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世界，都是一个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向往和平并受着国际社会广泛尊敬的国家。
但在六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浩劫里，希特勒所代表的纳粹思想与纳粹势力，决非空穴来风，与德国人民、部分欧洲人民之间，也远不是油水相隔，冰炭难容。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法西斯体制，决不可能仅仅由几个狂热的政治骗子用几乎能把麦克风也说得弯腰的咀皮功夫，和几把冷凛如天狼星的刺刀，就可以建立和维持的。
这个体制一定是个共犯结构。
诚如西方研究法西斯运动的著名学者威尔海姆·赖希所说：
（法西斯）的每一个成功事例，根子上一定有一个群众心理的问题。某种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的东西，正在群众中继续存在，正是“这种东西”使群众的思维和行动违背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这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如果群众不持这种态度，政治反动势力也就无能为力了。正是群众自愿地吸收了这些观念——我们称之为专制者的“群众心理土壤”才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赖希 著 张峰译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三版）
德国人民（6）
倘若说，作为法西斯德国这个共犯结构的重要部分——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刚刚在慕尼黑的啤酒馆粉墨登台，他们曾抱着不屑的态度；当一脸暴肉的隆姆的褐衫队在街头上棍棒交加，血肉飞舞，他们中有不少人视为这只是希特勒的后花园里不小心放出来的一条恶犬；甚至在纳粹党已开始在德国境内实行“水晶之夜”之时，尽管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抵制，他们中却一定会有人在心里怀疑，乃至如前文中那名在波兰的德军士兵一样，对此后再做一个德国人感到耻辱……
也就是说，德国人民在逐渐靠拢这个共犯结构时，起始时期，在某种程度和某个面积上，曾有一个冷眼与彷徨的阶段。从“一战”后，一直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荒芜与苍凉中艰难跋涉的他们，是在希特勒“新德意志帝国”的成吨的大辞浮语、现实生活渐有改善且获益良多的驱动下，才目光为之蓬然一热，异火升腾，心里却一层层地泻下冷漠、决绝的水泥，从而成片地充当起这个共犯结构广阔而又结实的基础。
日本人民（1）
我们将可以看到，军国主义的日本，同样是个共犯结构。
但在日本，天皇决不是刚刚沐猴而冠的希特勒，千百年来他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岛的最高象征；而且，日本也从来没有一个如奥匈帝国那样狂飙突进的强大历史，相反，躁动不息的总是“岛国焦灼”，以及积淀在文化血脉里的扩张意识。
在日本近代以来留下的大量的浪人诗词里，十有八九，皆为此类“言志”之作——
雄心空屈书窗里，枉拔宝刀试击撞。何时鞭起铁蹄马，踏破坚冰鸭绿江。
东海英雄姓是源，铁鞭曾指大昆仑。谁知万里平沙草，已被神州雨露恩。
苦节十年并合谋，尝将长策压时流。黑龙结社剩余锐，剑气秋高冲斗牛……
最后一首诗是赞颂内田良平的，此人是曾遍布日本民间的黑龙会的首脑人物。他与另一个玄洋社的头目头山满，被称为“全国志士的总帅”。
于是，1895年日本因甲午战争中大胜了中国、朝鲜之际而出现的空前拥载战争并激奋的民族团结景象——当时，连乡村的小学生们每日里也唱起这样的歌谣去上课：“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在二十世纪30年代，又得以在对外侵略中再次出现：
日本人民像飞蛾扑火，打一开始，便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个共犯结构！
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实现了这个愿望。
在1941年，除了大学生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为17岁，后来降低到15岁。
此后几年里，会有一张来自陆军省的红色明信片提醒每一个男性国民，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收到了明信片。他们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在报到、体检与安排好需交代的事务之后，他们都会去祭奠祖先的坟墓。这是为了提醒他们，一旦走向了战场，他们就可能永远不能回到家乡。
这一年的年底，因为参军者的踊跃，日本军队的数量扩张到了380万人，比起上一年多出了整整100万。
