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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决赛中，日本队一个有“黑哨”嫌疑的“手球”进球后，离比赛结束还有20多分钟，中国队完全有扳平比分的机会。可是这个“手球”让中国队员倍感凄风苦雨，士气与斗志一下大打折扣。央视的解说员雪上加霜，也不停地埋怨对裁判的不满，诸如“我们呼唤公平的比赛”，却没有说出一句鼓励中国队背水一战的“豪言”。在比赛最后几分钟，中国队已阵形大乱，队员在心理上已经放弃了比赛，就在这时，日本队再进一球，锁定了胜局。
正是凭着一种挑战者的斗志和心态，日本足球协会已经不满足于在亚洲丛林里老虎一样气定神闲，他们宣言日本队的下一个目标是夺取洲际奖杯，并且放出30年后超过巴西队的豪言。中国足球协会什么时候也能为中国足球制定一个挑战性的目标：“5年内赶上日本队”，5年没底，那就再打一场“抗日战争”，8年内赶上。8年再心虚，一代人总够吧，“12年内超过日本队”。看来至今未提出一个挑战性目标，首先缺的便是直面日本队的勇气。而且，据说现在不但有了“恐日症”，还有了“恐韩症”。
似乎勇气不足的并不只是中国足球协会。日本队战胜中国队后，球迷们山呼海啸地开骂日本人“鬼子”，诅咒裁判“出门撞车，上天摔机”，骂完了，咒完了，就算是报仇雪耻了。有多少中国人为中国足球打不过日本而真感到羞耻呢，又有多少中国人因坚信中国队早晚会打败日本队而而满怀憧憬呢？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中国队打不过日本队，便犹如国产货没有日本货好使耐用一样，这仿佛早已无庸质疑。
有论者也注意到了这并不仅仅是盘旋在绿茵场上的心态——
在北京决赛场外，我们看到球迷打出“抗日”的认输心态标语（因为他们默认日本比我们强，所以才需要“抗”），却没有人打出“超日”这样有挑战者心态的标语。
同样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发起“抵制日货”的认输心态的号召，却没看到过有人发起一个“超过日货”的挑战性的号召。
——（林思云《中国足球为什么打不过日本》）
一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体育竞技上附载了那么多厚重的政治内容，奥运金牌的竞争俨然已经上升到国家荣辱的竞争，据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费用达到200亿元人民币，这笔钱如果投入在教育上，可修建10万所希望小学，让1000万农村失学儿童再背上书包；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国家队几十年来却能安然接受总是在亚洲的二流足球队中混日子的现实。一向视面子比泰山还重的中国人亦默认在最能与日本人争面子的地方失去面子。
历史上也与日本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韩国人，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飞赴日本进行比赛。临行前，韩国总统亲自接见了全体队员，总统简短地讲了一番鼓励的话，最后说：“如果输掉了，你们就不要再过大韩海峡（即日本海峡）了！” 那意思就是——如果输掉了你们就全部蹈海自杀以谢国人吧！（ 见 张宏杰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在所有的体育运动中，足球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巴西人华丽，阿根廷人剽悍，法国人浪漫，英国人细腻，日本人坚韧，韩国人顽强。绿茵场上，反映出了我们民族什么性格呢？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1）
看过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后，我倒有了这样一个发现——
如今在中国，几乎除了聋哑人不用手机，坐班房的不让用手机，谁不用手机？人们随时随地掏出手机来，不管身边有人无人，哼哼哈哈、哇啦哇啦说上一阵，随意得像在中国久治不愈的随地吐痰、扔瓜皮果壳。手机在时下，已经几近于阳光、空气，没有了手机，可能就没有了生活。但我怀疑，天空下有如此多的资讯、决定、商榷、友谊、嘱咐、期待在作无形而勃勃地纷飞？
上个世纪80年代，手机还在科学家的脑子里受孕，三支歌风靡了亿万中国人：一曲《希望的田野上》展开噩梦醒来是早晨的泉水般叮咚的阳光；一曲《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流泻着似蜜一样浓稠的热情；一曲《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放飞一只只白鸽般悠远而又纯洁的理想……
