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劳”。
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曹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我在接受任务时，感到了迷惑，我没有受过搜集情报这类事的训练，中国话也讲得不好，可是同伴们都鼓动我，用轻松的口气告诉我这是一趟愉快的旅行。我们随身带着许多当地人喜欢的小礼物，糖果、烟卷、电筒、胶靴，还有为数可观的“法币”，那是前两年刚在中国流通的一种纸币，信誉很好，中国人相信它。我们都穿着便衣。
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5）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了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的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即使上了岸后，还未脱离危险，有大片的滩涂，泥沼可以陷没你的足膝，如果考虑到你身上还几十斤重的装备，情况就更糟了，守卫部队要做的事就是用准星对准目标。
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
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满足你过份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很安全。
主人的儿子是我们的向导，向我们带一天路的价格是10元“法币”，这是个不低的价格，当时中国的一个普通飞行员的月薪也不过30元左右。他显然很珍惜这份工作，十分卖力和热情，有时候赤着上身钻进海中，快活地溅起一身水花，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我们。
我们随身携带的礼品发挥了很大作用，将许多当地人联系到了一些，通过这悠悠众口，我们证实，防守这里的中国军队是属于“杂牌”的地方武装，他们没有战斗力，不堪一击，而且防区远离海岸线，对登陆部队构不成威胁。
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他们联络时间，在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飘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 （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二是武汉会战。
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了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民党军队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夺路东去，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它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的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0艘；布雷1600余颗，无疑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鬼子西进的滑铁卢。
1938年6月8日，拂晓。某部连长率着两个士兵沿江边查哨时，抓到一个形迹可疑的青年。刚刚挨了几下枪托，细皮嫩肉的此人便竹筒倒了豆子——
问：你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战前系何职业？
答：我叫周文冠，苏州人，22岁，辍学后在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做事。
问：你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有什么任务？
答：我的表哥在伪市府做事，他是日本留学生，是他让做这些事的，他只是让我把看到的记下来就行。
问：这些东西你交给谁？
答：有人从安庆过来取，但到现在还未有过一次。
问：还有哪些同伙？
答：就我一个……临来时，听我表哥说，不止我一个，他这是替我壮胆。
问：你知道这是出卖国家、出卖军事机密的行为吗？
答：我被人欺骗了，知道有罪。
在周文冠的交待材料里，有一段叙述了他“落水”为汉奸的过程。
……上海打起来前，我就失业了，靠帮人家抄写和表哥接济生活，苏州乡下的父母都老了，没有力量再负担我，我也不愿回去。中央军队撤退上海后，有一天表哥找我，问我愿不愿找事干，我说愿意。后来就有日本人找到我，还有其他一些人，给了我们任务，说完成以后，就在上海市为我们安排就业，有的人想去日本上学，他们也可以帮忙。我当时正走投无路，连生活都很困难，听说这些条件，没有细细考虑，就答应了。（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周文冠因刺探军事情报罪被立即枪决。
像周文冠这样的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了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人，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周文冠的情报没有送出去，但其他汉奸的情报送出去了，日本人对马当的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乘八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乘胜攻向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士兵尽管拚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尽。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凶锋直抵九江。
九江若破，武汉下游则屏障尽失，国民党方面决心要固守九江，在此积集数十万兵力，但日军的进攻势头风掣电闪，九江防务应对却仓促不周。更严重的是，作战部队都有一种被汉奸包围了的感觉。一个到处在口口相传的例子是——
在九江与瑞昌之间，有一处炮兵阵地，驻守该地的是某炮团三连。某日，该连正接收查验刚从后方运来的两门山炮。山炮由两辆美国道奇卡车拉着来到炮场，正是开晚饭时分，几乎所有官兵都围过来等着看这新家伙。连长指挥几个士兵卸下大炮，又脱去炮衣时，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两门大炮的炮身、炮筒上，都赫然刷着攻击蒋介石、反对抗战的口号。连长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是他亲自押的车，一路上日夜提防，戒备森严，汉奸尚且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大炮上刷“反标”，那么，这些来无影遁无形的蟊贼日后再在炮身上做点其他手脚不也是轻而易举？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7）
1940年7月15日，又枪毙了在沙坪坝、小龙坝等处以手电筒为日机轰炸重庆施放信号的刘荣华、张锡彬。
1943年9月20日，图谋刺杀美国空军人员的赵忠绥也被执行枪决……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国侨民柯林斯，在他日后的一篇回忆录里满是疑惑地写道：
