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像一次重感冒。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属于生理现象。我的抑郁状态，不是什么病毒引起的，属于心理现象，但又不是精神病。
当然，外部原因常常是引起我的忧郁症急性突发的诱因。比如失恋（少年维特烦恼的性质），受到一次批判等不顺心的事。不过有时候忧郁症猛然袭来同外界事件又没有任何关系。它的层次很深，不属于政治和社会学层面，而是哲学层面。它是与人生俱来的，有着“普遍世界结构”的性质。
抑郁状态是一切都瘫痪了！
人生、生命变得毫无意义。昨天还是令我陶醉的音乐、诗歌、自然科学和哲学，今天对我便突然失去了吸引力。我对任何事件都不感兴趣！活着就是没有意思。——这是我的忧郁症的主要症状。（我自己不能控制它的来和去）
于是我装病，躺在集体宿舍，请假，不上课。好心的同屋陈宣圣（温州人）从食堂给我打一份饭菜。
外面的阳光灿烂，我的内心世界却是阴暗的，低沉的。
遇上这种情况，多半是去闲逛、漫游。地点是圆明园四周的村落。那里的村民大多是正宗的满人，说的都是北京很土很土的话。三个包子不说三，而念“ｓａ”。
当然，我游荡的范围还有颐和园四周和香山一带。越是荒野的地方我越是去。常常我会在一座孤坟面前停下来。这时候，李白的诗句又会在我耳边回荡：“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有一回五月，下了一场小雨，我在香山荒村的地头又看到一座孤坟。微风吹动坟上几朵不知名的小小野花，我突然记起不久前读到的一首唐诗，其中有这样两句，真是写绝了：
“雨湿渡头草，风吹坟上花。”（孙佐辅）
十个简简单单的汉字经诗人加以排列组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高超、悲壮的美学境界，令我折服！它和肖邦的小夜曲是等价的。
能欣赏唐诗的人，一定会吃透肖邦。两者是相通的。
我的忧郁状态从根本性质来说是“普遍世界的忧郁”或叫“世界普遍的抑郁”，具有哲学性质。后来，我也渐渐明白了这一点，并对我自己作了一点精神分析。作为练习，我试着把“普遍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抑郁”）译成德、英文，并请教了赵太太和温德先生。我把英文的忧郁和抑郁分别译成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ｉａ和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后来我才明白，李白的“万古愁”也是“普通世界的忧郁”或“世界普遍的抑郁”。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我的忧郁症多少带有周期性。一个学期一两回，每次一至三天。突然袭来，又悄然而去，不是我主观能控制住的。有些神秘兮兮。孔子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我的抑郁状态则到了“伤”我的程度。它对我是摧毁性的。否定生命存在的价值，人处在瘫痪、崩溃状态，还不伤吗？幸好，时间较短，一会就过去了。然后内心的乌云渐渐散去，阳光重又四射。我后悔不已，再去拼命努力，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发誓再也不忧郁。
不管用，三五个月后又遭忧郁症袭击。４５岁以后便少见了。一年难得遇上一次。时间也短，不过一两个小时，最多半天。但根绝“万古愁”是办不到的。否则就不叫“万古愁”了。
其实“万古愁”的最深根源在这十个汉字：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青青陵上柏》）
这是人生存在我们这个小小星球上的普遍处境——存在主义哲学处境。这是个有关人生意义和目的，或有关生老病死的佛教哲学课题。它只能一次次地被提出来，而没有最后的、一了百了的解决。它高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哲学。若是人生意义被彻底否定了，物理学的哲学背景也就没有了意义。
李白也许受上述十个汉字的影响，又提出“处世若大梦”这个命题。据说这是他大醉后一挥而就，信手写下的。妙！
四年级上学期，德国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介绍我们读卢卡奇（Ｇ．Ｌｕｋａｃｓ， １８８５年生）的东西。他是匈牙利哲学家，对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有深入研究。我仔细读了他的《青年黑格尔》（１９４８年）。
卢卡奇分析了黑格尔２７－３０岁一段“不幸的疑病状态和自我崩溃状态”（即１７９７－１８００年法兰克福时期的危机）。