如今有了手机，却像是少了阳光、热情与理想，多了空话、假话、骚扰、陷阱，乃至新的作案手段、作弊方式，那一张张使用频繁、用后即扔掉的“神州行”卡，在破案片里屡屡可见，利用手机在考试时作弊，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要发明“探测狗”来对付。
手机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敞开，更快捷，也更阻隔、更虚假，明明你是在本埠，却可以说是在外地，明明你可以接电话，却关了机，说是没有电，或是没有了信号。手机让许多人以一副羔羊般无辜的神情，去从容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与破绽。
手机可以使阴谋的策划脱离于暗室，同时也成了阴谋破灭后的罪证。手机让许多节日的问候失去了温馨与私情，变得程式化，流水线化。手机制造了数不胜数、防不胜防的信息垃圾。如果你没有耐心及时删除，它们就像一条条翻着白花花肚皮的死鱼晾在你的信息箱里。
手机还是当代某些人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再没有格调的人，拿着它便显得严肃起来。再无所事事的人，拿着它便像是时代先锋。再卑微的人，手里握着它便几近握着一个世界。
手机产量与销量均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却未能使我国的经济、科技，更有文明与文化，也名列前茅于世界。如果让我在时下与没有手机的80年代间选择，我愿意回到那个年代的朝气、希望与单纯中去。至今偶尔在哪里听到那三首歌子，我耳边还恍若飘来了一阵天籁之音……
在某种意义上说，时下的这个手机时代，只是个“伪手机”时代。
若套用这个说法，现在不少的国人看似有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可究其实，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可以做得到的说说，不管日后如何，至少眼下让人感到真诚。
做不到的事情，可能说起来不无动听，诸如一些贪官墨吏上了法庭，回顾平生时老是说“我是人民养育的儿子”，人民的奶头是圆的还是扁的呢？你们在台上时人民能够左右“儿子”些什么呢？道理说得越是像是诗情，可能就越没有道理。
或者，连国家的力量都很难操作的事情，也老挂在咀上说，说得越是宏阔如太空，但做起来越是够不着……
倘若在中国实行彻底的抵制日货，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呢——
抵制丰田、日产、本田？恰恰是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如热带鱼向往华贵的鱼缸一样向往它们。抵制三菱电梯、TOTO洁具？亦是不那么普通的中国人，过江之鲫般去星级酒店、高级写字楼。抵制日本料理、资生堂的化妆品，中国的老百姓打生下来一直到死都在英勇地抵制。
从根子上看，抵制它们所代表的优质或优雅的日货，是在抵制一种生活方式。毛主席老人家那么大的魄力，不惜发动一场横扫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未能抵制它在中国的登陆，今天谁又能抵制得了？
不久前，日本《新华侨报》副主编孙秀萍在该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中国人团体是电器街的最佳客户》，内称——
且看下面的几个事实。东京秋叶园电器街的“赤木国际店”每天大约有1000人左右来客，其中四成左右是中国人。记者看到一河南省的男性一个人就买了三台价值9万4千日元的摄像机。一桂林的女性买了数码相机等，消费总额为13万日元。
“赤木国际店”是主要以中国人为消费对象开设的店铺，仅仅两年就衍生出三家分店。社长阿部介绍说，店铺发展如此之快，完全是靠着中国人旺盛的购买力。他就曾经遇到一个中国人，一次买下了10台数码相机，一台大型电离子电视，总额达200万日元。现在的中国人还喜欢购买100万日元左右的大型电视。这种大型电视是他们店的热销商品之一，卖得非常好。他说中国人能花钱是世界第一。
……而且，这些在日本购买商品的中国人在购物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必须买日本原装货，而对于那些廉价的“中国造”连看也不看一眼。
……目前，中国人能够来日本旅游观光的地区还屈指可数，只有几个地区开放，中国的观光客就给秋叶园电器街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和繁荣。如果真是全面开放了，日本国内市场的日本制电器恐怕要成为紧俏商品，供不应求了。
