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的。还在走呢。好多表送来，又不走字，又是油腻封牢，表是好表，可惜没保养好。我们接了来，先要送去清洗，才能卖得出好价钱。这块表是个好东西，零件还是原来的零件，一个都没调换过。”
“一直在上发条，”徐长卿说：“原来的主人本来就是手表厂的，懂行。”老叶在的时候，天天上发条，即使朱紫容上班时候不戴，也是由他上着发条。老叶死后，朱紫容每天晚上睡觉前上一遍，放在枕边，嘀嘀嗒嗒指针摆动的声音让夜里不那么死寂。交给徐长卿后，徐长卿看这表还在走，也是每晚临睡前上一遍，上好了再进放盒子里。每晚上发条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仪式，一遍是对老叶的怀念，又一遍是对朱紫容的想念，再一遍，想起老叶不胜唏嘘，最后一遍，朱紫容在厂里会不会受老童的欺负？
他一直留着手表在身边，舍不得把它送进寄售商店。他想过无数次由他把这表买下来，但他那点工资那点积蓄，哪里够买下这么一块旧表？他工作了两年，连一块上海牌手表都买不起。一块大三针的上海牌手表要一百二十四元，他每月工资才三十六元，除了吃饭买个人用品，每月还要给父母十元，积下的钱实在有限。他也想过问父母借钱，他们刚领了退赔的抄家物资，有这个闲钱，但这话实在开不了口。
大哥正相亲准备结婚，正是要用钱的时候。因文革而耽误的这一批大龄青年，这个时候都忙着在相亲谈恋爱结婚，那些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城的知青，那些去了云南农场的红卫兵领袖，那些在崇明岛上海农场的市农，一个个回到了大上海，加入失业者的大军中。曾经的风云人物青年学生，现在不得不去街道工厂和集体单位，变成了二等公民，在婚姻的市场上被人品头论足。大龄，知青，没工作，无婚房，就这是他们的现状。在文革十年中从来不觉得重要的房子现在成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些年里适婚的青年男女都去了边疆和乡村，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父母想念他们的面容还停留在奔赴上山下乡的火车上，一张张白净的面庞，一个个十七八岁的儿女，等他们回来，欢喜还来不及欢喜，房子已经成了他们融洽感情的最大敌人。父母们想不明白，怎么离开他们时天真纯洁无私心的小儿女，回来一个个都成了凶神恶煞，逼着他们退休好让他们顶替工作，逼得他们住到小房间去好把大房间腾出来让他们结婚，逼他们拿出来那一点点菲薄的积蓄好让儿女们买全套的婚房家俱。没有为这个家庭做过一点贡献如今又来剥削他们的老本，不是每年都寄衣服寄猪油寄肉酱寄钱寄粮票的吗，没有感恩没有孝敬只有无没完没了的索取。房子腾出来了，工作让出来了，媳妇娶进门了，孙子孙女生下来了，空间逼窄得要人的命了。而外滩防汛墙上靠着的情侣一对对间隔只有一拳，你们谈你们的恋爱，我们说我们的爱情。
徐长卿的大哥虽然没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但一样成了大龄青年。他在上海机床厂当一名技术员，有国营单位的铁饭碗，有学历有本事，但因为家庭出身，一直没有对象。工人出身的姑娘不肯嫁给黑五类，黑五类出身的姑娘同样不肯嫁给黑五类，通过婚姻改变现状永远是姑娘们谋求更好出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在朝不保夕的时候，结婚的需求退到了后面，青年男女纯洁得如同孩童，而当一切回归正常，情爱的饥渴汹涌澎湃，到处都是一对对等着结婚的人，再一看左右，人人已不再年轻。这也是为什么徐长卿在安徽山里看着老叶朱紫容的恩怨，看着女青工被男青工们围追堵截地表白求爱而不动心的原因。那些人因为命运尘埃落定、此生与上海无缘才有了落户当地的想法，而徐长卿家有大哥还没结婚，自己年纪也小，怎么也不会考虑谈恋爱找对象的事情。一旦找了对象谈了恋爱，接下去就是结婚，光谈恋爱不结婚那是流氓行为，而结婚就是一个表态，打算老死山里不回来了。这是他万万不愿意了，先前是没有希望只好混日子，现在是希望就在眼前了，就看自己是不是抓得住。
