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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历史的汉娜对德国现役的150毫米榴弹是深恶痛绝，1932年后，无论是她还是小胡子，都拼命地往中国推销以便清仓（当时全国约有七百门）。通过贿赂和较低的价格手段，德国人打败了法国的竞争对手，两年内先后向南京国民政府卖出了整整一百门，而红军这边也偷偷地卖了五十门。
身为二战迷且和汉娜共享一切的林汉，当然也很不愿意接收这批“烂货”，但是德国的150毫米炮再烂毕竟也是150毫米，全世界除了德国外再找不到别的卖家愿意卖给红军——苏俄那边，斯大林同样也不愿意轻易销售其优秀的152毫米炮（毛子的152毫米炮在二战时是很优秀的火炮，那款经典的152炮现在还在开发过程中）。而新式的六英寸炮现在还在研制中，全世界就此一家只能向德国购买。
在林汉的强烈要求下，加上他自己掏钱，无论是卖给炮党还是卖给红军的这批150毫米炮，全部更换了新式的合金炮架，大大减轻了重量，同时那150根炮管也拆下来放在德意号上进行和其主炮类似的“魔改”，大辐度提高其耐膛压强度，使炮管能够承受更高的膛压和更大的发射药包，将射程从最初的九公里提高到12公里，其综合性能总算提高到了和各国列强同级别的六寸炮相当的地步。
在林汉看来，这批火炮卖给炮党和卖给红军的区别不大，南京国民政府借外债买来的这批火炮，很快在战争中陆陆续续地丢给红军大量地缴获。
这批一战留下来的老炮，虽然更换了全新的炮架，全重仍然高达五吨，在中国这个路况糟糕的土地上，其进行机动作战十分麻烦，也不符合红军运动战的作战要求。
红军买来五十门，有三十门是被安置在福建沿海充当防备日本进攻的岸炮使用。余下的则是分配给长江北岸的红军，在攻打合肥和徐州战役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炮党这边，宋子文则把这批火炮全部当成宝贝来看待，一小部分安置在江阴炮台用于封锁长江，上海这儿安置了三十门，余下的则分配给他的三个税警师嫡系及陈诚的十八军，六月上旬的战争结束后，这些火炮全变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英、日两国的长江舰队所以匆忙地退出黄浦江，也正是因为他们知道宋子文在上海布置有这么一批可以对内河炮舰造成巨大杀伤的重炮。事实上在得到这批重炮昨夜轻松地落入红军之手后，无论是英国舰队司令梅登司令官还是日本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古清川，两人都不约而同骂起娘来——有炮党政权这样的猪队友，任谁都会郁闷骂娘的。
由于SFH13笨重机动不易，加上中国糟糕的路面情况，这批火炮在中国，无论红、白两军大多数时候都是作为固定火炮或打阵地战来使用。上海这儿由于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路况较好。加上海市区运输工具充足：战争暴发前一个月，林汉通过皮包公司在上海进口了大批优质的德国卡车——这批卡车和三年前在东北搬运黄金的那批卡车是同一款式。借助铁路机动和卡车运输，红军从昨夜攻进上海后，控制了当地的局势后。从早晨起，就按计划将各地紧急运来和在上海缴获的150毫米重炮布置到宝山吴淞口方向，经过一整个早上的忙碌，终于在当天十二点时在宝山区后方布置好了三个炮兵阵地。
火炮布置的地点，离吴淞口高达六到七公里之远，加上地形的阻碍，现在正在江面上游弋和停泊的外国军舰根本无从察觉。
此外红军在沿岸还布置了几个前沿的炮兵观测哨，以便在炮战为后方的150毫米重炮提供落点校正。
第158章这一回扔的不再是传单
十二点整，吴淞口，坎普尔号巡洋舰上，梅登司令官透过窗口，厌烦地看着在他头上盘旋的十二只“苍蝇”。从早上天亮开始，这批飞机就以两小时一个批次的频率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舰队头上示威。
全舰队上下的人都认得这批飞机，他们是苏联的波2教练机。这批飞机每次过来时做的事情都一样，先飞到各国租界上空，投下大量的恐吓传单，同时利用飞机上的风哨恐吓租界里的居民，借此“劝说”租界里的平民撤出，要求躲在租界里的炮党官员出来投降，要求租界政府交出躲藏在这里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反正传单上台词内容是极尽“恐吓之能”，用坎普尔号舰长格兰特不屑的话来说，“那些愚蠢的举动，反而显示出这些红色猴子色厉内茬的虚弱，他们在害怕我们大英帝国”。
这些天上飞的苍蝇，在租界投完传单后，都会飞到长江吴淞口位置，到英、日两国的长江舰队头上转悠几分钟，低空半俯冲飞过，打开风哨，发出刺耳的尖啸，然后在离地约五百米的高度改平飞走，飞回他们在上海西边临时建造的野战机场。待补充完燃油和休整过后，约两个小时后又会再次出现在舰头上，重复先前示威的把戏，算上这次这回，这些“红色猴子”已经把这样的把戏重复上演了三次。