在日本尚且如此，在中国国内也好不了多少。中国人对“日货”的情有独钟随处可见。日前到了上海，那璀璨的夜景令人赞叹，然而仔细一看，却有些尴尬，最醒目的霓虹灯广告几乎都是日本公司的，其次是欧美企业。还有，从大连到北京再到上海，日本餐馆人气经久不衰，发展势头越来越旺。日本音乐、漫画的盗版屡禁不绝。还有日本的化妆品几乎无所不在，乃至资生堂、嘉那宝公然成为最受欢迎的贵重礼品，为众多国人女性青睐。如此例子，不胜枚举……
乌龟有肉不在外面（2）
抵制日货，与普通的老百姓也有关。
比起商品，资本输出是更可怕的“侵略”。如果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把直接投资占近10％，总额已过500亿美元的日资一扫而净，那么，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东北地区的无数日本独资、与中方合资的企业也就全得关停并转。当然会再多上几十万下岗职工，国内的下岗人员已经海了去，但有英明的党中央、国务院，有伟大的“三个代表”，天也塌不下来。不进日货，商家可能也要受损，当年国难当头时，为抵制日货，老字号的“林家铺子”不就倒闭了，但比起爱国至上，这更是小菜一碟。
日货，日资都不要了，日元的贷款，援助就更不能要了！一切有骨气的中国人，都要抵制用日元贷款建设的项目——北京首都机场扩建工程用的是日元贷款，大家以后去北京都不要坐飞机。实在要坐，可以飞到天津，再改乘火车、大巴。北京城市用水净化也是用日元搞的，大家以后都别喝，出差时自带饮料，市民家里备足矿泉水。
还有北京地铁二期，秦皇岛码头，朔黄铁路，南昆铁路，重庆长江第二大桥，武汉天河机场……统统都得抵制。历史上日本人建在中国土地上的东西也属“国耻”，先把从长春到大连的那段“南满铁路”拆了，再将中国最早的水利发电站丰满水电站给填了，也是日本人最早搞的鞍钢得炸了。还有长春，大连等城市那一幢幢的日本建筑，即使不拆也要关门，改成“日据时期”日本人罪恶的陈列馆……咱宁可GDP往下掉5个百分点，也要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大牛市往上涨50个百分点！
不仅有形的物质商品要抵制，软刀子割肉的的文化产品也不能放过。这些年日本的电影、电视在国内已经很少见了，但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及他们的其他作品等，还受一小部分人的热捧，今后不但他们的书不能在书店卖，就是川瑞康成、大江健三郎这些获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作品也不准出版。更重要的是，在华的日本留学生统统要他们走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统统召回，全国的大学都必须撤消日语系或日语专业，可以留下百十个革命立场坚定的青年继续学习，以免将来战事一开，小日本求饶时我方没有人做翻译。
不能说提倡抵制日货的人们都是“伪悲情”。
我尊敬那些在自己的生活里有条件使用日货却坚决杜绝日货的人们。我也以为在可以不用或者少用日货的时候，应该多用国货。有相当多的国人真正是因近些年日本在中日关系诸多问题上寻隙挑衅而充满了义愤，总想迅速拿起一件奇门利器予以回击，让日本人痛到脊梁，悔青肠子，而“抵制日货”便是平民们最容易想到、也方便拿起的暗器。
只可惜这既非奇门，我请教了一下经济学家，世界上还没有仅靠抵制一国的产品就能把这个国家给灰飞烟灭了的先例；亦不属利器，很可能还是小泉首相正等着的一件“反利器”——
已经有长期研究日本的资深专家分析：自民党的主要政治对手民主党不久前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已经直接威胁到小泉的政治生涯。小泉在激怒邻国，尤其是激怒中国上愈演愈烈的主要目的就是逼迫中国作出强烈反应。中国一旦作出强烈反应，日本舆论就会一片翻腾，民主党内部重视中国和对中国强硬的不同派别，就会发生分化甚至分裂。此消彼长，小泉和自民党就能重新取得明显的政治优势。
“伪悲情”者肯定是大量存在的。
看过网上流传的前年西北某大学学生反日游行视频的人可能都注意到，在队伍中确有不少面容严肃、坚毅，显然胸燃一腔怒火的青年，但也有不少参加游行的学生谈笑风生，红颊生涡，就像是陕北农村的少男少女去赶一个大集，或是西方盛装的绅士、小姐去参加圣诞晚会，在他们脸上看不到一点悲情的影子，似乎他们并不在乎要“仇”什么，只希望能“与子同仇”，与大多数人一起“仇”，他们像是因为愿意分享“和你在一起”的感觉而参加游行的。
这种具有精神意味的仇日情结，已若即若离于仇恨目标，上升为共同从事一种爱国壮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只有“合群的自大”，当个体融入一个无边无际的群体时，个体就会感到力量的膨胀，肉身的不朽。在社会剧烈转型的今天，部分年轻人和社会边缘人，因对社会的种种不公而满腹牢骚，因对未来命运的难以预测而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