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条约规定，“青岛海关应即完全为中国海关之一部分”；原由日本占有或经营的矿山、盐场、海底电线、无线电台等，均移交中国。当靳云鹏在国内获知条约时，不禁愁上心头，这叫他到什么地方去筹集如此巨额的款项呢？不过，如果他不答应也是没办法的，因为我在当日就发表了通电表示四只手拥护，并呼吁全国各界、全世界华人帮助政府共渡难关。我打的还是那些小算盘，也就在那些军阀们看来没有丝毫利益的让利于民的政策。
此次华盛顿会议是西方对于日本在战争期间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过渡扩张的总清算，由于日本海军力量只有美国的60％，而英国实际上并不可能和美国发生实际冲突，因此日本的海军力量并没有达到日本军界所期望的安全规模，由于中国在商业上重回门户开放，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环境明显恶化。由于陆地上同盟和苏俄在日本看来不寻常的关系，朝鲜和中国本土之间的安全的陆路交通被切断，日本北面的国防形势明显恶化，为了维持日本在大陆的优势，通过海军力量联系日本本土和中国沿海地区对日本来说日益重要。相应的，随着同盟和美国某种意义上的特殊关系的确立，皖系各集团对于日本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的地位明显上升，日本帝国的生存就是取决于他能否有效的维持他对皖系的控制以及皖系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正如日本人所认为的那样，美国人亲自导演了对日本的清算，日本帝国倘若要在前进就必须迈过美国这道坎，美国和它的盟友就是日本的敌人，这样的敌人当然包括我这样所谓的仆从。
第六十一章 分裂之治
正如靳云鹏所担心的那样，现在的北京政府根本难以筹集如此巨额的款项，因为那几乎相当于他3倍的本年度的收入，于是在我的友好劝说下，靳云鹏宣布仿照东北铁路的赎回模式，宣布设立山东铁路公司，向各界公开募集股票3500万股，同时宣布了新公司面向国内外的2500万元人民币的贷款项目。谁都可以预料此时国人的踊跃，那些退出政坛的政客们谁都是腰缠万贯的，据估计，张勋一家的财产就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像这样的人在中国并不是少数年2月份的这个筹资计划有力的推动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复苏，也把整个社会的经营理念推倒了一个新的起点，因为作为中央政府如此操作如此大的项目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上海金融市场在1921年底经历了惨痛的教训。到1921年11月份，仅上海一地就有各类交易所140余家，其中大部分本身极不规范，交易的证券包括股票往往包含巨大的风险。比如很多交易所成立后由于没有优质的证券交易，于是利用当时社会公众的投机心理，互炒其他交易所的股票，通过哄抬股价来渔利。甚至相当多的交易所还违背“交易所法”的规定，把本身的股票放在本所市场买卖，甚至有的发起人在成立交易所时，自己并不拿出资本，只是空认巨额股份，再设法使其馀售出的股票价格上涨，继而抛出自己的股票，像变戏法那样，不仅一转手之间即获巨利，还使本来的空股变成实股。
买空卖空的行为导致泡沫越吹越大，市场风险越来越严重。这些交易都是以来银行的贷款来进行，大量的资金涌入泡沫化的市场，导致银行的利率迅速上升，当精明的商家发现风险后，开始纷纷悄悄的从证券市场上撤走资金，这又加剧了利率的上升势头。很多与人民银行有着关系的银行纷纷开始申请贴现贷款，这种行为在6月份就受到我的关注，6月底，我开始要求人民银行提高贴现率，随着资金投放的不断增加，为了维持人民币的币值，我在10月份暂时停止了人民银行的贴现行为，人民银行的行为获得了各界的好评，因为毕竟大多数人首先关注的是币值的稳定。
月初，上海滩日报发表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署名马寅初的文章，文章认为上海证券市场的繁荣已经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因为据他的研究，相当一部分的证券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现在的价格，因此随着价格向理性的回归，投资者将会遭遇巨大的损失。由于银行系统向证券市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他预测随着证券市场的危机，银行系统将会出现巨大的亏损，并可能由于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不信任而引发挤兑潮。
这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最权威的经济报纸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当时乐观的投资者却认为这是在危言耸听。但是随着人民银行缩紧银根，人民币本位银行业相应的开始收缩银根。随着利率的不断上升，拥有专业知识的银行纷纷认识到了危机的来临，与此同时，由于价格过高，市场参与者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筹集到资金，于是抛售逐渐蔓延开来，一旦价格开始下跌，其势就不再可以阻挡。
