拦�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
中国人还必须时时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仍是0。
中国以进入世界500强为企业发展之梦寐以求的目标。1994年，日本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已经与美国平分秋色，并包揽前四名，前十名当中，也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日本自己亦作悲情状，但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高居88席之多。同年中国只有12 席，而且多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最排前的是中石油，名列第69名。
这几年，许多外国人或“海龟”来中国，面对从南到北、气势如虹地扩城、造城运动，无不惊叹，无不震撼，这为一些过上了好日子的国人因当下拥有的“太平盛世”撑足了面子。尤其是在北京，上海，人们感觉——与北京相比，纽约都显得老态龙钟了，与上海相比，东京都成了美人迟暮。
去其他城市看看，也触目皆是——蜂起的万丈高楼，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广场，原汁原味或是串了味的MALL，以及人造痕迹明显或是不那么明显的各式美景……大都处于一种在膨胀、要爆发的态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宛如一凤一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金光闪闪，飞舞鸣歌，令举世瞩目！
这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 还有一种角度，那就是不是比谁的GDP高，谁的高楼多、广场大，也不是比谁的夜景美丽。而是比谁的老百姓富裕，谁的人民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权利。
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GDP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反映生活水准的指标。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他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
教育，在国与国角逐的这场无形“战争”里，肯定是一支决定未来胜负的预备部队。
中国人一向自认为最重视教育，人们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到这样感情浓郁的标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的父母也的确是为了孩子“敢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今天的中国人中，成人识字率才81．5％，文盲半文盲人数约占人口的15％以上，离教育现代化的起限相差8．5％；大学毛入学率为5％，离教育现代化起限30％相差25％。日本早已实现100％的小学教育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成人识字率近100％。
在日本，可能让中国人最为感慨的是参观一些乡村小学——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花木扶疏的操场，而且保健室、电教室、实验室、手工室、标本室、图书馆、体育馆、室内游泳池等一应俱全，简直可与国内一些号称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设施媲美，堪称“世界一流”小学。
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专家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
幻觉”的悲哀（3）
长期以来，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又不是唯一的原因。举一个与日本在华ODA有关的例子，《参考消息》曾转载日本《产经新闻》2004年6月10日的一篇报道：
青海省某贫困县本年度刚刚成为日本政府基层援助对象。此事缘于来之日本的一名高中教师阿布治平先生，现在该县民族师范学校任日语教师。他看到当地学校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学生们在破屋子里上课的惨状，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造几幢校舍的申请。视察过该县的一名大使馆官员说：“当我看到那随时都可能坍塌的破房子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日本大使馆随即决定，对其中一个项目给予约1000万日元的无偿援助。
从2003年至2004年4月，该县共购车27辆，其中除了调拨给公安局等事业单位使用以外，其他车送给了县里的干部。当地群众对此十分愤怒，群众在来信中说：“在县领导的带头下，各个单位竞相买车……所购的车辆除几个乡镇外都是豪华车。”
通过报道，得知此事的阿布先生仰天长叹：“我还和县里的干部说过，拿到援助可千万不能挪作他用……”日本大使馆向青海省外事办公室询问此事时，后者对此予以否认。他们说：“报道不属实，没有挪用援助资金。”这件事让日本驻华大使馆不知如何是好，虽然青海省当局否认挪用基层援助资金，但日本今后恐怕很难再对该省实施援助。
中日教育之间的差距还体现在教师、学生的素质上。
在日本，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政府公立学校，教师无不兢兢业业，快快乐乐。他们视教学为一门必须终生钻研的艺术，他们身上浓厚的“艺术”气息，使他们好像不是在教学，而是在享受教书育人的乐趣。他们又异常严格，严格到几乎任何一个有些懈怠的学生走进教室，顿时就像一个走进海关的走私犯。特别在论文上，若不达到相应水平，无论学生怎样和教师套近乎都没有用。相比之下，我国高校每年都要炮制出来的成十上百吨论文，你知我知他知，不过就是不说穿而已，若说穿了，有许多不过就是装裱精美的文字垃圾。
在日本的科学馆、国家公园、风景名胜等场合，经常可以看到日本学校组织的郊游、参观等活动。看到小小“军国主义分子”的表现，真有些让我“不寒而栗”！他们自成天地，始终不被外界所动，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团队性、超乎想象的自觉性，而且，骨子里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傲视“异人”的气质。
1992年和1993年，中日两国少年两次在内蒙古草原参加探险夏令营。1993年那次，夏令营有67名日本孩子和20名中国孩子参加。每天得徒步行走20多公里，期间露宿3夜，自己动手做8顿饭，每人还要负责10多公斤生活必需品。开始，两国的儿童没什么差别，不久差异就显露出来了：中国孩子嘻嘻哈哈，走着走着，便不顾队形凑成一堆，一会儿丢了这个，一会儿落了那个，总是让领队不停地招呼；日本孩子行进时紧随队伍，不说一句话，也绝不丢三落四。在野外吃的是粗菜淡饭，日本孩子盛上饭菜先谦让，然后吃得很香；中国的孩子则等着领队给盛，觉得不好吃一下就倒掉。因为夏令营限量供应食品，结果，中国孩子一片喊饿声。最后谈体会时，日本孩子言语生动、有趣，几乎各人有各人的发现与感受，中国孩子则大多是从一个复印机下出来的——通过什么，培养了什么，增长了什么……
