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则转交给助手进行，她则继续去救治下一个的病人。
这手术一做就是十个小时，不光是汉阳被俘的伤兵，在汉口被轰炸炸伤的伤兵也在下午时送到医院里救治。
替一名汉阳战斗中腿上受伤的被俘伤兵取出弹头时，那位士兵一边对李华梅表示感激，一边心有余悸对她道：“你们红军用的是什么枪，威力好吓人，我们连长中了一枪，腰部以下都被打碎了。”
汉娜答他道：“那是可以用来打坦克的枪，如果用来打人的话，除非打中手脚，否则其他地方中枪都是没救的。”
被俘伤员后怕地道：“那是什么枪啊，好可怕……”
李华梅神色不变地答他道：“这种枪本来应当是用来杀日本人的，用于内战，中国人杀中国人，我也很不喜欢。”
士兵替她辩护道：“别这么说，李医生，我知道你是好人……”
李华梅回答他道：“当你放下枪投降，你在我眼里是中国人，是必须救治的同胞。但如果你拿着枪站在敌人那边时，我用这样的枪打碎你，也不会犹豫半分。”
士兵愣了数秒后，嘿嘿地笑起来。
“李医生，你一定是在对我开玩笑吧，我知道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的。象你这样美丽的医生，怎么会是枪手呢，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的。”
李华梅没有理他，继续给下一个伤员做手术。
在李华梅看来，先前在战场上用反坦克狙击枪杀人，那是为了更快摧毁敌人的斗志，更早地结束战斗，减少红军战士的伤亡——甚至也可以减少敌人的伤亡，让他们因为恐惧更早地放弃抵抗投降。
李华梅计算过，她在战场高效地杀一个小时的人，比待在后方医院里救一小时的人，更能拯救生命。战后用心的救治敌人的被俘伤员，那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化敌为友。
这就是她杀人和救人的逻辑。
红军夺取长沙之战时，针对岳麓山的攻坚战，当时李华梅就隐身暗处，率领红军组建的神枪队进行大规模地狙击做战，一个小时里狙杀了一个团长，两个营长和一堆的连排长，被狙杀的机枪手更是不计其数。
在遭遇了不断地狙击后，岳麓山守军官兵吓得把头缩在沙袋下不敢出头，但李华梅仗着手中的反坦克狙击枪穿透力强，瞄准掩体打，硬生生地打穿掩体毙杀了不少躲在沙袋下的敌人。在红军进行大规模炮击岳麓山之前，守军的斗志就已经崩溃得七七八八，所以针对岳麓山的战斗，红军只是一阵炮击过后，守军就士气尽丧自动举起了白旗。
战场上追求最高效率地杀人而不伤人，医院里追求同样高效率地救人。杀人无情的战场杀手和治病救人的医生，过度“纯粹”的李华梅将这两个角色分得很清也“扮演”得很好。
无论汉娜还是喀秋莎或者李华梅，她们都不是真正的人，更不是人格完整的人，都有自己的缺陷。
去年林汉回国，在上海“生”下李华梅后，李华梅只要有时间，就一直在努力地学习。林汉和汉娜，无论学习什么知识，只要看一遍就会记住并很快吸收，而李华梅和喀秋莎在这方面就差了很多。虽然她们的记忆力比凡人出色，但远没象林汉与汉娜般妖孽。她可以靠和林汉身体共享的方式记住不少东西，但这种海绵吸水般硬灌进去的知识，她如果不能象常人般地去努力复习和理解，很快就会象凡人一般地忘记大部分。所以要学东西，她必须努力地去“学习”和“复习”。
诞生之后，李华梅一直在学习的技能有三，一是演技，二是杀人技巧，三是救人手段。
1933年五月，林汉被汉娜紧急叫回德国后，他在中国的一切事务就全权交给了李华梅去处理。
待在北京的李华梅跟着德国导演，拍摄了反映长城抗战的电影《血肉长城》，她本人出任第一女主角。这一部抗战片没有使用任何专业演员，除了她以外，全部都是由参加过长城抗战的士兵和平民进行的本色演出。
两个月后，该片杀青，德国人进行剪辑处理后，十月份就在全国上映，并很快引发轰动，李华梅也借此一片成名，成为全国知名抗战女青年的代表。
而《血肉长城》在全国城市轮番播映的时候，李华梅却瞒着林汉，偷偷地加入了中共，并在一年后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
这期间她去了一趟江西，和红军领导李润石见了一面，一番长谈，在苏区待了几天后她回到上海继续主持德国方面和苏区的联系工作。除了学习和处理各类堆积如山的事务外，只要有时间，李华梅都会在上海洋人的医院里帮忙做手术提升自己的医疗技能。
她的学习能力虽然远不如林汉和汉娜，但比起普通人类来还是太强大了。在医院里实习了不到半个月就可以单独主持手术。在上海时，她只要有空就尽可能多地做手术，为病人做手术，也为穷人做手术，不但不收费还经常倒贴钱资助病人。
由于她医术高且“心地善良”，半年下来在上海医学界赚下巨大的名声。加上本人在《血肉长城》的电影一片成名，在医学界和民间威望极高，二者两两叠加更为她挣得不少信仰之力。
在上海期间，李华梅不停地救人，但同样也没有少杀人。上海滩有名的地痞流氓恶霸，和日本人勾结的汉奸份子，被她视为危害中华民族的“罪人”，也被她杀了上百名之多。白天她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夜里则是勾魂夺命的魔女。
通过治病，她练出了娴熟的救人医术，通过除奸，她成了可怕的“杀人专家”。
……
九月六号这一天，汉阳、汉口轻易地落入红军之手。
