合语法。我知道北大有些怪才。陈先生恐怕是一个。他热爱昆曲。有一回元旦晚会，他还清唱了一段，声音尖而细。他自己很得意。在座的几位德国专家用莫扎特的歌剧去衡量，觉得十分茫然。但为了礼貌，只好鼓掌。
陈先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人。但在当年的政治大环境中，他的日子不会好过。文革中如何呢？他的命运我不得而和。
如果一个社会连陈先生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人都不能容忍，我就要说：这种社会一定是病态，且病得不轻。
有一回（大概是１９６０年春）胡其鼎约我一块去看望他。他住在德斋（紧靠未名湖）。一个人一间，好像是单身。约莫４０岁。职称是讲师。可惜那次见面他的讲话居然没有一句触及我的灵魂，拨动我的心弦！否则我会同他接近起来。也许那一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