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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这样说过：在俄国，革命并非仅仅被理解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冲突，革命简直是一种宗教。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对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来说，革命被视为唯一正确的人生目标。举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独立的价值，惟有从属于至高无上的革命才有意义。革命是一个人们应当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而被革命潮流所抛弃，甚至被认作是逆潮流而动的反革命，那就比单纯的肉体死亡还要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也是人生的唯一归属。
但在这革命中，按照经典说法，既有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
后者，一切无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发起和举行的，并被礼赞之为人民的盛大节日。而且，正如在俄国的土地上已经发生的“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在初期的高扬反抗与复仇的急风暴雨中，人民确实能够挥洒一股盛大节日般的豪兴，因此，革命不但比起改良来，比起列宁激愤地斥责为“虚伪”、甚至“帮凶”的“资产阶级革命”，亦更容易红透人们的心理世界。
历史的吊诡（4）
革命还总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意描绘，它总是强调自己前无古人、空谷幽兰的独创性与纯洁性，于是，革命对于不甘平庸、总想做出点什么，否则这辈子就白活了的年轻文化人，具有更强烈的诱惑，甚至可能他们自己就是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
必须要先提到一个人。
河上肇（1879—1946）。1907年，河上肇到京都帝国大学担任讲师，讲授经济学和经济学史，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书匠。十年后，他因写作出版了《贫乏物语》一书，一炮打响日本经济学术界。此书包括上篇《有大多数人是贫穷的》、中篇《何以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及下篇《如何根治贫穷？》。河上肇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作了具体深刻的揭露，并试图从分配上探求其产生的原因，他企图用抑富济贫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矛盾。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日本又发生“米骚动”事件，受其影响，河上肇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社会已分裂为利害相反的两大阶级，仅仅从抑富济贫入手来根治贫穷，无异与盲人摸象；要寻求从根本上治疗贫穷，惟有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提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议论社会问题的自由，而且要有从事实际运动的自由。
1928年，河上肇辞去教职，告别京都帝大，结束了长达21年的京都时代，投入无产者的实践运动。他的影响却深深植根于京都帝大美丽的校园里。那时日本学术圈都很清楚，读京都帝大的学生，如果进出校园时不夹几本有关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在腋窝下，会被同学耻笑为跟不上时代潮流。即使在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京都帝大也一贯是日本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该校的男学生被戏称为“马克思男孩”，女生也乐于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号，可见左派思潮之盛行。而且，受河上肇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远弗届，不仅在京都帝大，还在早稻田大学、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著名高校，课堂上下，校园内外，也时有师生之间学习、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的盛况。他的直接间接的学生可谓遍及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河上肇的一系列文章及其广泛影响，引起当局极度不安。一进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查禁社会主义思潮，压制共产党组织活动，一下变得不遗余力。1932年间，河上肇被警察逮捕入狱，日本共产党组织也在1933年前后全部覆灭。日本共产党的新生力量，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再度崛起，此后的日本却成了一个西方民主型国家。
历史就是如此地吊诡——
河上肇播下的种子，在自己的祖国没能开花，却在大海另一边结出了硕壮的果实。
1917年夏，１９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即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同年，周恩来抵日本，入当时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该校校址，现为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２丁目２０号，已经改建为高龄者中心和爱全公园。周恩来当年在此留学的纪念碑就建在一派安恬、静谧气氛的公园内。公园附近有著名的神田书店街，周围大学林立，近处有明治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稍远处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过往行人多是年轻学生，这里是东京都内最有朝气的街区。
周恩来当年寄宿在离学校不远的三崎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都很节俭。他写给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乍至，席地而坐，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 原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冈本隆三在《留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一书中，引用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长岛善雄的回忆说：周恩来上学时穿着黑色立领雪花呢制服，戴着俄式帽子，平时穿和服，脚蹬一双木屐，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
据当年见过周恩来的日本人回忆和有关资料介绍，周恩来那时并不是天天上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宿舍看书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介绍，便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在一首诗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他旷课的时候更多了，他是留日学生一些游行集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有时得外出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1919年春天，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在回国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有“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等语。回到中国，他随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此后他对于中国革命和这个处于巨变的国家所起的作用，可以借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在周恩来离世五年时后的两段话——