“要是虹桥机场还能用的话……”
被波2改教练机上刺耳的风哨声打扰了午觉的梅登司令官，同样也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这帮猪队友愤恨异常，更对唐宁街的那帮工党卖国贼大为不满。波2教练机是飞得很慢的飞机，无论是用战斗机还是用自己舰上装的高射机枪，要打下他们都很容易。
可恨的是，在日本援军赶到之前，他为了顾全大局，就是不能抢先开炮挑起战端。
梅登司令问坎普尔号的舰队道：“平海号的情况怎么样了？那条船有异动吗？”
格兰特舰长回答他道：“除了那条疑似间谍船的游艇靠在边上，吊了一个奇怪的长箱子上舰外，并没有什么异常。”——当时林汉的本体雕像是装在箱子里被吊装上平海号。在格兰特舰长看来，那个长箱估计是什么维修工具，新舰下水试车，故障连连并不奇怪，更何况是那些黄猴子造的船。比起炮口朝着相反方向的平海号，那艘挂着英国国旗的游艇他更加注意，他强烈地怀疑这是一艘间谍船。
平海号一直停靠在黄浦江接近吴淞口的位置，离最近英国内河炮舰所在的位置只有四公里，周围无遮拦的他，舰上的一举一动都在英国军舰严密的监视下。
格兰特舰长道：“他们的主炮炮塔，一直对着租界方向，并没有转向我们这边。刚才舰上总共也只有两个人，现在那条船是空的。”
以平海号的吨位，要正常运作，最少需要两百人以上的水手。到目前为止看似空船的平远号根本无法形成真正有效的战斗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市区要比后世小得多，也没有像后世那样动辄二三十层的高层公寓楼，将人们的视野遮蔽得严严实实，看不到稍远的地方。在民国时代的上海滩，除了十里洋场的那一片标志性建筑外，大多数的市区楼房依然只有两三层，而江南造船厂周边，两层建筑都十分罕有。负责临视江南造船厂的英国军舰，通过桅杆了望台就可以轻易地窥到他的一举一动。
梅登司令官点点头，看着已经飞远的波2改教练机，心中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
他对格兰特舰长下令道：“继续监视那艘军舰，只要他有露出转动炮塔，朝向我们的敌意行为，你可以在第一时间下令开炮，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
英国人此时在长江上拥有六艘战舰，而日本拥有五艘，其中四艘为势多级内河炮舰，这个级别的炮舰吨位很小，只有三百余吨，主炮也就是两门76毫米/40倍径的高平两用炮，火力很弱。这个时代的列强内河炮舰很大一个作用是作为移动的水上领事馆来用，船上大量的空间都被改造成居住区以适合搭载更多的士兵。和瑞金号这类纯粹的战斗型内河炮舰不同。至于第五艘内河炮舰为鸟羽号炮舰，只有二百五十吨的吨位，火力和势多级差不多。
日本驻华舰队的司令官长谷川清，也正在势多号内河炮舰上。看着头上苍蝇般嗡嗡叫的中国飞机，长谷川清的心情同样非常地不自在。早在去年九月红军奇袭拿下汉阳汉口后，日本国内的制铁厂就彻底失去了汉阳铁厂的原料供应。而位于汉口的日租界，红军虽然没有关闭，但红军在某个穿越者的指点下，搞起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号召当地人拒绝和日本人做生意——同时在当地全面镇压反革命和坏份子，更发动群众，监视日本人。在无处不在的本地大妈大婶和“王二小”的监视下，日本人安插在当地的间谍机构几乎全被连根拔起。而那些胆敢私下里偷卖物资给日本人的商人，在群众眼光的监视下事后都受到了严惩。
不到三个月，大批住在汉口日租界的日本人就由于生活费用的急剧上涨，很快就待不下去，被迫大批逃亡离开汉口租界，回到上海。对此日本政府向红军严重地抗议过，但武汉红军政府以日本人侵略东北为理由，表示日本人一日不撤出东北，红军就一日禁止和日本人做生意。
对此，日本军方中的少壮派叫嚣着要对红军宣战，高层中脑子较清醒的人明白在东北还未完全消化，苏联还在远东虎视眈眈的情况下，不能擅开战端，强行将此事压制下来。
对于汉口事件，长谷川清同样视为大日本帝国在中国遭受的奇耻大辱。他看着不远处坎普尔号巡洋舰被红军飞机调戏的场景，心情愤恨之余同时也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喜悦。
愤恨是他堂堂大日本帝国的海军居然会受到几只苍蝇的羞辱，幸灾乐祸则是因为英国人。这两年来日本军方中的少壮派一直想方设法想在上海地区挑起事端，可是英国人因为卡莱尔事件对日本盯得极紧，甚至在英国人联合美国人的压制下，日本人连驻上海海军的舰只数量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否则中国发生如此巨变之时，大日本帝国的海军在这里怎么就只会有这么几条破船？还不都是前面那伙英国搅屎棍给闹的。
