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妇女似乎怀念与男人接触的那种偶发性性关系，但在与其他女人保持关系期间却相对少见。女人继续与男人发生性关系主要是出于这个原因。另一位妇女说，“我发现，在与女人的这种本质上属于非人格的性接触中几乎不可能像与男人接触那样‘有味’。在接触的过程中你不可能不了解其他女人——更多的谈话，更多的抚摸——你至少与她们交了朋友。”据海特提供的数据，60％的女同性恋者在关系破裂后仍与过去的爱人保持长期紧密的朋友关系。在《妇女与爱》中，海特实际上于两处谈到这种现象，即610页和641页，显然没有注意到内容的重复。其所给的数字在这两处稍有不同，一处为64％，另一处为62％。
关于女同性恋者的报告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对强烈的追求性快感性质的关注。女人需要性吗？这些女人当然需要性，而且积极追求性满足，在婚姻内外都如此。如果性快感可以用肌体反应来衡量——如许多人所说，这是一个模糊的指数，但当与过去妇女遭受的性剥夺相比较时却并非没有价值——那么，同性恋活动似乎就比异性恋活动更成功。此外，在这种性经验中，付出和获取更加平等了：“我们之间有一种契约，这是与男人的经验所不可媲美的”；“我喜欢女人的方式，身体，激情，温柔/权力”；“与女人发生性关系我从未感到有压力。我过去总是被男人施加压力。”就大部分来说，这些强调似乎与性反馈相吻合，并有助于产生性反馈。这些妇女证明这样一种想法的虚假性，即对女性身体的爱欲化只能以牺牲生殖器快感为代价。实际上，二者是同步进行的，是完全与可塑性性征的影响相吻合的。
在同性恋关系中，无论男女，性欲与繁殖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性恋妇女的性欲几乎完全出于纯粹关系的可见含义组织起来的。即是说，性反馈的可塑性主要是由对方的感受输导的，即辨识出她们喜欢什么、能够容忍什么。如通过性虐和被性虐的癖好可以重新获得辨别力。一位妇女说：
我喜欢粗犷激情的性活动，因为这种性活动超过了许多妇女在自己周围建构的“温柔”的障碍。没有退缩的感觉，如进行政治上正确的温柔的性活动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我的一个朋友将其标示为“S和L”（即甜蜜和温柔）。我现在的爱人和我试着来一点S/M和奴役，发现这非常刺激和性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经过双方同意的，而“底线”（由人的不同而不同）总是有限度的，同时又产生奔放不羁的幻觉。我们所做的事情中包括拍打、鞭打、拽头发、口咬，但从来不造成伤害或留下印记。其诱人之处就在于那种完全无所顾忌的感觉。谢尔·海特：《妇女与爱》，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女同性恋与男性性征（2）
在此，我们看到阳物的回归，而且是以似乎有害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正确的，但也可以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如在男同性恋中一样），纯粹关系中“禁止”的态度和特征实际上可以以行动表现出来，包括工具性控制和正常权力的实施。由于仅限于性的领域，并转变成幻想——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外部所决定，所以，控制也许有助于缓解攻击性，否则这种攻击性也将在别处发泄出来。
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在女人对女人的性关系中看似倒退的特征实际上可能为在道德上可辩护的异性活动提供了模式。经双方同意的性虐和性被虐大可不必作为获得有益性经验的良方，但它所表示的原理却是可以加以概括化的。可塑性性征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域，它不再包含外部压力的残余，反倒作为许多自我探讨的道德建设的形式之一而取代了外部压力。在此，人们也许从德·萨德的作品中读出一种不同于已往的意义。在德·萨德的作品中，权力、痛苦和死亡完全包裹在性中，并通过变态行为表现出来。阳物统治着一切，性征则被抹掉了任何温柔的痕迹——或仿佛如此。然而，德·萨德把女性性征与繁殖完全分离开来，宣扬其逐渐从阳物统治的摆脱。他再现的性活动聚焦于性活动范围内的一切其他因素，可以看做反讽式的隐喻手段，表明性征本身的清白。
同性性征与偶发性接触
偶发性性征在一些女同性恋俱乐部和酒吧文化中得到最充分发展。酒吧生活往往以寻欢为主，即寻找临时的性搭档。一个刚刚接触酒吧文化的新人说，长期以来，“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直不幸被排斥在酒吧文化之外”。她继续说，她的教育和出身似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然后，她突然明白了建立联系的最重要因素是相貌和“现场的魅力”。“就是那么简单……在酒吧里没有人会对可以带回家与老母见面的人感兴趣。”锡德尼·阿波特和芭芭拉·罗敷：《萨福是真正的女人》，第74页，斯坦出版社，纽约；1977。
