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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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理由-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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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破解文化中国之心,其迫切、歹毒远甚于掠夺地理中国。 
  在立足于几十年、乃至百年的长距离历史眼光下,他们做起来又多么阴柔,极具有耐心,像文火慢炖猪头,一定要把它炖烂了;也像莫言先生笔下的檀香刑,刽子手慢悠悠地片下犯人的肉,可达千刀以上,才气绝命断,他要充分地享受“片人”的愉悦。 
  我猜想,日军取这种“酱油入水”战法,可能也是由他们的战场布局所决定的。 
  “二战”中日本陆军有四大战略集团,即在日本本土的“国内军”(含驻台湾、朝鲜的日军),太平洋战场的“南方军”,以及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关内的“中国派遣军”。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全东北,此时东北的抗日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东北义勇军,高峰期达到30万人,另一支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最多时接近5万人。但在关东军残酷清剿下,前者30年代上半期已大部覆灭,少数退入关内;后者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主力基本被打散,1940年残部退入苏联编成1个旅,只有1000多人。 
  这就是说,中国八年抗战的战场,主要就是在关内与日军“中国派遣军”作战的战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战争的规模空前扩大,面对美军越来越猛烈的反攻,战略重心逐渐转移,“南方军”自当成为最精锐的战略集团。为抗击美军可能登陆本土,“国内军”也通过总动员而使自己空前膨胀。关东军全部精锐师团和“中国派遣军”大部主力师团都调往太平洋加强“南方军”和“国内军”,成为战略预备队。此后的 “中国派遣军”只有27个师团,而“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120个师团,不但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171个的70%,而且云集了绝大部分精锐师团。 
  至日本投降时,日军总数为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向苏军投降的关东军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 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军部的部署中,中国战场并不是日军的主战场,投放在中国战场的军队,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不是其精锐师团。 
  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再有从1941年起,随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丢失,国民党敌后武装开始急剧衰落,出现了被中共方面称之为的“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国民党第69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石友三的投敌。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3)   
  一时间,招牌林立,山头各异,如治安军、兴亚同盟军、蒙古军、剿共军、皇协军、防共军、绥靖自治军、联防救国军、和平建国军、绥蒙联军……据中共方面的资料,伪军总数由1941年的35万人激增至1943年的80万人。(莫岳云、郭铁仓:《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 
  根据不完全统计,华北方面的伪军的主要头目有: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凤翔,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名字不详),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伪“剿共”第一军总司令李英,伪满军总司令×××(名字不详); 
  华中方面,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精卫所辖李长江第一集团军,杨仲华第二集团军及其他各部,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伪护国救国独立师师长刘夷; 
  华南方面: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 
  如阿Q身上的虱子,伪军在一些地方密到了什么程度呢?在阿Q的故乡绍兴,“汉奸之多,全省第一,伪军之多,全省第一”。绍兴的伪军,在全盛时期有伪“陆军第13师”、伪“南岸地区自卫纵队”、伪“浙东自卫纵队”、伪“中顺部队”及伪“浙东保安队”,加在一起,有两万余人,分布在日寇据点外围的交通线上,番号林立,妖形万象。一个叫黄阿宝的鸡鸣狗盗之徒四处找来几条烂枪,又请日军一个上士曹长在信纸上划了几笔,便算是有了委任状,也可以称“司令”做“队长”…… 
  站在前面的是伪军,躲在后面的是汉奸。看得见的是伪军,看不见的是汉奸。 
  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国中!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民党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罗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4月27日,集总(指十八集团军总部)通报说,近日敌人正在收买大烟鬼和流氓,进行短期训练,然后派他们到熟悉的地方散布鼠疫菌,刺探我军情。保定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日华训练队’,为配合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已经提前毕业。据最近的情报,已知派出50多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化装成商人、难民和学生,潜入我根据地,任务是配合日寇的军事扫荡和散布慢性毒菌……据说,日本特务要刺杀的第一个,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连相片、履历书他们都印好。”后来,八路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了一个袖珍折子,每一页上都贴着129师主要负责同志的照片。在邓小平政委的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份是准确的,只是错把卢仁灿的照片当成了罗瑞卿。( 见李达 著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129师》) 
