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延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奥委会委员，因为他一是政界名流，二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头面人物，三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四是体育界的一个风云人物，担任过第二、五、八届远东运动会的会长。既有身份，又拿得出钱来赞助支持远东运动会。谁知这个人自从戴了顶奥委会委员的帽子之后，从不去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会议。由此来看，王氏参与体育，不过是把它作为一项“业余”活动，一笔取得社会地位和国际声望的资本。至于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那是无关紧要的。这样又怎能推进中国与奥委会的关系呢？当时中国政府官方对奥运会态度之怠慢，认识之肤浅可见一斑。试想，如果中国政府与奥委会采取积极合作与参与的态度，又何至于拖到1931年，国际奥委会才正式承认中国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呢？
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奥运会的大门再一次向中国敞开。这时，把人类拖入罪恶渊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十年，随着战争创伤的愈合，各国人民和运动员在五环旗下重新取得了谅解，有46个代表队汇集荷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届。连德国也有人挤进了国际奥委会。阿姆斯特丹美观实用的奥林匹克运动场，又一次变成了人类寻找友谊和进步的世界。无疑，世界奥运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国际社会更理解它，也更喜欢它了。然而当荷兰女王的代表宣布奥运会开幕时，人场的国家中却没有中国，而只有一个中国人前来观礼。这个人姓宋，名如海。宋孤身一人，无声无息地站在看台上，看着一面面外国的国旗引导着各种不同肤色的运动员人场，不知心里是何等滋味。
堂堂中国，难道就派不出几个运动员来吗？宋先生回国后写过一个小册子，叫作《我能比呀》，是从奥林匹亚（OlymPia）的读音套出来的。作者在书的扉页上解释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宋先生只说对了一半。试想，运动员连国门都迈不出，纵有决心与毅勇，又当何用？
1924年，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就要举行了。有三个喜欢打网球的中国留美学生吴仕光、韦荣洛、徐恒，相聚在一起，议论中心为中国又不派运动员参赛而愤愤不平。此时，美国人已组成291人的庞大奥运代表队，即将远征了。那是何等气派！相比之下，四万万人的中国，仍然在奥运会的大门外踯蹰观望。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怎能无动于衷！
这几个可爱的小伙子，明知自己网球水平难与世界好手匹敌，也没有人会为他们慷慨解囊，毅然自掏路费出征了。他们首先绕道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作为热身。赛毕即马不停蹄赶赴巴黎，雄赳赳地打上奥运会的网球赛场。他们初赛时就被淘汰出局。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取得参赛资格，又是打着什么旗号报名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意义不在比赛的胜负，而在于参加；在于他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出赛，并非为他们的祖国的派遣，他们的技术水平又无惊人之处，所以，体育史家并没有视之为第一批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今天回头看看，他们的行动是多么勇敢，多么自信，多么雄壮，多么闪光。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的萎靡相吗？没有。何谓中华无人！
1932年7月8日上午。上海黄浦江畔。
连阴多日的天好象突然放晴了，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几堆棉絮状的白云。外滩的一幢幢洋楼在喧闹声中兀然屹立。南京路、陇海路，……行人如潮水般，向黄浦江畔流涌。
黄浦江，混浊的江水，插着星条旗、米字旗的巨轮，沉闷的汽笛声，还有从浦东一座座大工厂里飘过来的股股浓烟……
码头上挤满了各色人等。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有政府要员，有也普通市民，学生，商贾，黄包车夫。一条十几米长的横幅上写着：“今日送君出征，来日恭候佳音。”还有些人手里举着三角形的小旗，红的、蓝的、绿的、黄的。人们议论着，期待着，脸上凝聚已久的“九·一八”的阴霾似乎变得明亮了些，欢快了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日子。
九时许，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在人们的瞩望中开进码头。车上走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年轻人穿着法兰绒上衣，白色哗叽裤子。