当他在为手表上发条的时候，一下一下就等于是在拷问内心，我对师傅是一个什么感情，我是不是可以为她牺牲前程？每上一天发条，就问自己一遍，问来问去，始终没有答案。但朱紫容迫切需要这笔钱缴罚款，实在不能再把手表藏着不卖，只好选一个礼拜天把手表带去了寄售商店。这个行为在他看来就是一个终结，他既然没有能力买下这块表，同样没有能力为自己和朱紫容做些什么。
他寄售了手表，心里怅然若失，转去乘了往长寿路的车子，到了电影院门口，略站一站，就见一个穿了白色短袖衬衫碎花百褶裙子的美貌姑娘出现在电影院前。电影院从来都是青年男女约会的最好场所，去早了等着开场的男人们闲站闲聊，一双眼睛东看西看，就看哪个姑娘好看，这一下看到一个穿裙子的姑娘，登时眼睛都直了。
这个时候，城市里最热闹的马路上已经多少年没见过裙子飘过了。就算上海这样的城市，曾经是中国最时髦最麾登的城市，裙子也久不现于市上。只是到了这一年，电影解禁，政策松动，才有大胆的女青年把从前祖母穿过的旗袍剪去了大襟，改成旗袍裙来穿，把母亲穿过连衣裙剪去上衣，改成辑塔克的短裙来穿。即使是这样的改良式裙子，也只在南京东路与外滩穿了走走，展示一下裙子的美丽与腰身的婀娜，像长寿路这样略显偏僻的地方，裙子是不肯现身的。因此男青年们就算在南京东路和外滩已经细细较欣赏过裙子了，这时看到这条百褶裙，依然看直了眼。
徐长卿也不免多看了一眼。这只是一件普通的白衬衫，个个女青年都有一件，夏天是主要服装，春秋天衬在外套里，翻出白领子来，显得俏丽又利落。而这件衬衫吸引人注意的关键是，这是一件短袖衬衫。别小看袖子的长短，长袖意味着这是“衬”衫，可以衬在外套里面穿的“衫”，短袖衬衫则是做为外衣而剪裁，袖子短了，衣服自然就要短两寸。衬衫有衬衫的裁剪定势，就像中山装一定是翻领加立领加两个贴袋两个暗袋一样，短袖衬衫就一定是两侧掐腰，前后收腰省，下摆有翘势，还有胸省和肩省。这么多的省就为了凸出女性的身体曲线，要勾出胸腰臀来。而这一件短袖衬衫就做到了。至于下面的百褶短裙，相比起这件短袖衬衫来，反倒没这么出色。印花棉布做的百褶裙，又厚又不飘逸又没有悬垂感，并不是做裙子最好的面料，只是因为它是裙子，才让人多看一眼。
等着进场的男青年目瞪瞪地看着这姑娘飘过来，连口哨都忘了吹。徐长卿看了一眼忙把眼睛挪开，不好意思看第二眼。而这姑娘却对着徐长卿走过来，笑盈盈地打招呼说：“嗨，小徐，你早就来了？”
徐长卿正过脸来，愣了半晌，才说：“小申？”
这美丽的短裙姑娘正是申以澄，她鼓足勇气穿了一条长过膝盖的半截短裙来到这长寿路，一路上引来无数目光，心里已经后悔了一百遍，恨不能回家去换一条长裤再出来，佯装镇定目不斜视地到了电影院，一眼看到徐长卿，就像得了救星一样。有一个熟悉的人和她一起面对这尴尬的情况，总比她一个人要好上许多。而徐长卿就像近视眼一眼没看见她，逼得她只得先开口和他打招呼，“嗨，小徐。”
徐长卿惊了一下，忽然之间面红耳赤，他看看四周好奇的目光，觉得万分的不自在，忙问：“天气热，要不要吃冷饮？那边食品店有卖赤豆棒冰的，我们去买一根？”
申以澄巴不得躲到什么地方去才好，听他这么说，当然说好，两个人朝食品店而去，徐长卿摸出一角钱来买了两根赤豆棒冰，请申以澄吃一根，他自己咬了一大口棒冰借以降温。
刚才他脑子里想的是，如果朱紫容穿上这样的裙子，一定十分美丽。
电视机
徐长卿每个星期天都会去陕西北路的调剂商店看一下那表卖出去没有，可惜总是让他失望。不知道是如今这个年头是最好的年代还是最坏的年代，调剂商店的生意冷清到文革十年来都没有的程度，从前有多少好东西在这里卖呀，那个店员陪着徐长卿感叹地说。
细瓷的盘子银制的刀叉德国的相机瑞士的手表，他们见过这个城市最有根基最浪漫的一面。“如今呢，都去买人造革去了。什么人造革的沙发人造革的皮包，有一家人家的儿子，刚领了银行解冻的存款，就买了人造革把家里的牛皮面子的沙发给换了，作孽啊。那个沙发可是以前银行大班的沙发，真正意大利的手工。你看你看，”那店员指一指头顶上的一盏积满灰尘的水晶吊灯，“这个水晶吊灯，是真正的水晶玻璃的吊灯，吊在此地几年了，没有人买。你再去看看中百公司那个塑料物什做的假水晶吊灯，也要买八十块！唉，现在的人一来没眼光，二来没知识，就知道要新的，好东西都堆在灰尘里了。”
徐长卿看一眼那个水晶吊灯，好奇地问：“是真的水晶？”那老年店员说：“水晶玻璃是指含铅的玻璃，透明度高，反射光亮，专门用来做高档玻璃制品的，什么吊灯啊花瓶啊鸡尾酒杯啊。你看这个吊灯，如果房子够高的话，挂上这么一盏多少气派。”徐长卿问多少钱？店员说个价，徐长卿心里咋了一下舌，说我下个星期再来。