此外，据宋庆龄基金会联络处的一位干部说，中国孩子的环境意识和情操修养也明显缺乏，“1993年的夏令营，给每人都发了装废弃物的塑料袋，有意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闭营时，一个日本孩子来不及倒掉垃圾，就提着上了车，一直带到呼和浩特。而我们的孩子有老师提醒时还可以，稍不留意就随手扔垃圾。他们的观念里，野外本来就是可以随便扔东西的地方，难道还要保护？”
中日两国少年在探险夏令营活动中的不同表现，当年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此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在国与国角逐的这场“战争”里，彼此能否在国内做到公正、和谐、人道，则决定着各自是否有着自己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民心、民气，有着坚若磐石的后方。
美林集团和凯捷顾问公司发布的一项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在2003年拥有100万美元资产以上的人，接近24万。这些中国富人的总资产超过9600亿美元，约是中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二强。报告指出，中国富人增加的速度在亚洲仅次于印度，近些年来中国的财富一直在向少数人的手中积聚。
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4，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让很多人想不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却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仅为0。285，可以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
几个月前，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以“改革面临挑战”为主题，在海口举办了第四次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北京有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地方政府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官员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我想，这个会上的几个主要观点肯定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
当今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集团，并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这个联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由于这样一个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不得不放在这个格局当中去考虑……
幻觉”的悲哀（4）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80年代社会资源的分配虽然非常不均衡，个体户、工人、知识分子，每个阶层有它的不满，但也有它改善的一面。90年代却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
前苏联解体不在于后期戈尔巴乔夫公开化的改革，而在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当长的“稳定”。表面上的稳定，把各种矛盾掩盖了，等于一个大厦被蛀空了，一触即倒，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2004年3月25日，著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发布了《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地区腐败形势进行了评估。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在日本的日子里，我怀藏的一颗大大咧咧又硬如核桃的中国心，总是会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为一些细节而感喟、感动——
到日本的第一个晚上，住在大阪关西塔门全日空饭店，同屋泡好茶，他立即就发现两个茶杯的茶托颜色不一样。临睡时刷牙，盥洗台上面摆放的牙刷颜色也有不同。凡住过国内饭店的人，大概都有同房人用混茶杯、牙刷的经历。饭店叫早电话铃声音量轻柔适中，在寂静的早上既能把旅客叫醒，又不会顿然一惊，颇像在家里家人笑盈盈提醒你“该起床”。过了几天去富士山，下榻的是河口湖富之湖温泉饭店，偶然发现电梯里除门两边有两排竖形键外，在一面墙上还有一排横形键，大约只有一米高，恰好能让坐在残疾车上的旅客够着。从大分到神户坐船，四人一间，或六人一间，均为上下铺。每个床都有床头灯，分两种光源：弱光、强光。而且每个床有一道布帘子可以拉上，旅客可以很方便地换衣服，整理东西。
每个公园或旅游景点都有免费的饮水机。街边有自动售货机，遍布城乡，24小时可以买饮料。但如果买烟就必须用驾驶执照在识别器上扫一下才能购买，既方便了成人又防止未成年人买烟。在闹市，在冷清的小街，在饭店商场，在名胜遗址，无论走到哪里，几分钟内总能解决“内急”。卫生间里都备有在国内只有星级饭店才会使用的洁白手纸。卫生间的硬件设备亦维护如新，光可鉴人，大都是“TOTO”品牌。此外，每个卫生间都有残疾人的专用位置，马桶边上两根横杆，方便腿脚不灵的残疾人和老人使用。残疾人像是社会的宠儿，日本政府规定，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必须有残疾人的专用通道和电梯。给游客留下突出印象的是，在冲绳琉球古王国的遗址上不准建任何设施，唯一能建的是残疾人专用的电梯。在公园、商场等处的卫生间里，一面墙上约一米高处有一块翻板，放平就可以让妈妈们暂时放宝宝，或给婴儿换尿布，用完再翻上去，一点也不占地方……
反之，在国内考虑到残疾人与母亲之虞的卫生间极少。在国内许多单位，最重视的是大门与大楼，最不受重视的是卫生间，如果有四个位置，往往总有一个门被封上，上面写着“已坏”。插销坏了、水箱的钩子掉了、马桶漏水更是家常便饭。若工资袋里少了十元钱，有可能扯起脚就找领导，但若有谁会为这些破事找领导，周围的人准说他有神经病！
还可以再说一件颇为极端的事情：在东京、大阪的一些中心公园里立着一排排蓝色塑料布搭成的简易棚子，由公园经过，总让外国人觉得突兀。住在这些棚子里的是一些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流浪汉，他们喜好“野鹤闲云”般的闲散生活，除了在公园里闲逛什么也不做，要做也只是捡些空易拉罐、啤酒瓶，换点自己的烟酒钱。
这是一批从不向国家交税的人，政府却并没有因为不是纳税人而将他们摒弃在社会的服务体系之外。流浪汉们从无饥腹之忧——超级市场、便利店每天都有不少过了点就要扔掉的食物，由于日本食品卫生法异常严格，过点食品只是新鲜度不行了，并没有变味变质。每天晚上，在超级市场、便利店的后门口，都能看到流浪汉们秩序井然的排队领取过点食品。他们行也无忧，住也无忧——警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