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恩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可能是我们。”这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一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
历史的吊诡（6）
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想让人上天堂，你就叫他去日本；如果想叫人入地狱，你就让他去日本。
在我见到的一份百年百名汉奸名录上，其中许多人都在这个列岛的清光樱雨下度过了青春岁月。
他们中有在北洋政府里任内阁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们一致要求惩办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有日军侵华时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陈壁君等人；有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一、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的汤尔和； 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以及号称汪精卫〃文胆〃、曾任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 ……
当年日本政府以提供留学经费为诱饵，所抛出的一条长线，终于钓到了这批大鱼。他们肯定不是小鱼，是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为日本谋得了巨大利益，同时，又无不给当时各地的人民带来深重的耻辱与痛苦。倘若说，日本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闯进中国的一条穷凶极恶的海盗船，他们便是这条船上的桨和橹！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过英国、法国，学习过苏联，有两段时间可能私下里还打算学习南斯拉夫和新加坡。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无须置疑，没有口号却实在学得最多的是美国——连远在天边的高原上的拉萨，离布达拉宫不过一箭之遥的街区， 都开出了“麦当劳”、“肯德基”。开业不久的一家“星巴克”里飘出浓郁、纯正的咖啡香气，红男绿女们的笑谈声，与不远处寺庙内的转经声、香火气，奇妙地、恍如梦幻一样地交织一起……
还有一个最有效的标志，即“春江水暖鸭先知”，看那些大小官员们，纷纷将子女送往哪个国家，祈望在哪国定居，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花团锦簇，这个国家肯定在他们心目里心仪久之。儿女若未去成，或是本人不能以那个国家为可进可退的“根据地”，他们肯定一辈子心里不踏实。
当然，二十世纪末的“向美国学习”，与这个世纪50年代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有很大不同。当初向苏联学习时，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军衔制、院系调整，乃至民间的穿布拉吉、跳交际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谓是全心全意，彻底地一边倒。后来的向美国学习，只是半热半冷，半明半暗，多少有〃师夷之技以制夷〃之意，不少中国人喜欢的是美国的物质世界和它的科技力量，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所谓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一套，却不以为然，并深怀警惕。
现在来看，学习西欧，中国总体上迄今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学习苏联，这个曾经武装到牙齿的庞大的红色帝国，自己也一朝红旗落地，分崩离析；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差得太远。
这一百多年来，学得最广泛、最扎实的，恰恰还是中国人的冤家——日本，这也依然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很多中国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但不管承认不承认，这确是事实——如同日本在中国大地上造下的罪孽罄竹难书，这个民族教给中国人的东西也恒河沙数。
而且，好事、坏事之间，有时换个角度去看亦是可以转换的，毛泽东就深谙此道，1961年1月24日，他在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说起——
日本的南乡三郎（胡注：1955年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这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毛泽东外交文选》1994年版）
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没有近现代的中国。
第四章 相异性
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1）
从日本全面地以中国为师的“唐风时代”，即公元七世纪中叶后算起，到中国变先生为学生，颇为恭谨地以日本为师的公元十九世纪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这中间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两国文化交流陷于停顿，但直到明治维新前，两国的发展水平差距并不大，两国都落后于西方，日本还落后中国一点，这即是说，中国和日本近代化运动的起跑线可谓相差无几，两国都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始了奋起自强的近代化运动。
此后，两国发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当今，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真是“脱亚入欧”了，与美国比肩可翘楚于西方；而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后国家的圈子里彷徨，大抵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二十几年，举国上下一心一意抓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只够资格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这一很难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却让中国人脸上作蜡的现象，仿佛都是在两国间与西方世界发生了相撞、交汇后所走过的不同路径引起的，而在此前，仅仅只有中日两国间穿越不过几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这一现象，已经让许多学者注意并厘清两国各自近代化路径中的百般景象与种种不同，却也容易让他们忽略打下这近代化路径的桩基还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鸟，文化是天地间的一盏长明灯。即使是被强大而又锋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划成了几段，文化也会如一条硕大的蚯蚓，在东方这块古老、奇特的土壤里修复如初。如果用学术化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种文化在受到外来的某种强势文化挤压下，前者的一部分必会随着后者的物质文化一起变化，乃至几乎全盘接受后者的意识形态；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挤压前的状态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来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对一个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径中所表现出的两国间一眼能察的相异性，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且，至今难为人们洞幽并提出的两个民族间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亦是由文化决定的。
这一章先说说相异性。
据学者们考证，中国有近13亿人口，常用的姓才几百个。“百家姓”收录462个姓，基本包括了汉民族最常用的姓氏。中国大多数人的姓氏都有很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