东西是好东西，可是价钱贵呀，在有限的钱里买最实惠和相似的东西，才是上海人“做人家”的一惯做法。徐长卿的大哥要结婚了，徐家爸爸在中百公司买了一盏吊灯，就是那老店员讥笑的“塑料物什”做的。他家的房子是老式里弄房子，楼层空间高，有三米六，普通的白炽灯日光灯都要拖一截绳子下来才装灯，不然亮度不够，这下有了这个“水晶玻璃”的吊灯正好。徐长卿大哥工作后一直把工资交给家里，自己只留少许零用钱，在徐家爸爸被下放到车间劳动每月只发一半工资的时候帮了家里的大忙，因此他结婚，是家里出的钱买的结婚用品。徐家爸爸感念他对家庭的贡献，一切新房用品都是买当时最新最好最时髦的，这个“水晶玻璃”吊灯在中百公司一有卖的，就去买了一盏来。其它还有紫红色人造革的三人沙发，一堂卧房家具，红灯牌的落地收音机，大哥送给女方的礼物是宝石花女表，徐长卿送给大哥的是一只三五牌的座钟。凡是市面上流行的要求的条件，他们都办到了，并且是最好的牌子。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样人家没有的稀罕物：一台九英吋的上海牌黑白电视机。
这个时候，电视机是真正的奢侈品，全上海能有一千台就不错了。而徐家这台电视机来得也真是巧。那时任何商品食品都是配给供应，电视机这种新生事物更是如此，并且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配给，是一家工厂或单位按全部职工的人数配给一台或数台。徐家爸爸所在的工厂正好是第一批有这个配给名额的，厂里职工人数不多，票子只有一张，全厂的人眼睛都盯着，那时的人思想和作风都正派，没有人敢贪污腐败，这唯一的一张票子就由厂领导开会决定全厂职工抽签，以车间科室为单位，每个人领到一个号码，厂领导再随机抽一个号码出来，抽到谁就是谁，这下没话说了吧。结果徐家爸爸的运气就有这么好，全厂这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就被他抽到了。
徐家爸爸到厂长办公室去领了票子，回到家里一家人高兴坏了，恨不到马上就去把电视机抱回家。他们想也没有想过是不是要买，不买的话可以把票子转让给别的人，还可以换得一些钱。徐家在文革中受了不少打击，这下有一台别人家都没有的电视机，顿时有扬眉吐气之感，怎么会不去买呢？虽说一台电视机谈不是上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但与众不同还是令人高兴的，家里要是放这么一台电视机，对大儿子相亲也有帮助。
星期天一家人换了衣服先去银行取了款，再到延安西路瑞金剧场对面的电视机商店去开票，除了电视机票子外，还需要工业券。这个店只卖一样商品就是电视机，这里只是个电视机厂的提货点，好些人在那里等着提货，先拿到货的插上电源，由电视机厂的工人教怎样收看电视怎么安装天线，那份快乐和幸福感，比去年在广播里听到中央打倒了“四人帮”还要巨大。
徐长卿和大哥爸爸妈妈一起捧着电视机回到家，整个弄堂都哄动了，有些性格外向热情的邻居少不得要来凑热闹，那些在文革中给徐家吃过苦头的人则不屑地看着，说不过是黑白的，我听说外国有彩色的，将来我们直接买彩色的。另有人说，什么外国才有彩色的？我上次听人说，国际饭店里就有日本进口的彩色的。前一人说哦哟，说了这么热闹，还不是外国的？后一人为了表示自己见多识广有知识，便说我听说是有辐射的，对身体不好。旁边有人端了一淘箩米出来，站在他们身边拣着石子和黑米还有稗子，一边冷冷地说，买不起就买不起，说啥说？你没路子弄得着票子，有钞票也没有用。你看那边钟家，人家是中学的物理老师，就自己去买了一堆二极管，要自己组装一台电视机出来。先二人听了才不响了，最后讪讪地说，那个要凭本事的，你要么有本事弄票子，要么有本事自己装。这钟老师以前就装过落地收音机，你们去看看，那外壳的木头箱子都是自己打的，蒙音响的布头是真正的织绵缎，是钟师母把从前的真丝领带拆开来重新缝起来绷上去的。人家能干，啥都会做。
徐长卿他们自然不知道人家在说些什么，他们只沉浸在自家的欢乐中。也是退还抄家物资退得及时，不然哪里就那么便当掏出这么大一笔钱来买电视机？
大哥的对象最后敲定了的时候，一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婚宴就在家里，那时还不作兴到饭店去请客，当然经济条件也是一个原因。徐家为了办这场婚礼，已经用了好些钱了，每花一笔徐家姆妈都要肉痛一阵，但想到大儿子为了家里默默奉献了这么多，再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