  潜伏在山西辽县桐峪的特务汉奸要三寿、王献林、阎祥云等人,利用收买女色探刺军情和暗杀八路军首长。阎祥云与当地妇女杨新莲通奸后,以50元收买她加入特务,指使杨新莲勾引警卫员王满兴,阴谋毒害彭德怀副总司令,并以“不执行任务,特务机关就暗杀”相威胁。被拖下水的王满兴不敢或不忍下手,又慑于汉奸特务的要挟威胁,不敢报告揭发,最后选择了“自杀身亡”。杨新莲、黄改香还腐蚀“军民饭馆”厨子王文福,要其假扮进步,以送饭菜之际与干部接近,寻找机会到干部住室或办公地方偷窃文件,刺探秘密。当他被捕时,从他家中搜出各种机要文件20多种。由此,敌人“扫荡”搜山时,往往拿着照片、地图等重要资料,寻找八路军活动的行踪,给太行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损失。 
  在冀中平原广为传颂的抗日英雄甄风山,是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第一游击队第五大队队长。日寇指示定县伪县长出面收买甄风山,此计未成,敌人再选了一位20多岁颇有姿色的女人,充当特务,假装到第五大队参军,企图勾引甄风山,被甄识破。敌人又收买了五大队的战士杜长春,寻机谋害队长。杜叛变后,一次见甄风山外出回来晚了,便假献殷勤,在给甄做饭时偷偷放上毒药。巧的是,这时来了客人,甄只顾与客人谈话没顾上吃,司务长将凉面条喂了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杜的阴谋未能得逞,引起了甄的注意。同年的一天,第五大队开庆功宴,杜长春乘伙夫不备将毒药放在锅里,致使警卫连部分战士中毒。甄风山马上追查投毒药的人,并派人到每个班逐一搜查,结果在杜的铺下搜出一包毒药。在事实面前,杜只好低头认罪,后被执行枪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4)   
  1943年3月左权县军角等十余村5000余人曾发生集体中毒,时称“军角中毒案”。八路军某师卫生部一次就破获了20多名放毒的小汉奸。汉奸投毒一时弄得人心紧张,此后许多村庄的水井都得有专人日夜守护,极大地干扰了根据地的建设和稳定。 
  1944年日寇的秋季“扫荡”中,华北一些善于打“地道战”的村庄里,地道遭到了严重地破坏,就像突然长了一副狗鼻子,敌人很轻易地找出多个地道口,并在最要害的部位开挖引爆,造成了地道网大面积地瘫痪。事后查找原因时,干部和村民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汉奸的告密破坏,日寇不可能有如此大的神通……( 见 王晓华 张庆军 编著 《国共抗战——肃奸记》) 
  针对日伪对抗战部队及根据地日益猖獗的汉奸特务活动,我方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锄奸斗争。 
  仅一个太行区,1942年处理汉奸特务案2681件;1943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857件;1944年处理汉奸特务案1779件。 
  1942年,山东清河、鲁中、鲁南、滨海四区锄奸案达1149件。 
  在国民党方面,1941年在鲁中一带的锄奸小组有2044个,共6755名成员。仅鲁中一地,国民党便投入如此巨大的力量对付汉奸,其祸害之炽烈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陈赓日记》中的几个片断,可略知八路军锄奸斗争之一斑—— 
  1937年9月12日:“最近几天,汉奸到处活动,暗中挑唆我们战士开小差,现在已经破获两起。” 
  1937年9月27日:“反对临阵脱逃,甘心为奸的逃亡者……经军事裁判所判决,枪毙组织逃跑及叛变红军的犯人各一名,大快人心。” 
  1937年10月5日:进芝川镇。“此间汉奸活动甚獗,竟敢发出较强的电波扰乱我发报。” 
  1937年11月16日:“赖际发同志率工人游击队及教导五连在榆次附近之坑西,夜袭汉奸集团,即所谓‘榆次治安维持会’,除旧太谷县县长及另一汉奸在逃外,全部捉获,无一漏网。” 
  1938年4月30日:“汉奸申国栋率伪军百余人,枪约70余支、轻机枪4挺,打着民训处的招牌,到处掳人勒索,群众痛恨已极。昨日我七七一团以17分钟的战斗,将其全部解决,一人一枪未逃脱”。 
  1938年5月5日:“今七七二团第一营出发洛阳镇以东破坏铁路,并摧毁铁路附近之汉奸维持会。” 
  1938年5月7日:“柏山村似有日人侦探机关,每日均有邢城之人来往。当令该团立刻带队逮捕,今日果捕来男女共八人,并有三瓦特半电台一架。” 
  1938年5月11日:“七七一团来电,进到皇寺镇后,先后共破坏铁道四次,两次袭敌之列车,捕拿汉奸二名,已枪决”…… 
  军队锄奸工作卓有成效,地方上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陕甘宁边区,自1937年10月起边区各级政府建立了锄奸委员会,1939年3月5日,又正式更名为“边区民众锄奸委员会”,作为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保卫工作的民众抗日团体。在山东,《大众日报》专门介绍了严防汉奸的几种办法,最主要的是加强站岗放哨,严格检查行人,但对本地或本村的土产汉奸,强调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平常是一个穷光蛋,现在生活忽然阔起来,吃穿有明显的改善; 
  平日不常和外界交往,现在家中常有宿客,而且大多是陌生人,有时又晚来夜走,飘忽不定; 
  平时不大接近人,现在忽然对邻居街坊特别好起来了,见面满面春风,有时还无故请客; 
  时常出门不在家,朝出晚归,抛弃了以往的职业,在街上总好多打听诸如司令是什么样子,部队开到哪里之类的消息。 
  敌人来了不害怕,别人家坚壁清野藏东西,他偏不理。敌机来了别人去防空,他却拿着目标清楚的东西,在街上乱跑。 
  在谈话时,无意中露出亲日的口气,如说什么中国军队不行,不能打仗之类的话; 
  对地痞流氓不务正业的人也要加以注意,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敌人收买…… 
  这些办法并不深奥,无需多少专门的反奸技术,当时在民众的锄奸斗争中却很管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的一脚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恍若黄梅雨天气里到处在滋生、蔓延的霉斑,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是淞沪会战。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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