短期的非个性化的联系在女同性恋关系中决非不存在。仅就许多男同性恋者都相互建立起长期的性纽带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应夸大男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异。然而，一些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征的强化却是女同性恋群体所远不可及的。比如，当洗浴房存在的时候，来洗浴房的许多男人每天晚上在那里寻求多次性经验；如果在几个小时之内只有一次性经验的话，他们大多会失望的。马丁·霍夫曼在对60年代的洗浴房文化的研究中采访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常常在一天晚上就有过大约50次性接触。马丁·霍夫曼：《男同性恋的世界》，第49～50页，基础书局，纽约，1968。
如男同性恋者从事性活动的各种群体场合一样，洗浴房的性活动一般是隐蔽的。到那儿去的男人除了最随意的谈话之外，通常相互间没有社会交往。他们丝毫不了解各自的外部世界生活，只称呼各自的名字。在此，临时性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与这种接触相比，《巴黎的最后探戈》中描写的异性艳遇仿佛成了一种情深义重的纠缠。
霍夫曼提到的男人已经结婚，已是两个孩子的父？。男性双性性征在今天的男性性行为中如此典型，以至于成了有如异性性征一样“正统”的性指向。不时从事偶发性同性性活动的“异性恋”男人的比例近来已有显著增长——尽管受到艾滋病的冲击。据研究者们估计，在美国，40％的已婚男人在其婚后生活期间都与其他男人有过性交往；还有人认为其比例甚至更高。西德尔·弗尔马尼：《男人，更加黑暗的大陆》，第23～30页，曼达林出版社，伦敦，1991。
以这种伪装出现的偶发性性征的防御方面似乎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以视作男性从性征、自我认同和？密关系等关系的一种总体逃逸。在妇女不再充当共谋的地方，偶发性同性性征便成为男人串通起来抵制性别平等的一种努力。在婚姻关系中承诺给对方的各种权利由于偶发性接触的间离效果而陷入了困境。
对拒绝与女性进行任何性接触的较公开的男同性恋者也可以做同样的描写吗？仅就对女性的厌恶是非常普遍的男性心理的一部分这一点而言，男同性恋者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安全置身于外而解决矛盾的情感。然而，仅仅从否定的方面看待偶发性性征的趋势将是错误的。与女同性恋者一样，男同性恋者也对传统异性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整一提出质疑。如人们所理解的制度化了的婚姻一样，一夫一妻制总是维系于双重标准，因此维系于父权制。它是对男人提出的规范要求，但许多人只能报之以违背。而在一个可塑性性征和纯粹关系的世界上，必须依据承诺和信任的语境“重构”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指的不是关系本身，而是指把性的排外性作为信任的标准；“忠贞”除了指信任对方所假定的那种诚实外不具有任何意义。
偶发性接触虽然并不构成一种控制手段——或一种癖好，如霍夫曼描写的例子所示，但事实上却是对可塑性性征提供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的探讨。由此看来，甚至在非个性的、昙花一现的接触中，偶发性性征也可以是日常实验的一种肯定形式。它揭示了可塑性性征（隐含的）真实：性摆脱了古老的对区别性权力的臣服。因此，洗浴房文化中男同性恋者的偶发性性欲表达了一种大多数异性关系（包括临时关系）中所没有的一种平等。就其本质来说，它只能以性实践本身的形式赋予权力：性感受是惟一的决定因素。这当然是偶发性性征在去除其冲动特点时所能提供的快感和满足。
男同性恋性虐狂 、皮带王后、穿粗布的群居者——这些不仅仅是对异性关系中男性的讽刺反驳。他们也是可见的对男性的颠覆，同时证实了阳物权力所否认的理所当然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包括性认同，乃是一种反射线成就。在一种平行的意义上，非个性的偶发性性活动是对由于参与“外部”统治而颠覆了性快感这一现象的批判。这完全可能是防御性的和强制性的，甚至受其外部影响的驱使。只有通过在其他社会生活场合平等对待各种影响而汲取营养时，才能充分认识其内在的平等。偶发性性征往往会成为逃避？密关系的一条途径，但它也提供促进或加工？密关系的一种手段。性的排外性仅仅是保持对对方的承诺、达到诚实的一种方式而已。这种排外性尽管是阳物统治的核心，但偶发性性征是否本质上与新出现的纯粹关系的标准不相协调，却一点也不清楚。
男人与女人：同路还是殊途？（1）
