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指出热是一种运动形式── 一个重要的科学学说，但是在天文学上他却拒绝接受哥白尼的学说。不过人们应该记住培根不是要提出一套完整、正确的科学定律，而是要提出一个应该学什么的概说。他的科学猜想意在作为进一步探讨的起点而不是作为终极的结论。
弗朗西斯·培根并不是最先认识到归纳推理用途的人，也不是最先理解科学会给社会带来各种可能利益的人。但是在他以前没有人如此热情而广泛地发表这些思想。而且部分由于培根是一位好作家，部分由于他作为一位主要政治家的名气，他对待科学的观点在实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662年当为了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而创建伦敦皇家学会时，创建者们称培根为他们的启灵人。而且当在法国启蒙运动期间编纂大部头的《百科全书》时，主要的编纂者们如狄德罗和阿朗贝尔赞誉培根是他们的作品的启灵人。如果说《新工具》和《新亚特兰提斯岛》今天比过去一度曾有的读者少了，这是因为它们的寓意已被广泛地接受。
人们有理由把培根与另一位即将来临的科学时代的先驱勒内·笛卡尔相提并论。培根比笛卡尔早一代人（三十年）。他比笛卡尔更多地强调观察和实验的重要性，但是这位法国人重大的数学发明使这种对比的天平稍微向有利于他的一边倾斜。
79。伏尔泰
公元1694～公元1778
费朗索瓦兹·玛丽·阿鲁埃──以其笔名伏尔泰更为世人所熟知──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他学识渊博，身兼百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是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倡导者。
伏尔泰于1694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伏尔泰少年时期就读于耶稣会创办的大路易学院，以后一段时期攻读法律，但不久就放弃了。作为一个巴黎年轻人，他很快便闻名遐迩：他才思敏捷、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皆成诗文。但是在法国旧制度下，有这样的才华会遭灾致险。伏尔泰由于写了一些政治诗文，被投入巴士底监狱。他度过了将近一年的铁窗生活。在此期间，他挥笔疾书，写成一首史诗《昂里埃特》，该诗后来得到了普遍的称赞。1718年伏尔泰被释放不久，他的戏剧《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伏尔泰二十四岁就已闻名于世，在余生的六十年间，他是法国文学的主要人物。
伏尔泰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深懂生财之道，他逐渐独自成为一个富翁。但是在1762年，他遇到一些麻烦。伏尔泰已成为自己所在时代的最机敏、最著名的演说家（也许是超乎时空的），但是一些法国贵族人士认为他缺少一个平民所应具有的谦逊。这导致了伏尔泰和这样的一个贵族罗昂骑士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的论战，伏尔泰在舌辩中以智取胜，使对方瞠目结舌，无地自容。可是不久以后，这个骑士就唆使一帮恶棍突然殴打了伏尔泰，后来又把他投入巴士底监狱。伏尔泰答应了离开法国的条件，不久被释放出狱。因此他前往英国，大约住了两年半。
伏尔泰在英国的生活是他一生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他学会了英文，通读了约翰·洛克、弗朗西斯·培根、艾萨克·牛顿和威廉·莎士比亚这样一些著名英国人的著作。他还结识了当时大多数主要英国思想家。莎士比亚以及英国科学和经验论都给伏尔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政治制度。英国的民主和个人的自由与伏尔泰在法国所知的政治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有哪一个英国贵族能发布一项密令来匆匆把伏尔泰投入狱中。如果以某种非正当理由而把伏尔泰拘留，那么一份人身保护令就可以使他立即获释。
伏尔泰回到法国，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主要哲学著作《哲学通信》，通常称为《论英人书简》。该书发表于1734年，它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的真正开始。在《论英人书简》一书中，伏尔泰对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约翰·洛克和其他英国思想家做了一番大体上赞许的描述。该书的问世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愤怒，伏尔泰又被迫离开了巴黎。
在随后十五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伏尔泰是在法国东部的西雷度过的。在那里他成了一个侯爵聪慧文雅的妻子夏特莉女士的情夫。在她去世后的1750年，伏尔泰应普鲁士大王腓特烈私下邀请前往德国。伏尔泰在波茨坦腓特烈的王官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起初他与才华卓越、智慧超群的腓特烈交往甚密，但是两人最终发生了口角。1753年伏尔泰离开了德国。
离开德国以后，伏尔泰来到日内瓦附近的一家庄园定居，在那里他可以免遭法国国王和普鲁士国王的迫害。但是他的自由见解甚至使他在瑞士的处境都有点危险。因此1758年他移居到法瑞边境附近的弗尔尼一家新庄园上。在那里，如果当局找他的麻烦，他就可以有两个逃跑的去向。他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写出大量的文学和哲学著作，与整个欧洲文化领袖通信，接待来访。
