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理想，最终是要为他人造福，为人类造福。
其实，所谓为人类造福，其实也就是为自己造福，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造福。
而这，也正是我追求理想最根本的一个自发动因，它的起源，并非我天生就多么的“天下为公”，而恰恰是因了我天生的自私。
我此生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播理想，让更多的青少年找到理想，活出生命的意义，懂得怎样去创造幸福。
我将为此穷尽一生。
“不管世道如何艰难，总有人不屈不挠地做光明行。”值得欣慰的是，在我的身边，有不少坚定的身影，执著地奔走在理想的路上。
龚思玲，我家乡建阳一中的老师，一位以顽强的意志击败鼻咽癌的无畏战士，在因化疗导致发声困难无法继续正常教学后，为了爱也为了回报爱，创办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学生社团……爱书者同盟，引导盟员“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传播爱与智慧”。 2002年7月，龚思玲带领32名盟员进行了跨省徒步修学旅游：从建阳考亭书院徒步跋涉到江西鹅湖书院与上饶集中营，盟员们追随先贤的足迹，感受先烈的悲壮，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心灵历练； 2003年7月上旬，自行车闽赣革命老区行，行程将近1000公里；2003年秋至2004年春，“爱盟”发起全国范围内的“福建·宁夏爱心之旅”活动，为宁夏隆德县沙塘中学捐赠图书1100余册、捐款8000余元；2005年暑假，龚思玲带队进行“闽北历史文化探采”，编辑了一本厚厚的《闽北牛皮书》……“爱盟”创办5年来，先后有数百名学生在这座熔炉里或锤炼了意志或增长了智慧或找到人生的方向……
刘宗超， 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球生态文明观创始人，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国家农业部顾问。作为杰出的科学家，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为了造福武夷山世代种茶的农民，不辞辛劳地奔走在北京和武夷山两地，他顶烈日，冒大雨，深入田间地头进行生态肥料的增产试验，成功后，又为武夷山引进上千万元的生态有机肥，无偿提供给当地茶农，使无数茶农受益。
练志煜，一位对人生大彻大悟的政府干部，他看到报道我的电视专题片，千方百计找到我，共同的人生理想使我们很快成为无所不谈的好兄弟。农校毕业的他，一直有为父老乡亲做一件大事的想法。在北京遇到刘宗超教授后，“三顾茅庐”，用他的真诚与执著感动了刘教授，把这位“科学大菩萨”从京城请到了闽北，造福了一方。他还为以身试毒研究成功中草药戒毒茶的老农黄美钦奔走呼吁，带着黄老爷子进北京，上新疆，为开发生产戒毒茶，早日应用于解救吸毒者，不计代价地付出精力和物力……
后记 举起理想的明灯（5）
李家钦，我家乡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孤军奋战”，“花费十多年心血，以他惊人的执着精神、丰厚的文学、史学底蕴和对闽北文化之满腔热忱，编写了１５０万字的《建阳大典》，全面详实地介绍与展示了建阳从东汉建安元年建县至公元２０００年一千八百年的历史”。为这部地方史巨著，他不知牺牲了多少个节假日，在办公室熬过了多少漫漫长夜……
吴松良，我家乡一个民间老中医，只读过三年私塾，却在中草药治疗乳腺癌、肝炎和前列腺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并创造了用中草药愈合骨折不用开刀的奇迹。他在与有关厂家谈判转让他的中草药专利时，因为坚持要在合作时留出一定股份作为慈善基金，吓跑了一个又一个重利轻义的商人……
占喜乐，一个虔诚的女基督徒，从18岁开始就顶着世俗的压力收养孤儿。现在，人到中年的她在武夷山买了30亩地盖了四座大楼，除了一座用于服装生产（收入用于孤儿的抚养及教育），其他3座皆用于收养孤儿……
陆易、王武东，我在北京香山结识的朋友，2004年这对虔信佛教的夫妻回到家乡合肥后，创办了推广经典诵读的“小筛子学堂”，坚持“三年教学全部免费，不向家长收取一分钱”，“初衷是为了推广经典诵读，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挽救孩子，为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做点事情”。如今，他们的“小筛子学堂”在合肥已成了一道特殊的教育风景。
丁兆勇，创办了张家口第一个民间公益组织〃爱家园〃，在助学和环保上做得有声有色……
还有北京“心灵家园”的创办人洋光、海阳主任，以及成员盲歌手、演讲家阿荣和耿剑、南杰、吴非、严威、小天使……