“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那种爱国的热情也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按照中国的路数，“精英”多“荟萃”于官场，因此比起草根卖国来，“精英”卖国更可怕，亦更彻底。
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例：政务长官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秘书长池宗墨，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财政厅长赵从懿，留学日本法律科毕业。建设厅长刘云笙，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实业厅长殷体新，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秘书处长陈曾式，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保安处长刘宗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17名主要官员中，留学日本的为11人，比例高达五分之三强。在“精英”汉奸中，留学日本或在列岛生活过的人比比皆是。如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汪时璟、周作人，汪伪政权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沪之战之前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因而出卖了我军在长江的江防情报的黄濬……大量接纳培养中国留学生，显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国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汉奸里，旧官僚、失意军人也占一定比例。由于北洋政府、旧军阀的垮台与失势，他们都成了过了气的人物，偏偏又不甘于过气，这便转化为对任何权力、哪怕是危险权力的狂热追求。若再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即便是其双亲从坟墓里站起来拖住他，也拦不住他要走卖国求荣的道路了。前者的典型是马良，70多岁一老朽，仍在老骥伏枥，可惜日本人嫌其昏庸，找了另一个人来继任其伪山东省省长之职，他却老泪纵横，迟迟不去；后者的典型是周佛海，他一向自命为可经纬天下的干才，一直觊觎能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可这位置总给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坐着，不让他染指，于是“不以国士待之，当不以国士报之”……
像原本是“民主斗士”的陈彬龢这样具有角色的多变性、丰富性的“精英”汉奸，决不在少数——
如汪精卫这样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入狱时写下“行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倒清干将；
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激扬文字的“五四”名将；
如王克敏、梁鸿志这样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民国闻人……
谁能料到，郑孝胥这样的前清巨绅，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亲自操刀写下深得日本军部大加赞赏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谁能估计，一向标榜在书房里“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自许要向大众传道布施的周作人，一旦走出了书房，撑起了伪北大门头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还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又接见记者，发表“感怀”。他还曾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穿却穿上了日本人的戎装，实在是滑稽到家了。
又有谁能想到，曾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温宗尧——年青时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对于建立民国助过一臂之力，以上海广肇所名义垫款42万两银子给孙中山，民国成立“南北议和”时，他为广东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他“落水”后先任南京维持会长，后当上汪伪政权立法院长，竭尽种种卖国之能事不算，居然率尔操觚，阐述日本侵华的一片善心：
“日本之攻打中国，与西洋各国之攻打，其性质全不相同，盖西洋之攻打中国，其目标是在瓜分中国，日本之攻打中国，是欲中国之合作，以图共荣共存也。日本首次与中国战斗，是在1894年，其时中国串通高丽国，以谄媚俄国而排挤日本，日本惧高丽一旦落于俄国之手，必危害日本之生存，故为自身之存亡计，而不得已与中国战斗也。假使当时中国与高丽，能与日本携手合作，则东亚之新秩序早经成立，而中国与高丽之富强，亦必与日本无异。果尔，则不独1894年之战祸不致发生，即1932年之战役，与今日之战祸，亦即可避免也。”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9）
在中国极少难看到自身忏悔的文字，并不从新中国始。
那时的“落水”文人有为数不少的一批，此后仍从事著述的还很有几个。当时在北平“落水”的周作人，晚年笔下回顾附逆情形则要惜墨如金得多，在一本近40万字的《知堂回想录》里，不过寥寥数页两千来字而已，且多是关于自己曾被行刺的记录。而《世纪挥手》近30万言，涉及的附逆内容有三四万字，其中章克标还写到自己任伪职时不再用为社会所熟悉的本名，改成“章建之“，“好象有了这个伪名之后，就可以把一切罪恶都归这个伪名去负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老人如此直逼内心的反省、检讨，在中国，真堪称是士林“异类”了。倘若不是具有“异类”精神，我想，老人也就不会有在99岁上公开征婚、再求良缘的惊世骇俗之举。
从章克标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比起鹑衣百结的华北老百姓来，都市里一般文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好过些，而且不会有敌人的刺刀顶在后脑勺上，但为生活所迫，仍是他们成批“落水”的一个理由，也是他们自责时的一针麻醉剂。
若完全能用生活所迫来解释，也不尽然。
在孔孟被抬举得比泰山还高的山东，常常见一个班的日寇，就轻易地占领了一个县城。七、八个鬼子扛着面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就赶紧“跑反”。
北方叫“跑反”，在南方也叫“逃难”。1944年，从桂林逃到贵阳这一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是这样回忆的：
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