在所有的这些年间，伏尔泰文学作品的数量一直未减。他是一位难以令人置信的多产作家，也许是本册人物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总计起来他被收集的作品共有三万多页。其中包括史诗、抒情诗、信件、随笔、长篇小说、短篇故事、戏剧、以及重要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伏尔泰一向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坚信者，但是当他接近古稀之年时，法国发生几起惊人听闻的迫害新教徒事件。在激怒之下，他致力于对宗教狂热主义进行的一场智识讨伐。他写了许多本政治小册子，抨击宗教上不容异说的言行。他还喜欢在他的每封亲笔信上用“Erasez I'infame”作为结束语，意思是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对伏尔泰来说，这个臭名昭著的东西就是宗教的偏执和狂热。
1778年，八十三岁高龄的伏尔泰返回巴黎，在那里参加了他的新剧《和平女神》的首次公演。许多观众为他喝彩，呼之为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老人”。数以百计的敬慕者其中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曾登门拜访。但是伏尔泰的生命不久就完结了，他于1778年5月30日在巴黎逝世。由于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教权主义，因而不能在巴黎举行基督教葬礼。但是十三年后，胜利的法国革命者挖掘出他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巴黎伟人祠。
伏尔泰的作品如此之多，以致用一篇短文都很难列出他的主要著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一生中所提出的基本思想。他的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就是必须得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有一句话常被人们认为是他说的：“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它的权力”。虽然伏尔泰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明确声言，但是这肯定反映了他的态度。
伏尔泰的另一个原则是他对宗教自由的信念。他一生始终不渝地反对宗教不自由和宗教迫害。虽然伏尔泰相信上帝，但是却坚决反对大多数宗教教条，不断地指出有组织的宗教是根本虚伪的。
十分自然，伏尔泰决不相信法国有头衔的贵族要比他更英明或更善良，他的听众也完全明白所谓的“王权神授说”是一派胡言乱语。虽然伏尔泰自己远不是一位现代式的民主主义者（他有赞成一个强大而又开明的君主的倾向〕，但是他的主要思想鲜明突出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世袭制度。因此，他的追随者大都恰好赞同民主政体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处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流，对1789年的法国革命具有实质性的贡献。
伏尔泰自己不是科学家，但却对科学有一定的兴趣，是弗朗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实验观的坚定支持者。他是一位重要的、有才干的历史学家，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他的世界通史《论民族风俗与民族精神》。该书有两个主要方面与从前大多数历史书不同：第一，伏尔泰承认欧洲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这部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写亚洲的历史；第二，伏尔泰认为文化史一般说来远比政治史重要。因此他在书中主要是写关于社会和经济状况以及艺术的发展，而不是关于国王及其之间的战争。
作为哲学家，伏尔泰远不如本册中的其他几位具有创新精神。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如约翰·洛克和弗朗西斯·培根等其他人的思想，加以重新叙述，使其大众化。就是通过伏尔泰的作品（比通过任何其他人的都多），民主政治、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等观念才传遍了整个法国，以及欧洲许多其他地区。虽然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作家（狄德罗、阿朗贝尔、卢梭、孟德斯鸠等等），但是应该说伏尔泰是这场运动的卓越领袖。第一，他那辛辣的文学风格、长期的生涯和巨多的作品，使他远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拥有更多的听众。第二，他的思想代表了整个启蒙运动的思想。第三，从时间上来看，他出现在所有其他重要人物之前。孟德斯鸠的伟大著作《法意》直到1748年才问世；著名的《百科全书》第一卷于1751年问世；卢梭的第一篇论文写于1751年。但是伏尔泰的《论英人书简》发表于1734年，而且该书发表时他已闻名有十六年之久了。
伏尔泰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老实人》外今天已没有什么读者，但是在十八世纪却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因此伏尔泰在最终导致法国革命的舆论变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影响也不只限于法国：象托马斯·杰弗逊、詹姆斯·墨迪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美国人也熟知他的著作。
把伏尔泰和他的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让·雅克·卢梭相比较是令人感兴趣的。伏尔泰的整个世界观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他比多愁善感的卢梭更多地站在启蒙运动的主流之中。在十八世纪中，伏尔泰是两者中较有影响的一位；但是卢梭是更富有创造性的一位，今天他的作品影响较大。