从11月11日开始，市场开始迅猛的下跌，伴随者的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纷纷倒闭。与此同时，将大量资产投入证券市场的银行的资产开始急剧恶化，资产质量的下降导致了公众开始把他们的资产向安全的地方转移，于是挤兑不可避免。一批实力弱小的银行纷纷倒闭，具有良好安全性的大银行的资产规模急剧增加，小银行纷纷被吞并，在这当中，为了保持自身的经营，很多小银行甚至自愿将自己交给大银行。
而事实上经过统计，人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大银行无一例外的都是人民币银行，他们在人民银行存有准备金，能够获得人民银行的贴现贷款，人民银行相对于他们是最终的贷款者，由于人民银行的官方背景以及良好的信誉，这些银行被认为是安全的银行。这些银行主要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新民银行、三晋汇业银行、四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
人们倘若仔细回味就会发现，这些银行的规模普遍很大。交通、中国、通商三大银行为传统大行，由于北京政府金费短缺，两大银行中的官股倍不断出售，去年10月份，中国银行的大股东已经换成了宋子文CSC了，而交通银行的股份则更为分散，但是他的大股东是南通张謇。新民银行为新设立的银行，人们只知道这家银行资本雄厚，他的资本金为5000万人民币，而且80％以上的股份由一金姓神秘人物掌控，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这家银行乃是爱新觉罗家族开的，也只有前清前皇室才有如此的财力，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
三晋汇业银行乃是孔祥熙联合已经大大没落的晋商联合成立的银行，资本金为3500万元人民币。而四明银行的东家就是虞洽卿。这三大银行在此次危机以前还不胜有名，但是都在这此危机中成为了几乎可以和中、交两大行并肩的三大银行，被很多人称之为暴发户。要说起来，他们发家的原因却是很偶然的，四明银行本为一中型的银行，但是由于虞洽卿和东北关系良好，就被各界认为是可以信赖的银行，由此迅速扩张。三晋的历史一年都不到，他发家只是因为人们认为孔跟我有亲戚关系。而新民银行当危机发生时刚刚设立并获得了人民银行的贴现权，只是他的时间太敏感，人们一厢情愿的认为该行与人民银行有特殊关系，实际上只是凑巧而已。
此次危机后，中国的银行业格局基本奠定，人民币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大大的加强了东北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在这次危机中人民银行和十四大银行作了什么呢？人们仔细研究后会发现，他们几乎什么都没做。人民银行只是说，我将给他们贷款，而十三大银行则说，我可以从人民银行贷款，于是民众就相信了他们的安全性，他们的资产迅速增长，而实际上人民银行在此次危机中投放的贷款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大银行实际上也基本没有像人民银行申请贷款，可以说对于这些来说，他么能够生存只是因为人们相信人民银行会保证他的币值并向这些银行贷款而已。而当人们相信时，一切就已经足够了。
而证券交易所在此次危机中也损失惨重，整个中国一时只剩下了三家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长春物品交易所三家了，其余各地的交易所无一例外的倒闭了，自此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彻底确定。而同盟的商人也开始明白我为什么比批准在同盟设立证券交易所了，以前的反对声现在终于消失了。为了我的先见之明我还高兴了好几天，我的夫人们都在奇怪我为什么那么高兴，哈哈，不足为他人道哉！
宋子文、孔祥熙、张謇都察觉到了危机中的商机，他们乘着股价猛跌，迅速介入证券市场，不但加强了他们在各自公司中的地位，还借助于危机实现了低成本的资本扩张，以他们位代表的大资本的介入有效的遏制了证券市场的下跌，再加上银行系统的日见稳定，到1922年1月份，证券市场的跌势终于遏制。交易所为了保证上市证券的质量，开始严格规范上市主体的行为，各种法律的、经济的中介服务机构也借此机会开始出现，银行开始热衷于那些长达数页甚至数十页的会计报表，经济刊物中对企业得分析往往最受人们关注。
到1月下旬，新的证券经过各方的严格分析后开始上市，而此次山东铁路公司的股票上市借助于人们的爱国热情被国内各界普遍看好，事实上，当人们看好时，他不好也得好了，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机制。而能够稳步推动上海金融市场发展的不仅仅由山东铁路公司的股票案，更在于过去一年多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巨大变化。