“30年来我一直是同性恋者。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有过长期的关系，但几乎没有人能‘白头偕老’。我们为此而焦虑——我们认为异性恋夫妇远比同性恋夫妇厮守得长久。”海特研究中的一位妇女提出这一灼见，还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情况的确不同了。海特研究中描写的同性恋关系往往很难相处，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并为时不长。然而，与同性恋关系相比，异性恋关系往往看上去是一个战场，在那里，进攻和公开的战斗与两性间深切的不满混合在一起。海特发现，她用作抽样调查的所有异性恋妇女都说需要与丈夫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大部分人报告说，当他们试图创造更紧密的交流时都会遇到抵制或情感疏远。妇女对对方持续的不忠诚感到绝望，尽管有相当一部分人也保持婚外联系。在她们期待着持续的爱的地方却出现了情感的枯竭。海特是这样描写的：
许多妇女知道在婚姻关系中她们不会得到相同的情感支持、尊敬或敬重。然而却很难对一个男人确切描述他是如何逐渐改变态度的。促使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些方式在表现上如此微妙，以至于当一个妇女忍不住表达沮丧的情感而保护自己时，她发现几乎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指出所说或所作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会显得小题大做。但一旦总合起来，那么，毫不奇怪，甚至这样一件小事也会引发一场大战——或确切说，会导致永远不会和解的另一次离异。这些小事削弱关系，使妇女生气，最后使爱情减少到一种不过是淳朴的忍耐。谢尔·海特：《妇女与爱》，第73页；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正如可能的交流一样，平等是？密关系变革的一个内在因素。今天，男人向女人发怒就其实质来说是反对妇女在家里、工作单位和其他地方的独断专行。反过来，妇女向男人发怒是因为男人以微妙和并非非常微妙的方式否认妇女所要求的物质特权。对妇女来说是经济贫困，对男人来说是情感贫困：难道这就是两性之间关系的嬉戏状态吗？男女双方自命的辩护者都会这样认为的，尽管每一方都可能谴责另一方没有完全承认给对方带来的痛苦。
赫伯·戈德伯格拣取作为心理伤害的男性主题，描写了“男性面临的危险”，谈到了作为神话的男性特权。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临的危险》，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6；《新男性》，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及其他著作。戈德伯格敏感地观察到了影响性别和性征的那些变化，并对妇女运动表示同情。然而，在他的著作中，那些在海特调查中以及在无数治疗手册中引起反响的妇女对男人的抱怨——男人缺乏情感、感觉麻木等——被视作男人必须肩负的令人不愉快的负担。
在此，癖好似乎又一次起到核心作用。戈德伯格认为，许多男人都变成了“木讷”，被他们几乎不理解的动机所驱使。现代文化浸透着“商业木讷，高尔夫木讷，体育木讷，花花公子木讷”：所有这些木讷都“遵守男性游戏规则”，结果，“已经失去或逃离了他们的情感和对自身作为人的意识”。妇女抗议并已经挣脱了束缚她们的家庭环境和这种环境给他们自身发展带来的局限。男人仍然被禁闭在养家？口的角色之中，尽管男人为女人提供的经济利益现在非但受到青睐，反而遭到白眼。“像男人一样行动”的必要性已经刻下深深的印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是妇女所期待的——但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却是沉重的。据戈德伯格言，男性占有特权的观点公然不顾所有那些个人伤害的统计数字：在寿命、患病率、自杀、犯罪、事故、酗酒和吸毒等方面，妇女一般要比男人幸运。
男人在诚实的反思时刻会扪心自问，“所有这些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得到了什么？我对未来能期待什么？”这种人将不知道如何做出肯定的或乐观的回答。她的变化与他自己的僵化加在一起使他陷入困境。如果他坚持旧的方式，他就会被谴责为大男子主义和性歧视。如果他尽最大努力承担新的责任而同时不提出平等要求、甩掉传统束缚，那他只能感到负载过重，已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他完全抛弃传统的男性风格，他会惊恐地发现在大多数女人甚至大多数其他男人的眼里，他变成了看不见的、没有性感的和没有价值的人，那些人会对一个没有工作、地位和权力的男人弃之不顾的。赫伯·戈德伯格：《男性面临的危险》，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