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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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理由-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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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六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 
  ——( 中国文联出版社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 
  南京大屠城后,近百个日本兵,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途中,几次有人提议跟鬼子们拼了,但周围是铅块一般沉重的沉默。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同是“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苏联军民战死达90余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倍,但是他们消灭了20多万德军。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决不后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占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战斗,最终将德军赶出了列宁格勒。前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叫回了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虽然红星已从国旗上摘去,但圣彼得堡这座最具“二战”同盟国英雄气概的伟大城市,依然让俄罗斯民族世代为之骄傲。 
  回过头来看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的心头除了切肤的仇恨,难道没有其他难言的滋味? 
  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日后的千百万“红卫兵”更是为此悔青了肠子。中国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粮的,古来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不少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会惊愕于一个奇特的景象,日军与我军正在城内外激战,城外不远的农田中,农民竟然若无其事地在田里劳作……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下版,便是日军军曹山田武一对金山卫农民的一番评价:“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居民的观察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只要你和他们拉上家常,先递上烟卷和糖果,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即使你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听懂和事后的证实……” 
  于是,历史若不算是惊人地重复, 也不过是稍稍往前移了几寸——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的景象是:“‘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 
  37年后,日军进入北平时,没有出现任何民间自发地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 
  痛心于此的梁启超的结论是,正是自古以来政治体制中“国民权利”的丧失,才导致了国民国家观念的阙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溃:“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0)   
  胡适先生后来也说过大约同样意思的话——一个现代而又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是由一群听话的奴隶们建造起来的。 
  柯林斯的看法,则紧扣了当下的战局:“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雷歌一般骤然(1)   
  到了1945年元旦,历史已在悄悄地为我们民族开辟走向胜利的通道,但当时,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还有老百姓们却并不知晓。 
  因为犯了兵家大忌的“酱油滴水”战略,也因总体上我军英勇地抵抗,日本未能像德国以闪电战在欧洲频频得逞那样完全占领中国,而且,随着40年代的到来,两者间渐进入相持阶段,这已经咬紧了牙关,实属不易;虽然在欧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是处处反攻,一片光明,但这片光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能降临到亚洲、中国来,许多人心里都没有数。有数的那只是在后来的电影与小说里…… 
  元旦这一天,在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伪行政院代院长陈公博的元旦献辞《努力三大工作,完成复兴使命》。三大工作是所谓“肃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申报》自己的元旦献辞里,则重申伪中央政府的“革新政治四原则”:一、强力政治,二、专家政治,三、亲民政治,四、廉洁政治。字里行间远看不出大厦将倾、狼奔豕突的意味。 
  这一天,重庆的《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载的也是领袖的贺岁演讲,题目是“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 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副题是《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 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从标题可透露出,蒋介石正面临着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双重压力。可以断定,此时蒋介石决难料到仅仅7个月之后,他就享有和杜鲁门总统、邱吉尔首相以三大战胜国身份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声明的巨大风光。 
  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可能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须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 
  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晚,约150万红军在苏联元帅华西里夫斯基指挥下,披坚执锐,势不可当,分东、西、北三路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另一路攻入朝鲜。仅仅十几天内,击毙日军6万多名,俘虏关东军高级将领148名和官兵60余万人。大批武器弹药日后移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就有:3700门火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 
  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代表国民党政府接受在华百余万日军正式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 
  就在中国人远没有意料到的时候,光明降临到了这片满是血泪与苍痍的土地上。 
  金箔一样辉煌…… 
  天锦一样壮丽…… 
  雷歌一样骤然…… 
  在北平,上海,在重庆,在松花江沿岸和辽阔的中部腹地,乍一听日本投降的消息,许多人开始以为是哪个炮楼、那个城池里的鬼子投降了。当被告之决没有听错时,又如同从长久呆着的暗室里走到了强烈的阳光下,有一阵巨大的心理晕眩:是梦?是醒?是真?是幻? 
