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回复，当场捅了北面岸上某个女士的逆鳞，令其瞬间黑化。
那位女士，就是林汉的女儿，李华梅。
“这个该死的欧洲搅屎棍！”
她在心里咒骂着，而洪湖炮台的炮兵政委，同样也义愤填膺，他下命令道：
“给英国人发讯号，告诉他们我们红军不承认任何不平等条约。他们再不停船后退，我们就要开炮！”
操作探照灯的是林汉派到德国的留学生，他很快将这段话通过灯光讯号传给了英国人。
然后江面上的英国人，完全将这话当成了笑料。阿尔杰舰甚至没有命令水兵回话，而是直接下令军舰加大马力，开过这段江面。在他看来，这帮“东方的土包子赤匪”，能有什么象样的火炮，不过是在吹大牛罢了。
一分钟后，他又接到了岸上警告。
“停船，后退，否则一分钟后，我方就要开炮击沉贵舰！这是最后的警告，停船，后退！否则一分钟后，我方就要开炮击沉贵舰！勿谓言之不预！”
勿谓言之不预这六个字，是李华梅向政委建议加进去的，同样是个文化人的政委觉得这六字很有气势，于是照办了。
英国人仍然不理不睬。
一分钟之后，长江北岸的洪湖炮台发出了怒吼。
位于长江北岸洪湖炮台的四门加农炮，一门炮是由来自俄国的炮手操纵，另外三门则是红军自己的炮手操纵，这三门火炮的炮手，则是红军在苏、德两边火炮教官的教导下培训出来的炮手。为了这一天，红军中的炮手已经准备了很久。在炮台建好火炮安上后，更是天天进行着反复机械而枯燥的操作训练。
此时，英国人的军舰距离洪湖炮台只有三千多米，夜间在长江上行船，英国人不敢进行灯火管制，加上对自己自信过度，塘鹅号上的灯光打得雪亮，成为江面上最好的活靶子。
“开炮！”
随着政委一声令下，四门107毫米的加农炮几乎不分先后的同时开火，塘鹅号舰身随之冒出两团巨大的火球，舰身周围同时溅起了一大片的水花。
直接命中塘鹅号的是俄国教官伊万操控的那门107毫米炮，斯大林派到中国的这位炮兵教官是俄军炮兵中的精英，首发就一炮命中目标，这一炮击中舰身中央，107毫米的榴弹硬生生地在舰身上炸出一个桌面大的破洞。其余的三门炮，操纵的红军炮手经验不足，三发炮弹只有一发命中。但这一炮，却不偏不斜地正中舰长室，将包括舰长在内的舰员全部一扫而空。
只是第一次齐射，塘鹅号就直接被重创摧毁了整个指挥系统。
第126章夺武汉（上）
在火力相当的情况下，战舰与炮台对射，从来都是战舰以悲剧收场，此次也不例外。
作为长江内河炮舰，塘鹅号的火力极弱，仅有首尾两门三英寸的舰炮外加一些机枪类轻武器。由于设计之初要求其能进入长江三峡上游行驶，船体吃深度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装甲厚度20毫米到30毫米之间，挡挡普通的轻步兵炮还可以，但面对107毫米的加农炮的直瞄射击，这点厚度就不够看了。
而这一回，和他对射的是四门107毫米的加农炮，虽然这是一战时的旧炮，但其口径优势明摆着在那里。即使使用的是榴弹，也不是塘鹅号这种“浅水纸皮”的战舰能够承受的。而此次苏联援共提供的107毫米加农炮，林汉索要时特别说明需要用来打内河炮舰，斯大林也特地配套了专用的炮弹。苏联前后总共朝苏区偷运了两个批次共八门107毫米加农炮，四门被安放在长江北岸洪湖段的炮台内，另外四门则被秘密运到南岸隐蔽布置。
连中两炮的塘鹅号上一片大乱，失去指挥系挥的舰上水兵还来不及从中炮的震惊中反应过来，十几秒后，第二轮炮击又至，这一回命中塘鹅号的有两发炮弹，一发打在吃水线以下的部分，炸开一个半米长的大口子，江水滚而入，并导致全船停电，灯火全灭。第二发炮弹命中舰体中前部，将几名水手掀入滚滚的江水中。
这时岸上的炮台停止了射击，挨了四发炮弹的塘鹅号匆忙地倒车，后退，黑暗中由于慌不择路，加上船体受重创吃水大增，最后竟搁浅在距离洪湖炮台约五公里远的长江浅滩上。
就在塘鹅号搁浅位置上游约两百公里的长江岳阳流段，长江边上上异常的热闹，三十几条机动拖船装满了红军将士，正准备启航顺流而下。
1934年的秋季攻势，湖南仅仅只是开始，夺取湖南，全歼何键部，只是为了彻底清除江西侧翼的“麻烦”。而红军这一年秋季攻势的战役目标，其实却是一个很庞大的计划。
1932年的秋季攻势结束后，红军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了一系列的和平协议，但谁都知道，这只是一份虚假的和平协议。不过协议签定后，双方虽然在福建小有冲突，桌面下的货币战争更是打得杀人不见血，但大至上还是保持着表面上的和平。
不过这份和平，也仅仅只能维持到1934年的九月。
1932年红军在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到兵力急剧扩张，甚至将南京国民政府都逼到十分危险的境地的时候，却主动地要求和谈，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需要时间消化新得的地盘，二却是自身的根基不稳，干部数量不足。
