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霸主- 第340部分

何海峰摆摆手，让其他人不要插话，他自己沉吟了片刻，点了点头，说道：“小林说得对，要解决东北的问题，的确是需要一些非常的手段。不解决政府官员的观念问题，投资商就不敢来投资，那么光靠我们政府的力量，要改变东北的面貌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吧，我明天就约见一下省里的领导，和他们认真地谈一下这个问题。”

476　病去如抽丝

在熟人面前，林振华说话一向是不留情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像“官官相护”这样的话，无论是俞菊英和吴德铭，或者黄冈，都不敢在何海峰面前直接说出来。不敢说，不代表大家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在这些天的调研中，大家都有和林振华相同的认识，那就是浑北市企业大范围亏损的问题，根源在于当地政府官员的惰性。

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这么多年来，为国家做了许多的贡献，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东北受到国家的眷顾也是非常多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项重点工程，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落户于东北。例如，在全部24个机械项目中，东北就占了13个，包括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哈尔滨炭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

无论在哪个年代，一个地区的话语权都是与其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在计划经济年代里，东北由于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争取政策和资源方面也具有相当强的优势。以职工工资来说，1978年，全国国有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44元，而辽宁省为687元，吉林省为712元，黑龙江省为763元，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谓“共和国长子”的优越感，是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地的官员养成了对国家的严重的依赖感，企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居民生活消费，一切都是由国家包办的，官员们只要照着国家的要求办事即可，不需要多动什么脑子。

与之相反的是，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出于海防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国家布局的重型工业数量很少，属于被计划经济遗忘的角落。也正是因为这种爹不亲、娘不爱的处境，促使这些地方不得不处心积虑地自谋生路，这也就培养出了一种敢闯、敢试的市场经济作风。

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日渐衰微，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珠三角大胆地踏出了吸引港资、侨资的步伐，一跃成为全国经济的排头兵；江浙地区则从乡镇企业起步，靠着走街串巷收鸡毛这样的小生意，创下了一份令世人瞩目的家业。在金融危机年代里组团杀到大洋彼岸去抄底收购房地产的温州老板们，在改革开放之初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果当年国家给了他们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他们还会有下海闯荡的勇气吗？

东北的繁荣，得益于计划体制；东北的衰败，同样源于计划体制。福兮祸兮，谁能预料呢？

何海峰是一个睿智的官员，他有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也有在体改委接触高层的阅历，对于中国改革的问题，他看得非常透彻。在此前，他一直有些犹豫不决，不敢去触动地方上的官僚体系，总是试图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

林振华的激烈言辞，给了何海峰深深的触动。的确，如果不改变地方官员的观念，不打破旧体制的束缚，仅仅依靠国家不断地输血，是不可能改变东北的状况的。正如林振华所说，如果官员没有树立起为企业服务的意识，而是仍然把自己当成企业的婆婆，有谁敢来这里投资？

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何海峰便立即行动起来。他先是与东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们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统一思想，随后便飞回北京，向政治局和国务院做了一个关于东北问题的长篇汇报。中央认可了何海峰的报告，另外派出了一个由国务院副总理牵头，包括中组部、人事部等单位官员在内的体制改革小组，前往东北开展工作。

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家从中央部委和南方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前往东北任职，为东北官场带去新的观念。同时，东三省也积极组织本地官员到东部沿海省区去参观学习，接受市场经济观念的薰陶。上海、广州等地的党校都专门开设了面向东北干部的培训班，专门向来自于东北的地方官员们灌输市场经济意识。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改变东北地方官员脑子里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意识，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东北这些亏损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却无法再拖延下去。所以，在国家对东北官场作风进行整顿的同时，何海峰带领的工作团队，也一刻都没有停止工作。

根据何海峰的安排，林振华留在浑北，专注于研究浑北市的亏损企业。浑北的机械工业底子很好，仅千人以上的国有机械企业就有六七十家。汉华的主业就在机械领域，所以对这些机械企业情有独钟。林振华从公司调来了一批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员，开始逐家筛选这些企业，从中挑出自己有意兼并的对象，浑北锻压机械厂等一批企业被列到了值得优先兼并的名单之中。