  这之后,才会感到体内连每一根神经末梢上都袭来的汹涌欢乐…… 
  中国的神圣抗战,8个年头刚刚过去,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能不说是险胜。 
  非险胜之胜是胜,险胜也是胜。 
  两者都确切地指向“二战”中的日本必然要走向玩火者自焚的结局。 
  一个国家再无法无天,再高唱邪说,与世界深沟高垒,贻历史万世之羞, 但总有一天它会消停下来,它会气焰散尽,拆垒填沟,洗刷羞辱,承认并追随起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这其实是宇宙间无可更改的第一铁律。 
  许多日本人对此总有些不明白,仿佛不是中国的险胜,日本就能抵挡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946年,对日本有深入研究的《大公报》总编辑、著名报人王芸生到日本考察后,他发现许多日本民众中有一种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即“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竟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 
  此外,时下中国人并没有享有和平,更没有重建国家,鸽子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在哪棵树或阳台上打个盹,天上又是战云密布,“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 王芸生 《中日关系七十年》)   
  雷歌一般骤然(2)   
  或许,这正是日本至今未肯向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低头认罪、虔心谢罪的深层原因之一。 
  对于一向奉行实力崇拜的日本来说,它只心口一致地承认、屈从强者,而在骨子里鄙薄、歧视弱者。     
  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   
  真正的强大(2)   
  天晴风暖,山光树影,秀蔚天成…… 
  中国的这个新高度,在2005年的“两会”上已清晰可见——这就是“和谐”。 
  因为这两个字的出现,往年在“两会”上必定站出来为富人们讲话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次却成了富人们的导师,他告戒他们说:你必须让别人活好,自己才能活得更好。往年怎么也拉不住的那架冲向两极分化、几近疯狂的马车,这次却切切实实地被一股坚韧的合力给拉住了。 
  有社会学家如是描绘这个高度——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阶层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身份歧视,每个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阶层关系融洽,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讲诚信、守法度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 
  倘若有一天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任沧海横流,天下板荡,却始终标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就切实地在实践着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中国必然拥有了真正的强大—— 
  这是一种大音稀声的境界,静水深流的力量,从容不迫的气度。 
  无须任何炒作与包装,她将对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程透射出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1)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只要文化的根脉不断,不管政治上经历怎样的天崩地坼,经济上如何地撕肝裂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便依然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在与中国发生最激烈论战的苏联,在斯大林铁腕统治的阴影远没有驱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国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听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演奏会。仍有30多家剧院提供丰富多采的剧目,从果戈里、契诃夫到布莱希特的剧作……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一名日本记者注意到,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挤在一个座位,他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用一张票子进来的。一个女孩正飞针走线,给膝盖上的布娃娃缝上最后几针。音乐会结束时,她推开众人冲向台前,把布娃娃作为礼物献给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窃深深以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当年飞针走线的,并不是一个布娃娃,而是近半个世纪后浴火重生、依然英气逼人的俄罗斯!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则是这个精神家园里最幽深也最生动的部分。 
  倘若没有俄国早期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英勇地倒在枢密院广场的血泊中,又无畏地踏上去西伯利亚漫天风雪的流徙之途,就很难展现俄罗斯文化本质的特征——博大沉雄而又蕴籍典丽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丰沛的人民性传统。 
  倘若抹去被德寇围攻了900个日日夜夜,一副焦黑的身架没有哗然倒地成炭,却锻打为钢筋铁骨的列宁格勒,当年柴可夫斯基音乐厅里就不会出现那个走向台前的女孩,以及她手里飞针走线、虽饱经折腾却总在不懈地寻觅再生之途的俄罗斯……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呢? 
  经过革命铁与血的洗礼,多年里威力不亚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武器,又走过“文革”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再顿然进入时下红尘万丈的商业化社会,我们还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 
  远些的历史,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几乎就只剩一片帝王们的停尸场了。不过这些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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