在江西的时候，林汉曾和李润石等红军干部讨论过中国历史上失败的农民起义，黄巢，李自成是被谈得最多的话题。这两人在天下几乎到手的一刻，却因为一场战役的失败，一夜之间就输个精光再难翻盘。一败而垮的原因很多，但其前期扩张太快，根基不稳，也是重要的因素。而李润石，这个系统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成功和失败经验的牛人，更在林汉到达苏区前，就写过一篇《反对流寇主义》的论文，他对此也是有很深的体会。
从1932年九月到1934年九月，这两年的时间里，红军上层最关注的事情，不是根据地里的小工业化建设，而是在根据地里开设了“红军大学”，忙着培养干部，提高基层干部的素质。
人，人才，从来都是最珍贵的资源。用了两年的时间费心地培养基层干部，又得到德共、苏共，加上林汉培养的归国留学生三方面人才的大量输血，苦练了两年的内功后，红军才决定在1934年九月发动全面攻势。
湖南仅仅只是第一个战役目标。
和胡南战役同时进行的，是江西战役。
早在八月上旬，红军就故意在江西进行声势浩大的兵力调动进行战略欺骗，装出一副要在江西打大战役的模样。
到了九月一日，江西红军全面出击，对南昌号发动攻击，兵临城下包围南昌号，至于赣州，早就一触而降。
南昌号守军此时有两万人，城护司令是著名的“铁壁”马司令，对于这位红军的“老朋友”，红军对其也十分地客气。南昌号城外实际只有一万多人的红军包围监视着南昌号守军。
余下的超过四万人的主力却在南昌号和九江之间扎下口袋阵，等候九江的援军过来。遗憾的是，江西的炮党大军此时早已心胆俱丧，愣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围城打援的方案最终失败了。
不过江西之战在八月份时的战略欺骗却取得了预想中的成功，那就是将长江上游的一部分炮党军吸引到九江来了。
南京国民政府其实早就想放弃形势越来越恶劣的江西省，尤其是同样深陷“匪区”的南昌号。而九江由于紧挨长江，作为钉入江西的钉子反而比南昌号更受重视。
为了保住九江，南京国民政府从武汉调了三个师增援九江，其后果却是导至武汉守军只剩两个师不到两万人。
江西只是佯攻，湖南不过是把早就含在嘴里的肉吞下去，而湖北的省府武汉，才是红军此战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目标。
1934年的武汉，可以说是中国内陆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汉阳的钢铁厂，还有汉阳兵工厂，都是红军期待许久的目标。
这两年来红军虽然得到了林汉的大量援助，建立起了自己的小工业基地，能生产少量的钢铁，自产迫击炮弹，复装子弹，但是受制于外部封锁，交通不便，工厂选址不佳等诸多因素，红军的军工体系其实规模都不大。
注：要建立一整套完整军工体系，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光是建一个钢铁厂，要求都甚多，选厂位置得交通便利，附近最好要有铁矿同时也要有煤矿，同时还要需要大量培训合格的产业工人，要有足够时间的技术沉淀积累。
在红军的九月战略方针中，拿下岳阳后，立刻就要横渡长江，向东出击，奇袭武汉，尤其是要拿下汉阳的兵工厂和制铁厂。
在这个敏感的当头，英国战舰突然逆流而上要到岳阳去（护侨）就成了最大的变数。岳阳码头的船队是奇袭汉阳的奇兵，在这关键的时刻，怎么可能容忍够英国人出现搅屎，为这个计划增加变数？
第127章奇袭武汉（下）
“中国的革命形势，一旦象大革命时代般，再次出现蓬勃发展的高氵朝趋势时，必然遭受英、日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甚至是直接出场镇压。”
在基尔会议上，红军代表任培国的讲话，也代表了江西红军的观点。
过去的两年里，红军明明可以趁大胜之机痛打落水狗，将战火烧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箐华区域江苏、浙江等长江下游省份，却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重心放在了福建和湖南，就是为了避免刺激到英国以及和英国勾结在一起的日本。
现在是1934年，并不是1946年经历了二战的长期放血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人心厌战，殖民体系崩溃的时代。所以红军在夺取了福建出海口后就装出“心满意足”的姿态搞起了“和谈”，实质上却是为了争取和平建设的时间以苦练“内功”，大搞军事练兵，干部培养和农村根据地建设。
这个时代的中国问题，最复杂的一点就是他已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国际性问题。
日本，这个对中国一直野心勃勃的国家，才是穿越者林汉和知道了历史的红军最头痛的敌人。
林汉和红军谈起自己穿越那个时空的历史，对比一下这个被他篡改的历史，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却是这个时空的中国“中央政权”的权威性比原来那个时空差了很多。