后来黑格尔说，他遭受了好几年的疑病状态，弄得他万念俱灰，精神几乎陷于瘫痪。一般来说，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逃过这种疑病阶段的。这是他本质上的一个收缩点，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昏暗的收缩点（或转折点）。他要通过这一关，之后才能到达安全的境地，从而确信自己，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生命。
黑格尔说，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为自身设置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建立矛盾又解决矛盾，这就形成了继续不断的生命过程，而生命只是过程。（今天回头去看我的大学６年，便是一个“生成过程”。人的生命之旅无非就是一个“生成过程”，也是“一个前后相续的序列”）
我的忧郁症或抑郁状态（2）
当我在抑郁状态，有时会因为读了一首诗，而突然猛醒，又回复到了发病前的生机勃勃，斗志昂扬。比如歌德的《上帝和世界》：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长年累月，真诚勤奋，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周而复始，从不停顿：忠于守旧，又乐于迎新，心情舒畅，目标纯正，啊，这样又会前进一程！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德文诗。它对我一直是个高贵鼓舞，宛如贝多芬的《英雄》和《命运》。
“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这是《战国策》中的一句话，是我在１９５９年年初读到的。这成了我决定故意留一级，在北大多呆一年的理由或理论根据。具体的想法是：我舍不得离开北大图书馆。
我想看的书，这里的收藏几乎９８％都能满足我的要求。寒假有一天下大雪，我在文史楼左侧书库翻阅卡片目录。看到《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的出版年代是１８５２年。我吃惊不小，但不相信有这么古老的版本。
书库管理员是位５０来岁的老人。他对我说：
“你不信，我搬出来，开开你的眼界！反正今天下大雪，只有你一个读者。”
管理员来回搬了好几趟，才把２０多卷搬齐，放在我跟前，给了我一个特大的惊喜，尽管我只读过《全集》中的十分之一。
《费尔巴哈全集》也是１９世纪末的版本，古香古色的德文花体字，给我庄重感。他的文字不像黑格尔那样艰涩，我读了三分之一。
反右运动我受过处分，毕业分配肯定是塞到远离北京的边远省份（比如云南、贵州等地）。我的基础不厚实，需要在北大再磨炼一年，等羽毛丰满些，即使流放到西伯利亚，我也能“惨淡天昏与地荒，西风残月冷沙场”，拼搏一回。
主意已定，我把两门主课考砸了。不及格！
赵太太和蔡司贝克也为之吃惊。事后我去朗润园赵太太家，特意向她作了解释。她听了我的想法也点头称是。
系里一位主管人事的副主任找我谈话：“听反映，这些年你不务正业，老爱看物理、哲学书，哪有不留级的？！政治上失去大方向，不红，也专不了。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吗？回去好好跟下一班再读一年，不许再胡闹，否则要开除！”（大意）
在中、小学，留级生也是很不光彩的。记得读小学时，有人留级，同学会在后面叫，起哄：“留级生，留级生！”
这压力不小。
大学留级，虽然背后听不到叫声，但无形的压力更大。因为同学并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别的不说，同学看我的眼神便起了变化，有些异样。好在我早就有思想准备，要顶住。
据我所知，当年没有听说北大有第二个留级生！
休学、退学的，有；因偷窃、流氓行为，留校察看一年或开除的，也时有发生。至于留级，而且是读到四年级的留级，毕竟是罕见的现象。在北大校史上，也记有一笔。
当然，我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陷害
我生活在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年代。
这是搞人治不搞法治的必然结果。
我留一级，来到比我低一年、相当陌生的班级上课。同学鄙视的眼光射向我，我要承受下来。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听说我是个“思想反动”学生，不敢同我接近。但也有一些
正直、善良的同学，比如王朔（上海人，家住梧州路）、张培康（上海人）和钟学宽（香港人，毕业后回到香港），待我还是友好的。今天，我感激他们，怀念他们。我一直在打听他们的近况。没有消息。
有三四个极左派，恨不得把我一口吃了！
极左分子有认识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比如踏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丧尽了天良。极左路线需要一批极左分子做基础，否则路线怎能推行？当年的极左分子如今也已六七十岁了吧？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觉醒了。有的作了忏悔，有的保持沉默。在道义和良心上，他们是有罪的。