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我的兄弟、朋友，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追求理想呢？
“有两种理想，一种是社会理想，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另一种是人生理想，旨在自救和个人完善。如果说前者还有一个是否切合社会实际的问题。那么对于后者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人生理想仅仅关涉个人灵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一个人总是可以追求智慧和美德的，如果你不追求，那只是你不想，决不能以不切实际为由替自己辩解。
理想有何用？
人有灵魂生活和肉体生活。灵魂生活生活也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所以，对处世来说，如果世道重实利而轻理想，理想主义显得不合时宜；就做人来说，只要一个人看重灵魂生活，理想主义对他便永远不会过时。
当然，对于没有灵魂的东西，理想毫无用处。”
——周国平《对理想的思索》
正像刘宗超教授评价我时所说：一般人是用物质解决精神问题，沙漠舟是用精神来解决精神问题。
而刘教授自己，以及古往今来所有追求理想的人们，他们，又何尝不是在“用精神来解决精神问题？ ”
一个人，只有物质生活的话，哪怕他富可敌国，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罢了，而这，恰恰成了这个越来越富足的时代，令人揪心的一大病态！
想到一句话：
理想，是安置灵魂的天堂。
这是我生命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场演讲
有人质疑我的出发点，认为我去演讲，无非为名为利而已。
我觉得泉州四中张校长对《东南早报》记者的一席话，比较能理解我。
他说，作为一个残疾人，沙漠舟先生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通过演讲这样一种劳动自食其力，这对学生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所以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演讲。
毋庸讳言，我的演讲，适当收点费加上签名售书，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还能将演讲更好地继续下去。
而我，更看重演讲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很多时候，只要有演讲，哪怕没有一分钱报酬，我也欣然前往，毫无怨言。对于我来说，一场演讲，哪怕只有几个人受影响，这就够了！
一次，某县教育局为我安排了四场演讲，最后一场在县实验小学。
我的助理程瑞春和该校校长联系时，出乎意料的是，对方声称一不给演讲费，二不得卖书，言语间极其不敬。
联想到头一天所受的礼遇：在该县一中演讲，校领导不仅给了演讲费且鼓励学生买书，最后还热情地派车送我们回招待所。瑞春气愤地说，这么没素质的校长，不用给他们讲了。
讲！
我毫不犹豫。
这是我生命中最匪夷所思的一场演讲。
演讲现场除了一个麦克风，居然空无一人。
一个转播摄像头对准了我。
学生们都在教室里，通过转播看我的演讲。
尽管我算是见过不少场面，但这样的“演讲”却是第一次。
也有学校通过电视直播的，但现场都安排了一些学生，这样有气氛，还能和他们进行互动。
而这一次……
我硬着头皮演讲完，就出了电教室，下楼，往校门口走。
快到门口时，学生们“哗”地潮水般从教室里涌出来，霎时间把我围得水泄不通。
一个个本子伸过来：
沙老师，给我签个名……
后记 举起理想的明灯（6）
沙先生，给我签名……
沙老师，签名……
无数本子、笔拼命往我面前塞，我根本没法好好签。
人潮汹涌。有学生被推倒在地。
现场居然没有一个老师维持秩序。
我慌了手脚，真怕这样下去，后果不可收拾。
瑞春依仗人高马大，用尽排山倒海之力，终于把我“救出”学校大门。
还是有十几个学生冲出来，得到了我的签名。
晚上，我在一个市场，想买一个钱包。
刚在一个柜台问完价格，隔壁柜台过来一个小学生，递过来本子和笔，沙老师，您给我签个名。
我有些诧异：此时此地，竟然碰到一个“粉丝”。
那孩子的母亲听说我是“作家”，热情地向我介绍她卖的钱包。
我挑了一个，给了钱让她找。
她拿着钱到里间，一会儿出来，原封不动地把钱退给我，说，我孩子说了，要送一个钱包给你。
这个钱包，成了白天这场演讲，最有价值的报酬。
2006年6月，湖北工业大学邀请我去作演讲。
湖工大有个人文讲坛，办了多年，在校内颇有影响，受邀的演讲者大都是武汉的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
可是，按校规，每场演讲的报酬只有200元。