历史上，炮党首脑常凯申，借着红军长征追击“剿匪”之机，一路上扫荡各路军阀，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湖南，四川，贵州，甚至是陕西。沿途被他顺手吞并的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也有好几个。
不管常凯申这人在军事上的能力是多么地糟糕，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到1937年抗战暴发时，他领导的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内已有了不低的威望。也称得上是一个“强力的中央”。
面对外虏异族入侵时的中国，如果缺少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那是相当危险甚至可能演变成悲剧的。
五胡乱中华时的中国，就是因为前期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央政权威望实力大减，最终酿成那持续数百年的惨剧。
满清入关，南明小朝廷倾刻之间覆灭于只有二十余万人的满清，缺少一个强力的中央政权也是重要原因。
而这个时代，中国面临的外敌是比五胡和满清都凶残百倍的日本帝国主义。
历史上，为什么西安事变时要放常凯申回南京？
因为此人再不堪，至少他还是可以压得各路军阀硬着头皮去抗战的人。军阀中，是有象刘湘，傅作义这样奋勇抗战的爱国将领，但张学良，韩复渠、石友三这类望敌而逃，望敌而降之辈同样也是大把存在。没有一个强力的中央压制未来的抗战，各路军阀中的“带路党”会更多。
可是在这个位面，常凯申早早地在1931年就被林汉一枪打死，直接嗝屁。取代他上位的何应钦和宋子文，却是一蟹不如一蟹。在剿共前线上的连续惨败，更导致南京国民政府的威望一年不如一年，到1934年时，其“政令不出五省”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事。
即使现在宋委员长刮地三尺兼砸锅卖铁地在拼命进口军火，大练兵大征兵，除非他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能取得重大的胜利，否则他这个“中央”的政令，谁会鸟他？但这可能吗？
林汉在苏区之行时，和红军高层反复地推演未来爆发的抗日战争的抗战局面后，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让已知的未来历史滚一边去，这个位面的抗战历史，该由我们红军自己来编！”
“建立以红军为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想法也成了后来红军战略发展的主导思想。既然认定这个被严重削弱的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扛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大旗了，那个这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就由我们红军来扛。
要达成这一目标，红军根据地不能发展太慢，不能过度地只顾待在家中“种田搞建设”，还是要对外发展，“打出去，扩张地盘”。只是这个节奏要把握得好，不能扩张过快造成根基不稳，同样也不能扩张太慢错过时机。
在这过程中，现在的所谓南京国民政府，就被红军列为了第一打击目标——既然你们这么废材，根本不可能扛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大旗，那么就别占着全国最箐华的地盘不拉屎了，腾出你们脚下来的地盘来！
早在1933年，红军就开始为夺取武汉三镇做布局准备。
大批的地下党开始进入武汉，开始在基层中“做工作”。码头，工厂等要害部门，很快也有党组织的人员进行了渗透。
而红军在八月份佯攻南昌号，威胁九江的军事行动，战略目标之一也正是为了调动武汉的守军来援。江、浙两省是宋子文的命根子，守军不会轻动，红军在九江有所行动，他要调兵支援最有可能的地方也就是相对九江上游的武汉地区。
另一个让红军忌讳的对手就是在长江航道横行霸道的外国军舰，尤其是英国军舰。位于汉阳的英国长江舰队的一举一动，很早就在红军的监视之下。当塘鹅号从汉阳启航出发逆流而上时，江西的红军首脑就通过无线电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条情报。位于洪湖炮台的红军政委下令开炮，并不是取决他个人的战场决断，而是早上来自江西总部的指令。而李华梅这个拥有小范围感知能力的非人类，更在得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乘船从岳阳赶到了洪湖炮台以确保在夜间的炮战中万无一失。
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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