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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5年到1911年，同盟会试图在中国内地建立基地，有时在港口城市，有时在开放的农村，但都没能成功。该组织的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来源都很匮乏。其计划一般说来也是粗劣的，它总是寄希望于同盟者的合作，如秘密会社的支持，而这些会社更注重自我保护，不会大胆地采取行动。但是，同盟会从未放弃过它的理想。1911年秋，同盟会制定了计划，策动长江中游武昌的驻军起来暴动。
如果这些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革命了。在计划实施时，突然发生的偶然事件，使它受到干扰。一群革命党人很令人意外地在位于长江北岸的（武汉的另一部分）汉口的俄租界内引瀑了一颗巨大的自制炸弹。这次爆炸使得中国城市警察迅速进入这个爆炸区。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进入租界的。在那里，警察逮捕并处决了三个革命党人，还发现了混在本地军队中的同盟会成员名单。在这危急关头，一群革命党军官加紧煽动武昌驻军的暴动，让他们同保皇党军队进行战斗。结果保皇党军队失败，被迫撤回。当政府还在考虑下一步的对策时，中国其他几个地区驻军的暴动又突然爆发了。
第一次暴动发生时，正在美国的孙逸仙返回了祖国。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被来自十六个省的议会代表推选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当年仅六岁的皇帝的母亲宣布他的儿子五个星期之后退位的时候，本应由孙中山任总统，然而他缺乏军队的支持。皇后在最后的诏书中邀请袁世凯，一个为王朝训练现代化军队并因此连结了大多数省份的指挥官的职业军人，组建了共和政府，于是僵局便产生了。孙性格软弱，所以他很容易妥协。或许他真的对袁充满希望，以为袁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方式，因此决定支持袁并催促国务院选举袁当总统。孙没有在袁随后组建的政府中任职，只是被保留了党的领导人职务。1912年8月，同盟会与四个较小的组织共同组建了国民党，孙当选为主要领导人。
以后八年，全国的政治与管理混乱不堪。人们很快便看清楚了，袁世凯不是民主主义者。当国民党在新的国民议会两院选举中取得胜利时，袁拒绝对政府进行改组，然后谋杀了国民党内最有名望的年轻领导人宋教仁。他继续破坏共和制，煽动复辟帝制，要人们拥立他当皇帝。但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因为多数残存的君主主义者把他看作非皇帝的嫡系，而是因为复辟的行为引起了许多省的战乱，由此导致了中国20世纪最为有害的格局出现：地方势力或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要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家乡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厂，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一百三十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④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一干六百名学生，其中约三十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祥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不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比较贫穷的地主、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⑤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优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⑥。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六十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⑦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就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作者本人。
③《邓小平传略》第3页。
④贝利《中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第449页。
⑤同七书，第452页。
⑥同上书，第453页。
⑦弗朗兹：《邓小平》第28页。
第二章 油印博士
1920－1926年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邓绍圣以及其他近二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其中约有半数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鸯特莱蓬”号邮船驶赴法国。他们都是四等舱旅客，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去用餐。他们不得不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只能自己找地方准备三餐和用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次航行令大家吃尽了苦头，有许多人晕船，有少数人则非常想家，以致于在远未到达马赛以前，便开始询问返家的可能性。
邓和他的伙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预备学校的学生，每二十个人左右划分为一个小组，并把各个组分送到许多省的中学就读。邓和他的叔叔所在的组被送到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的一个特殊的班里，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又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必须继续学习法语，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语知识，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中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另外一些人则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获得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为了挣到足够的钱，以充作日后进一步接受教育的费用。这后一种学生都是比较贫穷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可以把钱存在华法教育会，而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但这还算不了什么事。1921年1月，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费用已经用完了，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主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会管理不善。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众多，而它却未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这个危机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李石曾（这时候他已回到中国）和这个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事情就不至于弄得很狼狈，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在整个1920年里，他们对这项活动逐渐失去了兴趣。这或许部分是因为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了，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加强中法文化联系，给中国带来有用的知识的更好的办法是按法国模式在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特殊的吸引力在于有个新的前景，这是勤工俭学活动所不能提供的，就是从法国政府得到资金，这笔资金是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调拨的。
这些远离家乡的勤工俭学学生尚不了解这场风波是怎样刮起来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的学生感到了极大的震动。
对邓小平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所在的那个巴耶班被撤销了。此时他还能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因此按理说，他可以请求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但他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被劝说，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意到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作。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工厂，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工作了。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所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整整五年里唯一的一段比较舒适、安宁的时期。在其余的时间里，他都是住在工厂宿舍或者收费低廉的旅馆里，做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而且都是没有技术的。他第一次干的活是最差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①。而这个公司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劳作。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这种状况下，再加上他当时只有十六岁，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便使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他决定宁可在巴黎冒失业的危险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橡胶雨鞋的工厂工作。他做的活计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从事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馈和孤儿所作”的标签。他到法国后在学习工业技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小（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工厂是个钳工。而这家公司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仅仅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1923年冬季，他在塞纳——夏蒂戎中学呆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记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广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己无力寄钱给池，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②。
这个传记写得非常笼统。尤其是，他没有说明邓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唯口的证折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在施奈德工厂做工时赵也在那儿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