当年我在新班级的处境十分艰难。孤立、压抑。只好再退一步，退向内心，深挖洞穴。读到马克思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
我的经济状况依旧是穷。当时早饭实行自动交饭菜票，凭共产主义觉悟。小箱子就放在稀饭大木桶的旁边桌子上。咸菜是两分钱。突然，班长（团支书）Ａ冲着我大声地说：
“赵鑫珊，你为什么少放一分钱？”
“我不是放了两分吗？”
“我亲眼看到你只放了一分钱，你还赖账！”Ａ恶狠狠地一口咬定。（其实他早就埋伏在那里）
下午以Ａ为首的三个班干部找我谈话，勒令要我坦白交待自从早餐无人收菜票以来我总共少付了多少钱？三天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没有交待。结果系保卫科科长找我谈话，向我指出“坦白从宽”政策：“你买了不少德文和英文书，你每月只有１４块５的助学金，你哪来钱买书？！你说！！！”“我卖掉了我母亲给我的金戒指和手表，还有三条毛料裤子和一条很厚的羊毛毯。”我说。
“你能拿出发票吗？你回去找出来！”科长说。
幸好，我从德文版的《海涅全集》和《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中找出了两张发票。
最后我被释放了。为此事，我足足痛苦了半个月。这是为留级付出的代价。如果我被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果可能是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
从我这一段经历，可以联想到全国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当然最大的是后来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恶根源是人治，不是法治。
其实，按今日的法律程序，对我的诬告是根本不成立的。
当年我在这方面还是太嫩，没有起码的社会和法律知识，任凭极左分子陷害，自卫能力极差。不过当时谁又能同组织对抗呢？彭德怀、贺龙、潘汉年……不是一声不吭地消失了吗？
幸好，我又渡过了一次劫难。６年北大，１０年文革，风险迭起，几经灭顶，但常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十三陵燕子口村（1）
我怎么也忘不了这半年，忘不了这个小山村！
１９６０年９月，我们全班同学在“要在劳动中毕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开赴北京郊区昌平县十三陵燕子口村去锻炼，为期半年。这一决定是我没有料到的。这使我泡图书馆的原计划落了空。那个年代，学生就是坐不下来，老在折腾。至于弹钢琴，更是泡了汤。
在我的行李中，带了这几本合法的书（别的书不能带）：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本和德文本）；《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文本和德文本）；《反杜林论》（中文本和德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版。
总共７本。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我还是尊敬的，直到今天。我尤其欣赏恩格斯的豪放性格、宽广心胸和多才多艺。三十二年后，我在德国造访了他们的故乡。
在乡下半年，我要尽量挤时间读这些经典。我看这类书，班干部也无话可说。这样不顾一切的用功，全班惟独我一个，没有第二个。从此，班上同学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我，因为他们从一道门缝里见出了我的真相或一种顽强的意志。
燕子口村是个很小的不足百人的山村，土地贫瘠，坐落在北京昌平县十三陵定陵的后面，靠近规模较小、年久失修的康陵和泰陵。（我看见它们在西风残照中破败的样子）
北方山区的农活并不繁重，因为不用肩挑。比如给果树上肥主要靠毛驴。在我看来，绵羊和毛驴是上帝赐给人类的两件最好礼物。因为它们特别驯服，完全按照人的意志办事，百依百顺，从不会说个“不”字。
燕子口像十三陵地区其他地方一样，柿子（个头特大）和梨是主要果品。中秋节前夕，有的柿子在树上熟透了，拍哒一声落到地上，捡起来放进嘴里，又软又甜，真是造物主赐给人的一份口福。
我们班分别住在老乡家。早晨敲钟，下地干活。王村长兼生产大队长（约摸５０多岁）总是提早到，然后站在钟的旁边分配一天的工作：收玉米、谷子；摘柿子；上山打柴；赶毛驴下山去拉煤；再就是后勤帮厨。放羊和喂猪有固定的人手。
男女工种常常不同。
我仔细观察人与人的这些关系。结合恩格斯的著作，我企图解剖王村长同村民的基本关系，为的是理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追问事物的起源，其实质是在进行哲学探索。在我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