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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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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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鸡蛋与“用人如器”
  战国时期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卫侯征询臣下的意见,请他们推荐能够统兵御敌的将才。子思向卫侯推荐苟变,说这个人很有军事才干,可以担当重任。可是卫侯却摇着头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将才,但我听说他在向老百姓征收田税时,曾经随手拿过人家两个鸡蛋,像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怎么能任他为将。”子思不同意卫侯的人才观,他对卫侯说:“圣明的君主用人,就好比匠人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合抱之木虽死,但匠人绝不会把这棵大树全部丢弃。现在正是诸侯争霸的时期,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我国地小兵少,屡遭外侮,正当广集人才之时,怎么能因为两个鸡蛋的区区小事就舍弃一位大将呢?”卫侯觉得子思讲得很有道理,便立即采纳了他的意见,起用苟变为将。
  “用人如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理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一次鲁国季氏的家臣仲弓问孔子为政之道,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对于官吏要善于引导,赦免他们的小过失,选拔贤明的人才。可见孔子也主张“赦小过”,并把这一点作为为政的一条原则。我国古代的学者和政治家大都懂得这个道理,提出过许多类似的论述。《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为政者对于下级过于苛求,就不可能真正得到人才。西汉著名的学者刘向在《说苑·政理》中指出:“成大功者不小苛。”能成就大事业的人往往不苛求小过。东汉陈宠也说:“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曹操为了网罗人才,曾发布过一道《敕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其中指出:“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上疏太宗说:“若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成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维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矫伪成俗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司马光也认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清朝雍正皇帝也深得这一用人之道的真谛,他说:“赦小过,举贤才,为政之体当如是也。”
  武则天像武则天在用人上也是颇具权谋的。她在做唐太宗的才人时,唐太宗有一匹烈马名叫狮子骢,暴烈异常,无人能制伏。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伏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是铁鞭,二是铁挝,三是匕首。我先用铁鞭打它,若不服,就用铁挝打它的头,若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后来在她执政的半个世纪里,她就是用这种制伏烈马的方法,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为自己效力。武则天对官吏的使用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使用酷吏。武则天为了镇压李唐旧臣的反抗,擢用以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为首的23个酷吏,专门办理谋反案件。在她的指示下,他们罗织罪名,制造出许多极其可怕的刑具,先后诛杀李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官吏不计其数。酷吏滥杀无辜,造成朝廷人人自危。从这时起,武则天就杀一些酷吏来缓解紧张的气氛。她称帝以后,又杀索元礼、来俊臣,流放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此三人。她还特别颁发诏书,历数来俊臣的罪行,并且加以灭族之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实际上酷吏都是秉承她的旨意行事的。