倘若人们能够在此时的中国各省进行一次调查，你就会发现这一年中国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各地政府的变化。在1921年，各省形形色色的改革席卷全国，即使是最蹩脚的地方当政者也开始打出改革的旗号。这部分的是由于同盟良好的榜样，部分的是由于肆意的扩张再也不可行，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领地内部，部分的是由于在某些地区民国党或国民党的力量得到了有力的加强。
在关内，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西南各省年，四川民国党首领张澜在同盟的支持下再次当选四川省长。在我的指示和干涉下，张澜代表四川议会和四川督军刘存厚签署协议，刘存厚承认四川议会治理四川，四川议会和政府同意供给刘所部川军的军饷、武器，并向刘本人提供一笔可观的年约100万的“年薪”“国防费”。
此后，张澜在四川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仿照同盟建立了省、县两级行政体系，在县以下推行自治；经济上，他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废除各地关卡和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建立厘关制度，建立了刘存厚控制区内的统一市场，由于该去此时没有通商口岸，因此在高额的厘税下，外地商品更主要的是国外商品开始迅速减少，因此，一年多以来，四川的工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原本的手工业进一步繁荣，机器工业开始不断涌现。文化上，他建立四川大学，并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四川的教育发展，在对外关系上，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个人威望调节西南联盟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利用四川在西南优越的经济地位，先后与刘成勋、熊克武于1921年1月和12月签订了厘税同盟协定，使四川取得了在西南的经济主导地位。
熊克武治康更是应该彪斌青史，四川大量的人口流入西康，江东江西的河谷沃野中都出现了这些人的身影，更重要的是开始有人口流入西康的江南地区，这里原本居住者镫人、门巴人、珞巴人，汉族移民在这些肥沃的高原江南地区迅速开辟了一个个村屯，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为了自卫往往都装备武器，他们的存在更是有力的包围了边疆。在他的之下，康藏的秩序迅速的恢复，与西藏的贸易促使了康东邛莱山一带茶叶业的迅速复苏。康东南盐边县渡口发现的特大型铁矿熊克武也兴奋不已。
而在西藏，新的体制迅速确立，妨碍商贸的关卡被迅速的关闭，传统的茶马古道开始恢复，西康、四川的商品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西藏，而与英国的谈判则由于英国人不放弃对北京的努力而迟迟没有开始。这样一来，西藏和印度的交通基本中断。张荫棠一直在各地奔走，使劲他的全力修补出现裂痕的汉藏关系，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却是教育，他把不多的金费投入到西藏的教育之中，西藏有头有脸的人家的孩童都被他要求进入拉萨和日喀则学堂就读，这样的学堂使用汉藏双语教学，优秀的学生根据合同盟的协议将会进入同盟的各所公立大学学习。
刘伯承推行藏军的改革，他所辖制两个代本一千人的藏军进驻曲水和江孜。根据同西藏僧俗各界贵族达成的协议和大公会所公议，督军辖藏军以及归属司伦署管辖的西藏驻军看守运输线的西藏三十九族余部和达木八旗以及直辖藏军及其家属脱离农奴籍，成为自由民，由此产生了总人数在12000人以上的西藏军属自由民阶层。与此同时，西藏司伦署回合大公会所还未西藏驻军当雄、拉萨、曲水、江孜、帕里一线划出若干军屯区供驻军军屯之需。由此，内地驻军开始在西藏建立军屯农场，驻军的给养开始得到有效的保障。
在贵州王文华进行了更彻底的改革（感谢新来得小弟）；贵州面积达万平方公里；但是适合作为耕地的坝子地和丘陵地的面积只占到面积的3％和10％；虽然开发较晚，因此存在着人均占有耕地较少的问题。为此；王文华另辟蹊径；他一方面仿照东北一方面在政治上在省政府和地方治理上都进行了改革，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开始首次推行严格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是严格限制外来的农业人口流入；而是利用贵州87％的山地大力发展林牧业。贵州存在大面积的森林和宜牧草山草坡；有着发展林牧的条件。为了获得建设现代工商业社会已经发展军备的资金；王文华政府大力鼓励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有着传统的林业、烤烟、油菜受到大力的鼓励。在工商业方面，王文华通过统一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