80。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公元1917～公元1963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于1917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城。他从1961年1月20日到1963年11月22日担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被暗杀。我不打算对肯尼迪生平的大多其它方面的情况加以叙述，部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广为人们所熟知，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肯尼迪大部分的个人和政治活动与他列入本册没有多大关系。
从现在起到未来的一千年内，和平工作团、美洲进步同盟或猪海湾事件①都不可能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肯尼迪的税务政策和人权立法看来也不会很重要。把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列入本册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制订阿波罗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今后人类不会被彻底毁灭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我们的月球之行从现在起甚至到今后的5000年中仍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重大事件，人类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之一。
我将对登月计划的重要性稍加进一步讨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主要功绩归于尼尔·阿姆斯特朗或埃德温·奥尔德林这样在月球上第一次留下足迹的人吗？假如我们以留名千古为基础给人排名次的话，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确实认为从现在起到今后的5000年中，更可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尼尔·阿姆斯特朗而不是肯尼迪。但是从影响的角度来看，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是完全不重要的。假如这两个人在阿波罗2号发射二个月之前不幸死去，当时还有很多名训练有素、才能非凡的宇航员来取代他们。
那么我们应该把功绩归于沃纳·V·布朗或对航天科学有过重大贡献的某个其他科学家或工程师吗？当然沃纳·冯·布朗象康斯坦丁·茨欧尔考维斯基、罗伯特·H·戈达德和赫尔曼·欧伯斯这样重要的先辈一样，为探索空间做出的贡献超出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但是执行阿波罗计划的政治决定一旦做出，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或任何一个由十个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其成功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登月旅行的决定性突破不是一个独特的科学进展，而是事先做出的给该项计划拨款240亿美元的政治决定。
那么这项政治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呢？即使没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是迟早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但是我坚信当然无法做出绝对的肯定──最终会有某个政府为载人到月球旅行而拨款。当然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并不是不顾公众的反对来强行实施阿波罗计划的。
但是也没有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来支持这样的一项宏大计划。假设在1959年或196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制定阿波罗计划并为其拨款的议案，而随后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肯尼迪只是顺应了公众舆论的潮流。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希望有某种空间计划，但是公众当中支持一个真正庞大空间计划的呼声并不是很高。事实上甚至阿波罗2号成功之后，公众当中对该计划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当然自从1966年以来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预算有了猛烈的下降。
因此不难看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领导才是使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的真正原因，是他在1961年5月使美国做出在“本年代结束以前”发射一架载人飞船登月的保证；是他从国会得到资金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制订出了计划。人们可能会相信登月计划迟早总会制订出来（这是不能完全肯定的），但是肯尼迪是实际上制订出了这一计划的人。
当然有些人仍会感到阿波罗计划只不过是一项耗资巨大、收效甚微的工程，实为无足轻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会把1969年7月20日（实际在月球着陆的日子）的周年纪念日作为全国的节日。但是我们也许记得虽然在十六世纪并没有庆祝哥伦布的节日，但是在一个新时代开始的今天它却成了人们庆祝的节日。
即使阿波罗计划后继无人，它也将永远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我认为阿波罗事业终究会继往开来，遨游太空在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