出发之前，家人与亲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具有壮行意味的“社行会”，鼓励从军者为国家多立战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许多次这样的“社行会”里送走了自己的学生，他日后回忆道：在会上，“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还记得在一个送他最喜欢的学生的“社行会”上，什么食品都没有，除了他从自己家里拿来的一小袋干豆子，这是包括他三个饥肠辘辘的孩子的一家人一天的口粮。当钟敲五点时，那个学生站起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对着老师说：“好了，我必须走了，非常感谢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的教导。现在我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官方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体育场，参加“二战”中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送行会。时任首相并兼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等一班阁员都出现在检阅台上。在整整三个小时里，在一片如丝的冰冷雨水中，3。5万名年轻人肩头扛着步枪，一直保持着立正的姿势。在他们周围是6。5万名神情肃穆的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友。
东条英机发表了题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的演讲。
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叫江桥慎四郎的学生，代表新兵发言。他略有伤感却又充满自信力的声音，立即通过电台传遍了列岛的无数会场：“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会结束后，整个东京仿佛一下寂静下来。只听见新兵们一阵阵如雷的脚步声穿过街道，向皇宫广场进发。他们在那里向着皇宫三呼“万岁”后，便决然地走向了战场。
据战后统计，这批大学生新兵中，仅作为“神风”敢死队的队员而死去的，就有650人。
民间自发的送行，可能更让应征者心绪翻涌，铭记终生——
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26日早晨七点，家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时年25岁的东史郎接到了征召令。命令上写明他已编入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该联队即将出发去中国战场。
次日，他即住进设在一家旅馆的新兵报到点。他的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他告别，他们在旅馆楼上相见。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
接着，她送给儿子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东史郎“觉得母亲特别伟大”，他当即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
日本人民（2）
9月5日晚7点，第20联队出发了。上等兵东史郎一路在车站、码头看到——
从列车的所有窗口伸出来的头和手，从月台的护拦伸出的像森林般密集的脑袋、胸脯、手臂，像波浪一样起伏。他们的手像是被风吹动一样，不停地上下挥舞，画着一个个圈圈……他们的嘴吐出像怒涛般激烈的爱情和热忱。
在爱情、离别、激励、怜爱等诸多感情高昂交织之中，列车驶出了站台，把人们激昂的“万岁”欢呼声丢在了后边。
沿途，无论是凌晨一点还是两点，人们络绎不绝，点燃红红的充满赤诚的篝火，等着列车通过的那短暂的瞬间。他们在铁路边点燃篝火，为的是向他们的战士送去欢腾的激励……
被挡在防波堤栅栏外的送行的人，一经允许，就一窝蜂朝船边拥过来。卖带子的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红蓝白三色相间的带子由下面抛向上面，无数条色彩鲜艳的彩带随风摇曳——联系着士兵和送行的人……（《东史郎日记》）
东史郎的日记里提到的是“卖带子”，但给士兵们的带子肯定是送的。此带叫“千针带”，即由一名妇女请街上的1000个行人在一块布上每人缝上一针，线可以是单纯的红色，白色，也可以是相间有序的杂色。然后将其送给前线的士兵，以此表达日本妇女满腔的挂念。空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也收到了一个“千针带”，他写道：“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因这是自己的未婚妻和表姐妹久久地“伫立在寒风的街头”而请求来的大众的祝福，“我当然会戴上它……而且，我把它绑在我的心口上。”