“这帮该死的支那人，他们挑事时间还真会选！还有，陆军的那帮马鹿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长谷川清心里愤懑地想着，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对南中国的骤变反应迟钝，完全是六月前后上层一系突发事件造成的。统治派大批精英在料亭店遇炸身亡，引发高层剧烈的人事变动和权力交替，鹿儿岛的爆炸使得军方为干涉中国所做的准备化为灰烬，不得不花时间重新囤积物资。而最致命的，却来自震惊全世界的天皇全家被灭门案，这一事件在最关键的时候牵扯了整个日本全部的精力。若不是如此早在红军打到南京之前，日本政府早就派出大军开赴上海了，何至于要拖到昨夜上海“沦陷”，军部方才如梦如初醒，紧急地调派一批军队登船赶往上海。
长谷川清得到军方发来的电报消息，国内此次出兵行动非常地匆忙，许多物资都来不及准备就匆匆调人上船。军方要求其务必在上海保住一个完整的港口以便于援军卸载登陆。
也因为这样，身为海军中的少壮派长谷川清，为了大局找想，也难得地没有“独走”，硬是捏着鼻子象英国人一般地忍受“支那苍蝇”在头上嗡嗡叫的羞辱。
看着远去的“支那苍蝇”，长谷川清在心里愤愤地想着。
“只要再过两天，凤翔号和赤诚号都会到这里，到时候……”
“……当当……”
当上海海关大楼上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传遍整个租界的时候，一群洋人，主要是日本人和英国人、美国人，此外还有少量的法国人与意大利人，正怀着复杂的心情，聚集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豪华会议室里，召开着冗长的会议。
在刚刚过去的上午里，他们和包围租界红军的交涉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等十六日那天，日本援军到达上海后我们就翻脸动手，杀光你们这些赤色份子！”
“等我们大炮准备好，今天下午两点就开火轰你个小舅子的！把你们这些在中国横行的洋鬼子全打进长江里喂鱼！”
会谈的双方，脑子都转着和对方相似的念头。没有半点谈判诚意的他们和同样没有半点谈判诚意的对手，都不过是将谈判视为迷惑对手的舞台。
制定好的翻脸时间比对手早的红军在这件事上明显占了巨大的便宜。
比起上下一心的红军将士，租界里的这帮洋人，在和红军的谈判桌上演完了戏，回到自家的地盘上后，相互间还要互相演戏。
南京国民政府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迅速溃败完蛋，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上海滩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诸多洋董事们现在也对面前恶劣的形势头痛万分。
他们头痛的不光是近在眼前红军的威胁，更头痛的是引日本人进上海，“驱虎吞狼”之后，红军被赶跑了，被“请”进来的日本人，还会听话地离开把地盘还回来吗？
英国总董事安诺德斜着眼睛瞄着一旁的日本董事和领事，同时又瞧瞧旁边不停地在打着哈欠的美国董事和美国领事，以及满脸愁容的法国董事，脑子里转的念头却是如何将美国董事拖下水，思考能否重现一下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的那一幕，战后联合美、法两国，逼干完脏活的日本人事后退出长江流域。
至于本应出现在这里的华人董事虞洽卿，他并没有出现在这里。
“可怜的家伙，他昨夜被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叛徒出卖，诱捕抓走，现在已落到赤匪手中了。”
安诺德为那位朋友鞠一把同情的眼泪，然后咳嗽两声，开始主持起中午的会议来。
他们讨论的话题，无非是如何调配好租界内的守备兵力的分配，如何守好公共租界的各个重要交通路口、政府机关、银行金库，以防有人趁机打劫作乱。租界里原本有驻军六千人，不过由于昨夜“猪队友”的坑人，上千人的部队变成了孤军被赤匪分割包围。但余下的五千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租界里，日本人行动最快，在红军打到上海边上时，一天之内竟变戏法般地变出了上千名“武装侨民”，这份组织能力也让英国人大吃了一惊，也更加地提防——泥玛的，你们日本人是早有准备吧。
安诺德总董事一边和英国领事交换眼神，一边却和日方代表大磨嘴皮。双方争论的焦点无非是在几天后的战斗中，日本军队和租界驻军的行动范围，以及战争胜利后上海地盘的划分问题。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