  二是放手招官。武则天为了获取广大庶族地主的支持,打破唐朝前期关陇士族独霸政权的局面,便广开仕途,放手招官。招官的方法有:一为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做官。二为推举各种人才,让被举者试做某官。当时通过以上两种途径,未经考试而“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三为吏部设员外官,授予权贵家的亲戚。四为改革科举考试中试卷管理办法,采用贡士考试试卷糊名的制度,使评卷人不能了解答卷者的姓名,有利于人才的公正选拔。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在洛成殿考试贡士,由皇帝亲自录取,此为我国科举考试殿试之始。五为设立武举科,招收有武艺的人。武则天在广开仕途、放手招官的同时,又用严刑来控制官吏,一旦发现不称职的官,便将其革免或杀戮。故《资治通鉴》指出:“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
  三是控制亲近之人。武则天对于自己所亲近的人,既给他们高位重权,同时又严格地控制他们,不使他们权位过重。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在宰相中权力最大。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向武则天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积久难制。武则天立即采纳了李昭德的建议,免去了武承嗣的宰相职。武承嗣也诋毁李昭德,武则天说:“我任用李昭德,才觉得安心,他替我分劳,你怎能和他相比?”怀义和尚是武则天的内宠,恃势骄横,就连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怕他。有一天,宰相苏良嗣在宰相议事的朝堂遇见怀义,不觉大怒,令人拉下去,打了几十个嘴巴。怀义去向武则天诉苦,武则天说:“你应该从北门出入,南牙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她也把怀义杀了。由于武则天对身边亲近之人能严加控制,所以他们还不敢十分作恶。
  当然武则天在位时期也选拔了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并委以重任。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武则天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几乎不比贞观时少,她能听谏,有太宗遗风。耿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怀疑为谋反者,她都尽力地保护他们,不让他们受到酷吏的陷害。她先后所任用的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竟俭、狄仁杰、姚崇、张柬之等,武将中有善于统军御敌足智多谋的娄师德、裴行俭、王孝杰、唐休竟等,还有能急言直谏的王及善、徐有功等,都是一时人选。亲近者所进谗言,武则天基本上能够明察善断,不为其所动,因此朝廷上有不少的能臣愿意为她效力。正是这些刚毅、耿直而又有才能的大臣的尽心辅佐,才使武则天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女皇帝,同时也保证了武则天时期国家继续沿着上升的路线发展。
  权谋大师宋太祖赵匡胤在用人上也显示出他的过人之处。宋太祖决心改变唐末五代以来官僚士大夫不顾忠义廉耻的社会风气,特别嘉奖那些忠于后周政权的人物,以激励士大夫的廉耻感。陈桥驿在陈桥和封邱二门之间。赵匡胤发动兵变后,在众人的拥戴之下,军队开至陈桥门,守门的将军拒绝开门,没有办法,只好转道封邱门。守卫封邱门的将军则望风而降,急忙打开关门。当众军拥至京城南门时,守门的陆、乔两名卒长也拒不开门。宋太祖即率众军转道北门,才得以进入京城。陆、乔二人得知消息后,誓不做新朝之臣,遂自缢而死。宋太祖即位以后,为了表彰名节,将守封邱门的将军立即斩首,而提拔守陈桥门的将军,以嘉奖他忠于职守。宋太祖亲自来到陆、乔两名卒长的驻地,赞叹道:“真乃忠义孩儿!”下令为二人修一庙宇,并亲自赐予“忠义庙”的匾额。
  宋太祖手下有一员爱将,名叫李汉超。早年在攻打后蜀和北汉时曾立下赫赫战功。当时宋朝初建,北方契丹常常南下骚扰,使得北部边境不得安宁。宋太祖任命李汉超为关内巡检使,统兵驻扎在边境地区,抵御契丹的南侵。由于李汉超治军有方,契丹人慑于李汉超的显赫声威,不敢再南下骚扰,边境地区由此得到稳定,人民的生活也获得了暂时的安宁。由于李汉超镇守边境有功,宋太祖又委任他兼领齐州防御使,并把齐州的赋税收入也交给他,供其养兵训练,抵御契丹。齐州乃北部边境的富裕州,每年税收颇丰,所以李汉超的部队驻扎在这里,能够得到充足的供给,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作战能力强,迫使契丹不敢贸然南侵。李汉超所管辖地区的治安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李汉超是宋太祖的亲信将领,深得宋太祖的偏爱和宠信,又加上守土有功,有时也不免居功自傲,在任上做了不少违法乱纪的事情。老百姓对他颇为不满,于是就有人赶到京城,到朝廷上告李汉超的御状。告他借老百姓的钱不还、抢占民家女子为妾等不法之事。宋太祖亲自接见告状的人,了解情况,并让侍从招待他们吃饭,然后宋太祖就问他们:“自从李汉超镇守关南以来,契丹人还来抢掠过你们吗?”大家都据实回答说:“陛下,自李将军来后,契丹人再也不敢来侵扰了。”宋太祖接着说:“以前,契丹人常常南下侵扰,烧杀抢掠,你们深受其害。历任守御的将领都抵敌不住,李将军赴任以后,赶走了契丹人,使你们不再受到契丹的侵扰,从此过上了安宁的生活。李将军只是向你们借钱,这比起契丹人烧杀掳掠而夺走你们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李将军向你们借的钱,我敢担保他是会还给你们的。”宋太祖又问那个被李汉超抢了女儿的人:“你一共有几个女儿?