浑北锻压机械厂始建于张作霖年代，迄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重要的锻压机械制造企业，技术力量非常雄厚。在60年代我国自行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的时候，浑锻压就曾经派出过技术人员和工人参与攻关。在停产前，浑锻压拥有3500多名职工，年产值1个多亿。而如今，这家厂子已经完全停产，3500多名职工除留下少数人负责维持一些日常事务之外，大多数人都已下岗。下岗职工们有些在浑北市里找一些零工做，有些在街边摆摊，还有一些就干脆窝在家里，成天打牌度日。

浑锻压陷入亏损的原因，主要是产品陈旧，缺乏市场竞争力。凭心而论，浑锻压的产品质量在以往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在功能方面就乏善可陈了。有些企业有独特的功能需要，其实只要在原有产品上做一些不大的改动就可以满足，但浑锻压对于这样的要求一概不予理睬，颇有一些店大欺客的意思。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浑锻压的产品是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分配的，用户没有选择余地，即使有什么意见，也只能闷在自己的肚子里。那些有特殊要求的企业，往往在购买了浑锻压提供的设备之后，还要自己再进行改造，费时费力，而且改造的效果也不够好，早已积累下了不少的怨气。

市场放开之后，国外的同类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一些沿海的乡镇企业也以仿造的方式开始制造锻压机械，投放市场。资金比较充实的用户，开始转而使用进口产品。那些资金不足的企业，则选择了乡镇企业的产品。那些乡镇企业生产的山寨产品虽然质量上有些欠缺，但贵在服务意识良好，不论客户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它们都会予以满足，而且价格上也比浑锻压要优惠得多，一下子就把浑锻压的市场给抢走了。

就这样，从80年代中期开始，浑锻压陷入了亏损的状态。一开始亏损额度不大，国家还有一些所谓政策性亏损补贴，足以把缺口补上，所以浑锻压的日子依然过得比较滋润。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产品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浑锻压的产品就更没有市场了，亏损幅度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停产的境地。

在这个过程中，郭贵宝等企业领导的贪腐和不作为也是浑锻压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着企业亏损的局面，郭贵宝等人没有扎扎实实地去进行市场调研、寻找企业亏损的原因，而是把精力主要用于搞好政府关系，希望能够从国家获得资金以及政策保护，挽回亏损的命运。此外，由于预见到企业最终可能会破产，上上下下的许多干部都带着“此时不捞、过期作废”的心理，利用各种机会为私人谋取利益，这就使得浑锻压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困境，国家曾经几次下拨资金，用于企业的更新改造，浑锻压也从浑北市计委获得过几百万的更新改造资金。然而，郭贵宝早已对浑锻压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拿到资金之后，只是象征性地投入了一小部分，更新了几台设备，余下的都以各种形式转入了小金库，用于厂领导的消费。

上行下效，厂长开了这样的头，下面的处长、主任之类的，自然也好不到哪去。锅炉工陈庆揭露的取暖煤掺杂石头的现象，不过是冰山一角。事实上，这几年来，浑锻压无论是原材料采购还是产品销售，无不受到经手人个人私利的影响，采购的产品质次价高，销售却是亏本甩卖，这其中的差价自然都落入了一干蛀虫们的腰包。

要解决浑锻压的问题，的确是任重道远。

477　并购方案

“根据浑北市经委提供给我们的数据，截止到1994年3月底，浑锻压资产总计23012万元，负债总计10252万元，净资产12760万元。但是，浑锻压的固定资产中，有一半左右属于老旧设备和老建筑物，如果我们要进行并购，这些老旧设备和老建筑物都是需要进行更新改造的，设备的残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扣除这部分老旧设备的技术折旧，浑锻压的净值大约在5000万左右。”

这是在浑河宾馆的小会议室里，汉华重工战略投资部部长何飞向林振华等人介绍着浑锻压的基本情况，他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对浑锻压的并购方案。战略投资部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何飞有收购尼宏重工的经历，便被委任成为这个部门的第一任部长。