我自掏腰包买了火车票，日夜兼程，千里迢迢赶到武汉。
住不起高级宾馆，我住的是普通的招待所。
武汉是火炉，电风扇呼呼吹着也还是热。
这场演讲，人吃苦受累不说，还倒贴了几百元车旅费。
但是——
一个学生说：沙老师，我崇拜你……
另一个说：我读了四年大学，才第一次碰到你这样一位老师……
大学生说这些话不容易。
在离开武汉的火车上，我没有为“贴钱演讲”而烦恼，心里充满的，是生命得以发光发热的喜悦和自豪！
经常有学生问我，沙老师，您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对我来说，站在演讲台上，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他人的生命，这就是我莫大的幸福。
我保存着一份2005年福建浦城教育局的“作家沙漠舟‘理想与人生’报告会日程安排表”：
星期三（11月8日）上午10：00新华小学
下午4：00二中
星期四（11月9日）上午10：00光明中心小学
下午4：00三中
星期五（11月10日）上午10：00实验小学
下午3：00一中
三天讲六场，这是我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的残缺之躯虽然孱弱，但我并未退却。
第四场是在操场上，一千多名学生。
天阴着，北风呼啸。
我先是站在主席台前演讲，后来，麦克风时好时坏，我干脆放下麦克风，爬上讲桌，用尽吃奶的力气，到后面都有些有些声嘶力竭了。
这一次，把嗓子喊坏了，得了慢性咽炎，到现在还有后遗症。
我还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演讲到处奔波，一累反而睡不着，饱受折磨。
一些学校领导见我演讲辛苦，安排饭局，而我，总是能推则推。
我一不会喝酒，二不喜欢大鱼大肉（在香山，我的胃已习惯淡饭素食）。
一场演讲下来，常常已是十分疲惫，却还要以“贵宾”的身份陪吃陪喝，岂非找罪受？
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的演讲并不一帆风顺。
在家乡建阳做了十几场演讲后，我想走出去，照亮更多的心灵。
文友程瑞春为我的精神所感动，自告奋勇，为我“打前站”。
然而，很多学校要不是把我们当成骗子，要不就是因为校长的素质问题，任凭瑞春磨破嘴皮子，也不肯接受演讲。
有时，要跑六七所学校，才有一家愿意接受。
在泉州半个多月，瑞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成一所学校。
我带去的300本书还被盗了。
泉州之行，我们最后只得“黯然离去”。
而有的校长就很有眼光。像晋江南区中学。福建晋江是非常发达的地区，南区中学在当地是最好的初中学校，瑞春去联系的时候，校长非常忙，说你把材料放在桌上。瑞春说那我下午再过来吧。
没想到中午校长就打来电话，说我给你安排时间。演讲现场有2800多人，这也是听我演讲人数最多的一次，全场鸦雀无声，效果非常好。我带了几十本书过去，全部抢光。校长听完演讲后也非常激动，跟学生们说，沙老师是个残疾人，你们多支持他。
后来，瑞春因为健康问题，无法陪我到处奔波，只剩我单枪匹马。
有一次，我去浙江一家中学，我把有关演讲的材料递给门卫，让他转给校长，门卫用方言给校长打电话，说，来了个残疾人。校长一听就以为我是来要钱的，马上说不见不见。他自己就把这个门堵上了。
2006年下半年，我的演讲一度陷入困局。
上海的一位“非著名导演”被我的事迹感动得落泪，一再表示，要为我在上海联系演讲。后来我到了上海，他却音讯皆无。我只得转道杭州，一边在美丽的西子湖边摆地摊卖书，一边等待机会。
后记 举起理想的明灯（7）
在杭期间，我因感冒转成肺炎，高烧咳嗽六天六夜，与死神擦肩而过。
有朋友劝我，你还是别走演讲这条路了，太难了！
不！我一定要走下去！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演讲具有怎样的意义与价值。
人的一生，就在于坚持一点什么，并且将之进行到底！
我再一次突破了困境
2007年春天，我再一次踏上演讲的征途。
这一次，我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多了两个助手：孙心童和廖欢欢。
欢欢和我同为家乡建阳一中爱书者同盟的盟员，他在学校时就是个学生骨干，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听说我演讲需要助手，二话不说，辞了待遇不错的工作，上了火车，在路上与我会合。
心童，则是我2006年在杭州卖书期间，引为自豪的一大收获。
这个身高一米八三、英气逼人的大帅哥，原名孙震元，辽宁人，写诗、习武，一人能敌六七个人。17岁开始卖书，曾在大连开过三家连锁书店。2006年3月，厌倦商场的尔虞我诈；毅然关了书店；独自一人走向全国的名山大川；寻找诗意的生活。
在杭州，他遇到了摆地摊卖书的我。
从我身上，心童发现了他所寻找的东西。
2007年春节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