她们都嫁给了什么人?”老汉回答说几个女婿都是本村的庄稼人。宋太祖笑着对他说:“你的几个女儿嫁的都是庄稼人,而李汉超将军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我所信赖看重的大将,他既然看上了你的女儿,把她娶去做夫人,总不会亏待你呀。”大家听宋太祖讲得合情合理,心中的气也就消了,便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告状的人走了以后,宋太祖立即把李汉超叫来,十分严肃地对他说:“关南有不少老百姓上我这里来告你的御状。你如果缺钱使,为什么不对我说?为什么去向老百姓要钱?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兴旺都靠老百姓啊。”李汉超听了太祖的训斥,心中非常恐慌,连连认错。过了一会儿,宋太祖说道:“我这里给你几百两银子,你拿去尽快地还给老百姓。你身为封疆大吏,心中要想着老百姓啊。”李汉超满以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分,没想到皇上对他如此宽宏大量,还亲自拿钱给他,让他取信于民,这使他十分感动,他下决心一定不辜负太祖对自己的信任。他回到齐州以后,把所借之钱一一还清,从此以身作则,严明纪律,使齐州秩序井然,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边防更加巩固,受到边境地区老百姓的拥戴。
  宋太祖对李汉超的处置可谓深得用人之道。一方面,当时急需像李汉超这样的将才;另一方面,李汉超的缺点、错误与他在事业上的成绩相比,毕竟是次要的,只要统驭有方,完全可以促使他改正错误,成为一名优秀的地方大员。宋太祖用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用人看大节,不因瑕而掩瑜。与此相对照的是,后来新科状元陈世美因隐瞒已有妻儿,娶公主成为驸马,被包拯处斩。这件事历来被传为美谈,但从人才学的角度讲,未免因小失大,处置过当,失去了一位人才。
  第二章 人臣事君之术
  在世袭制家天下、君主集权专制的古代社会,君主集一切大权于一身,臣下完全由君主支配,臣下的一切都要受到君主的制约,甚至君要臣死,臣就必须死,不死即为不忠。在古人的观念中,“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国是家的放大,国就是一个大家,君主治理国,就如家长管理家;臣下事君,好比儿子侍奉父亲。这在宗法制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臣下侍奉君主的难度和危险性却远胜于儿子侍奉父亲。父子之间具有血缘亲情关系,所谓虎虽毒而不噬子;而君臣之间却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内在的矛盾冲突,一旦君主感到自己的权力、利益、威望、尊严受到损害和挑战,便会对臣下进行毫不留情的诛责杀戮。历史上有不少正直的臣下就是这样无辜地遭受君主之祸。于是在传统中国就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伴君如伴虎。”虎性食人,虎威猛烈,不可预测。与虎为伴,危险性很大,就是驯虎大师,也难免被虎噬。因此,如何与君主相处,保全自我,就成了古代中国政治权术中的另一重要内容。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不同的人臣是怎样施行他们的事君之术的吧。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年)曾颁布了一道申戒公侯的《铁榜书》《明实录》卷七四《太祖洪武实录》。,在《铁榜书》中,他认为,历代开国君臣的关系中,最好的是君主圣明,待功臣之心皎如明月,奸臣不能离间,故君臣得以优游终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之家享富贵无穷。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多数情况是君主开始有保恤功臣之意,但有始无终,使忠良股肱之臣不免受祸。他对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从君与臣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在君主方面,不明察大臣有忠良之心,怀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即加残害,这是君主昏庸不明所致;在功臣方面,骄横跋扈,屡犯朝廷禁令,虽屡经宽贷而毫不悔改,反而怨恨君主,最后招致刑戮,这是臣下咎由自取。朱元璋在《铁榜书》中的分析确有道理,也如实地反映了古代君臣关系的实际。同时,他也极力表示要保恤功臣,使社稷有磐石之安,使功臣之家享富贵无穷。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在他统治时,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大杀开国功臣。在他所封的6位国公、28位列侯中,仅有汤和等少数几位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其他的人大都被他迫害而死。
  在历史上,一些精明的辅佐大臣在功成名就以后,往往急流勇退,以求避祸保身。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在范蠡和文种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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