“在负债里，是否包括了对企业职工的负债？”林振华问道。

何飞道：“包括了，光是拖欠的工资、福利和需要报销的医药费，就有1000多万元，这些都是浑北市经委希望我们承担下来的。”

公司财务部助理葛影说道：“其实，有些拖欠的费用是完全可以取消的，像取暖费、防暑降温费等等，并不是企业必须要支付的费用。这些钱都拖欠了七八年时间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承担，工人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何飞道：“关于这个问题，的确有两派意见。一派像小葛考虑的这样，建议直接取消掉。另一派则认为还是承诺补发为好，这些钱的总额并不高，如果我们给补上，有助于提高工人对我们的认同感。”

“我倒是赞成葛助理的意见，有些可补可不补的钱，先不要补。”黄冈在一旁插话道，他是受何海峰的指派留下来与林振华共同工作的，目的在于学习并购过程中的经验，未来向其他投资者推广。林振华看中了黄冈缜密的思维，所以也乐意带着他一起讨论问题。

“说说你的理由吧，黄冈。”林振华道。

黄冈道：“我的看法是，浑锻压的工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习惯于大锅饭。我们要并购浑锻压，主要是要引入竞争机制，要建立起新的薪金和福利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过多地承认以往的制度，恐怕会给工人们带来一种心理暗示，让他们觉得我们要沿习旧有的分配制度。这样一来，我们要在厂里推行新的制度，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

“可是，你如果不补发这些钱，障碍就更大了。”何飞反驳道。

黄冈道：“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欠款都不补发。像拖欠的工资、医药费之类，这是国家法定属于工人的钱，我们当然要发。但像取暖费、防暑费之类，属于企业自己规定的福利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补发了。事实上，浑锻压亏损了这么多年，法定之外的福利早就该取消了，这才符合待遇与效益挂钩的原则。”

“小黄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个问题，还是请林总决策吧。”何飞对林振华说道。

林振华想了想，说道：“这样吧，这个问题先放下，我们先不承诺补发那些额外的福利，只承诺补齐工资和医药费。即使是这些钱，也不要一次性地补足，而是先补一部分，告诉工人们，余下的要等企业经营状况改善之后再陆续补上，总之，我们不能给大家留下一种不在乎钱的印象。”

“我明白了。”何飞点点头，把林振华的意见记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继续说道：“根据与浑北市经委方面讨论的意见，浑北市同意我们出资3000万获得浑锻压51％的股权，余下49％的股权分配给浑锻压所有在职的职工，作为补偿职工工龄的费用。并购完成后，浑锻压所有退休工人的工资由浑北市社会保障局承担，我们支付的3000万元也同时转给社保局，作为养老基金。”

“哦，最终谈下来是3000万。”林振华下意识地应了一句，不过并没有期望何飞回答。关于并购的方式，他是早就和浑北市谈妥了的，只是具体金额还没有敲定而已。何飞带着他的工作团队与浑北市经委又是算账、又是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了这样的一个额度。

这个并购方案的一个亮点，就是把国家拥有的股权分配给工人，作为补偿工龄的费用。这是黄冈提出来的设想，一经提出，即得到了何海峰、林振华以及浑北市有关官员们的充分认同。

浑锻压改制，意味着原来的3500名国企职工集体转变了身份，成为股份制公司的职工。在国企的时候，大家捧的都是铁饭碗，即使是企业亏损严重，发不出工资，大家也并不担心，因为企业是国家的，企业欠了大家的钱，就是国家欠了钱，这是无法赖账的。股份制公司就不然了，如果亏损严重，公司破产，那么职工的饭碗就被砸了，这可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所以许多国企在破产或者改制的时候，都要给职工发放一笔补偿金，美其名曰“买断工龄”，其实就是花钱赎回最初对职工的终身承诺，把职工推向社会。根据法律专家的解释，买断工龄相当于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是一种违反劳动法的作法。不过，在那个年代，劳动法本身还没有出台，更谈不上什么严格执行，所以买断工龄这种作法，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