“他就是刘长春！”人们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正要踏上奥运会征程的中国唯一的选手。此时刘长春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前几天上海各报都登出了刘长春的大幅照片和他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消息。他将作为中国唯一的选手横渡太平洋到美国洛杉矶去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走在刘长春身边的，一个是体育界知名人士赫更生，一个是教练宋君复。少顷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王正廷，带着他一身珠光宝气的妇人也抵达码头送行。
王正廷对激动万分的刘长春训话说：“我国此次派君赴奥运会，为中国之第一次，实含无穷之意义，予以至诚之心，兹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乃无尚光荣也。”
刘长春立即立正行礼，遂作答词曰：“我此次出席奥运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之重大，当尽我所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汇集成一股热浪，引得行人驻足，江上船只减速行驶，观看这壮观的欢送场面。几艘货轮和客轮的司机拉响了汽笛，向即将远行的健儿致敬。
灰色的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早已停靠于码头边，船上挂满了彩色纸条，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在轻风中飘动，和那蓝色的无空，混黄的江水，交相辉映，场面壮观。
“呜——”威尔逊总统号一声长鸣，好似呼唤着健儿启程。
刘长春看了看送行的人群，看了看通向大海的宽阔的黄浦江，与身边的朋友们，同事们一一拥抱、握别。本已想好的告别语，挤在喉头难以吐出。他太激动了，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顺着两颊如泉水般涌出。
当他踏上登船的渡桥时，他突然感到，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
多难的中国，多难的民族，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多么曲折坎坷的奥运之路。
“该登船了，刘、宋二位先生。”送行的工作人员提醒道。
刘长春、宋君复踏着微微颤动的登轮渡桥，向威尔逊总统号走去。
经过风雨侵蚀的威尔逊号，显得陈旧了。混浊的黄浦江水打着旋涡，从其两侧匆匆流过。
刘长春在船边站住了脚，回眸岸上，送行的人们频频向他招手。此刻，他的心情是激动的，亢奋的，又是沉重的，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味道。是的，偌大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第一次出征世界奥运会，仅仅派出他一个选手，自己的两肩，能撑得起这重过千钧的国人期待吗？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期待啊！
他回忆起，7月初在北平的时光，且不说亲朋好友，连北大、清华的学生，都纷纷找到他，激励他“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一名画家特意画了一幅“大鹏展翅”的国画，为他壮行。“争口气”呀，中国人近百年来受了多少欺凌和屈辱，哪里有为他们出气的地方？北平市有的要员特意把他请到自己家里设盛宴招待，觥筹交错间慰勉有加。
他更不会忘记抵达上海的这些天。4日下午，当他到达中华体育场练习时，那里已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场地人员几次推挤涌到跑道上的观众，告诉他们不要影响刘长春的训练。记者们紧随不舍，提出种种大大小小、好回答的或难以回答的问题。来访的其他客人也是络绎不绝。这里还不妨记录一个刘长春在沪的其他日程：
5日，招待各报记者，由赫更生报告中国这次派员出席奥运会的经过。
6日下午，上海新闻界为刘长春洗尘。
7日晚，上海24个团体近两千人于东亚饭店举行招待会，为刘宋二位饯行。
6、7日上午，上海狐狸电影公司为其拍有声电影，以便随轮寄往美国上映，广为宣传。
成衣店连日为其赶制服装，除了西装还有燕尾服、漆皮鞋，专为跳舞用。大概是为了在洋人那里，也不能显得太土气的缘故吧。
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原来预订乘坐的是麦斯开轮船，宋教练怕刘长春晕船，遂改为设施较好的威尔逊号，自贴美金也在所不惜了。
这些场面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夹杂着多少辛酸，多少愤怒，多少民族的忧患。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密令其守备队岛本营川岛连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附近的铁轨，反诬是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所为，遂命令关东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张学良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组织抵抗。蒋介石一再复电：“绝对不抵抗”，“力避冲突”。日军一夜之间攻占了沈阳，辽宁。吉林、黑龙江大片国土仅4个月零18天即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下。日军有恃无恐，气焰嚣张，侵略矛头直逼关内。
“9·18”事变后的第三天，正在东北大学上学的刘长春一个人回到大连家中，准备赴北平复课。次日，受到日本警察派出所的传唤：
“刘君有何打算？”