“千针带”是当时最受士兵们欢迎的一种护身符。此外，还有妇女请路人们在一面小的太阳旗上写上一两句祝福的话，在中国战场上曾有许多士兵在口袋里装过它。
祈祷入伍者平安归来的另一类普遍做法是，当时在许多家庭，家人们在每餐吃饭时都会给前者留出一个位子。这一心照不宣的做法，是在强调在前线的亲人是这个家庭生命线上牢不可破的一员。
然而，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他们与在前线的亲人间的联系是十分脆弱的。要么，从来没有任何信件；要么，就是通信突然中断，此后开始了自我安慰自我恐惧自我折磨的漫长等待。这一等待，一般最后为军方信使的到来而打破，信使的声音因为几十次、上百次地重复而显得程式化了，如同一份不可能再简约的电报稿——
请您务必感到宽慰，因为您的儿子是为天皇陛下而牺牲的。在此，谨向英雄的亡灵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不少母亲面对信使的报丧，她们一向平静、坚忍的面容，一下为之天塌地陷，风云变色。
更多的母亲，却在这一瞬间，确信阵亡亲人的灵魂已被送去了列岛的哪个神社里，当然最好是东京的靖国神社。在那里，儿子的名字将被刻在大理石或汉白玉的碑上，置于每年春天必会盛开的樱花林中……
东史郎没有战死，若真在中国掉脑袋了，他的母亲大概会是这样的母亲。
前文提到的相川孝昭先生，给历史留下了一位这样的日本母亲形象。母亲的儿子也曾是他的学生——一名信使刚报称死亡的海军飞行员。就在信使离开一会儿后：
她突然间走进我家的院子，看见她灿烂的微笑，我以为她得到什么好消息了。站在翻过土的地面上，她开始用一种很普通的方式谈起天气，限量供应和人际交往什么的，突然，她冒出一句；“我儿子光荣地为国家而死了。”
我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凝视着她的脸，还是那么平静。然后，她的眼中闪着一丝奇异明亮的光，说道：“相川先生，你认为我儿子至少应该击落了一架敌机，不是吗？”然后，这奇异的光芒再也没有出现，她又恢复成了一个温柔的日本母亲，带着那种显著的微笑，这种微笑永远挂在她们的唇间，即使在至爱的人死去的时候也不会消失……
——（转引自 ＇美＇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唐奇芳 译 《疯狂的岛国》）
战死的显赫人物，如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他的骨灰是由一辆炮车运往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在那里为他的国葬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帐篷。一般的士兵，一旦战死，其骨灰也会被送回家乡，决不会尸横异邦。只是在临近战争失败，军方发现要将阵亡者的骨灰运回本土变得越来越困难，才在某些地方通过街道组织发布如下大意的声明：奉劝那些即将前往前线士兵的家人保留其头发或者指甲，以防在他光荣殉国后什么都没有留下。但在很长时间里，在整个列岛，骨灰回家已经成了一个不是仪式的仪式，一道不是风景的风景——
没有军阶之分，像山本五十六的那个盒子一样，阵亡者的骨灰均被置于一个小小的白色木盒里。在上下船只或火车时，运送者就在脖子上扎一块白粗布来支撑骨灰盒。如果运送者过去从来都是坐二等舱旅行，那么这一回，他就以绝不坐一等舱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
骨灰送达死者家庭时，死者生前的亲友和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是几个骨灰盒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家人用黑色的带子绕遗照一圈，再放在当地寺庙的祭台上，前面摆上水果一类的供品，最后燃点并供奉上香。当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里以后，在家人们的心里，死去的亲人与自己不但有着阴阳之隔，还有着神人之隔。
日本人民（3）
在首都东京，随着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平民来靖国神社祈祷。即便是下雨天，哀悼者们也跪在神社外面，放眼望去，皆是一片无边的杂色的雨篷……靖国神社成了东京闹市里一个最为静谧的地方。有轨电车经过它的大门时都会减缓车速，行人们则停下脚步，致以深度地鞠躬。
对“圣战”的狂热与拥载，波及到了社会的所有阶层。
在儿童节，年轻的母亲们给自己的孩子穿上仿陆海军将军的制服，当孩子们举起小巴掌彼此行军礼时，母亲们的脸上溢出幸福的神采。她们还想生更多的孩子，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胜子就一气生了七个孩子，她告诉全国的妇女：“母运，即是国家的命运。”政府宣称日本每年已有300万人口的出生量，这差不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