“只有在家安静心气，且有同班同学寄住我家，想待些日子看看时局再议。”刘长春回答。
敌人已开始跟踪监视刘长春了。刘长春不敢在家久留，连夜让爱人赶回娘家凑了70无路费，第二天，悄悄地乘上去天津的客轮，跑到北平去了。
日本人哪能善罢甘休！
其后，日本人又两次上门纠缠。
“只要让你儿子回大连，满洲国会给他教育部、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不然的话……”日本人对刘长春的父亲万般威逼利诱，让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
刘父被逼无奈，只得去北平寻找儿子，同时，又仓惶地将家搬到乡下，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不久，伪满各报就迫不及待地刊登了一条消息：田径名将刘长春和于希渭将作为“满洲国”运动员赴洛杉矶参赛。日本操纵的满洲国傀儡提前下手了。他们致电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得到了认可。美方复电承认“满洲国”提议，并要迅速交上所谓“满洲国”的“国旗”、“国歌”，以供需要。
消息传开，全国哗然，民众无不义愤填膺，抗议的浪潮席卷全国，而国民党政府却无动于衷。尤其天津一带的青年学生们，他们之中很多人是从东北流亡进关的，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便游行示威，他们愤怒地质问国民党政府，为何既不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又不抵制满洲参加奥运会的阴谋活动。国民党大员们躲的躲、藏的藏，不敢与学生们对话。
刘长春拍案而起：“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伯国作马牛。”
山河破碎，千百万人沦于帝国主义蹂躏的铁蹄之下，人民大众怎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又怎能容忍政府放弃显示中国独立与民族威望的奥运会参赛资格！奥运会问题再次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离奥运会只有两个多月了，国人心急如焚。刘长春毅然于1932年5月初在《大公报》发表声明：
“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头一棒。
而此时，于希渭却还在东北，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的监视与控制之下，不得脱身。当刘长春南下上海之时，曾暗中相约于希渭也从大连乘船南下。由于日本人的阻挠，加上交通不便，于希渭终未能成行。于希渭不得已称病在家，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另一个可资利用的选手。
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政府如何动作。
全国体协是很想派员参赛的，曾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请。等啊，等啊，眼看到了5月初，教育部终于开了金口：鉴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决定不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体协自己无钱可筹，看来又只能象上届奥运会一样派个代表去观礼了。
国民党政府对世界奥运会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给了伪满洲国以可乘之机。这再次显示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民的政府，奥林匹克运动是绝对不会兴旺发达起来的。
“为何不派刘、于二位选手作为中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呢？”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多方面的赞同。可是钱又怎么办？
就在这时，一个留着背头、身着西装，有几分儒雅文风的中年男子走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此人便是赫更生，当时他身为东北大学的体育系主任，与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自然有很多来往。
寒暄过后，赫更生提出了那个“钱”的问题。
张将军慨然应允，出口给了1000美元，可是，于希渭不能入关组队，刘长春又不懂英文，一人赴美行动不便，只好再增派东北大学体育系的宋君复以教练身份结伴而行，这样钱不够了。张学良得知，又加了600美元，一共1600美元。
张将军何以如此慷慨？答案写在东北血淋淋的历史之中。
1928年6月4日清晨，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吐着黑烟开进了沈阳西北的皇姑屯站。一声巨响，日本人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的巨量炸药爆炸，炸毁了火车。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奄奄一息，等送回沈阳帅府，已命赴黄泉。正在北平的张学良获悉，大惊失色，立即化妆成士兵，坐着问罐车赶回沈阳奔丧。
张将军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为了振兴东北，除整编军队，发展经济以外，还鼎力支持教育和体育事业。他视察了东北大学之后，决定从张作霖的部分遗产中拨出150万专款，添建文法两院大楼及体育场、图书馆、教授住宅等，还掏出500万建立汉卿教育基金会，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