夺取汉阳汉口后，两地的红军装作兵力不足的模样暂时按兵不动，同时故意大修工事，摆出一副死守等待洪湖方面援军跟进的姿态。夺取汉阳汉口两地的红军，陆路的突击队加上水路的，总兵力加起来也不过五千余人，但可怕的是他们已拥有了强大的空军。
武汉是一座被长江隔开的城市。武汉三镇，汉阳汉口位于长江北岸，武昌则在长江南岸。1932年九月第四次围剿战役的惨败，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是伤筋动骨的惨痛损失。江西红军和湖南红军就此联成一线，从武昌到九江段，整个长江航道的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为了长江航道的安全，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在武昌、咸宁、鄂州、黄石、九江这一线布置重兵。到1934年九月时，总计共有十三个师，十万人被布置在长江以南的湖北南部，江西北部的这块沿江的狭长地带。
1934年红军的秋季攻势，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力挥师东进，以歼灭何键部为第一目标。第二阶段则是奇袭汉阳、汉口这座长江以北的重镇，切断长江以南的湖北、江西地区炮党军北撤的退路。而第三阶段，就是以歼灭武昌到九江这一线的十万敌军为战役目标。
早在九月三日拿下长沙，九月四日逼降常德的守军后，湖南的二十五万红军中，十八万主力就偷偷地东进，准备从西包围武昌的守军。真正围攻岳阳的主力只有四万人，其余的两万人，红军虚张声势地摆出十万大军横扫湖南全境的架势以作战略欺骗。
按计划，红军本不想过早地打下岳阳，原本只想在岳阳城虚张声势多拖几天，以便让东部十万敌军产生战略误判，延误撤退逃走的时机。却未曾想到岳阳的守军居然不战而降，整个战略差点因此而流产。
幸运的是，红军“高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应速度和前线将领的战役敏感性。负责武昌这一线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指挥官是顾祝同，在另一个时空被后人称为“连草包都不如”的草包司令官。
九月三日，得知长沙三日失守时，他虽然有些惊惶，却自认为自己背靠长江，有路可退，可攻可守可逃，并不是太在意面前的危机。他在长江以南的湖北数市还拥有六个师近五万人的兵力。前期调走增援九江的三个师部队全是长江以北驻守汉阳、汉口的守军。在顾祝同看来，哪怕是他在长江以南的部队作战不利，自己还有汉阳汉口这条后路可退。
结果他的六个师近五万人的兵力，就在武昌、咸宁、黄石这三个地区，“不攻、不守、不走”，白白“静坐”浪费了两天的时间，理由是等候“南京方面”的指示。
谁知道九月六号这一天，红军利用汉阳守军主力调走的空当，奇袭汉阳成功，一天之内攻下汉阳汉口，一举切断了他北撤的退路。
而九月六号清早，他布置在咸宁的守军更传来令其震惊万分的消息：咸宁方向出现大批赤匪，总兵力在十万以上。如今咸宁正被围攻，急请支援。
他在九月六日清晨听到汉阳汉口方向传来的枪炮声时才意识到不妙，派去长江北岸侦察的人更回报汉阳方向出现大批来历不明的武装拖船。
顾祝同司令长官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后路被断，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于当日十点收罗船只，组织了两个团的军队想要抢渡长江支援汉阳汉口方向。
只是在他十点钟调兵遣将的时候，汉阳这边的战斗早已停止了一个小时，汉口的守军更是在轰炸中直接崩溃。待顾祝同的援军渡过长江时，时间已是十一点半。红军这时早就占领了汉阳、汉口，设好伏击圈好整以瑕地等候享受他主动送上门的两个团的大餐。
当这两个团千辛万苦地划过长江，好不容易在渡口登陆上岸，渡船正要回头驶回南岸时，头上几发信号弹划破天际。埋伏在附近的红军机枪、迫击炮一阵齐轰，几分钟就粉碎了援军的斗志。几乎没做什么抵抗，两团人马就举手缴械集体投降了。至于南撤的渡船，也在半路上被红军的武装货船拦截俘虏，红军以个位数的士兵受伤的代价就全歼了这两个团。
其实当天上午红军早就控制了汉阳机场，完全可以出动空军将这两个团直接炸沉在长江里。只是红军指挥官一来珍惜这两个团手中的装备，二也不愿意有太多的中国人死于这种无谓的内战中，所以选择了渡口伏击这种相对温和的歼灭方式。
长江航道本是炮党调兵遣将的水上铁路，但今天却变成了阻碍他们逃生的天堑。
夺取了汉阳机场，得到了四十一架飞机后，红军更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武汉到九江段长江航道的制空权，有了制空权，也就等于有了“制江权”。顾祝同五万大军，其长江航道上的退路已被切断。至于其东退九江的陆上通道，这时早已被配合湖南红军做战的江西红军切断。
九月六日，东进的十八万红军根本没有理会困守咸宁正瑟瑟发抖的万余守军，仅留下两万人围监视，余下的继续前进，于九月八日占领武昌，同时完成了对鄂州、黄石的分割包围。
在这过程中，顾祝同又出昏招。他如果在得到红军东进的情报当天，马上放弃武昌，鄂州，全军东进和黄石的守军会合，然后向东努力地突围到九江与守在那儿刘峙的部队会师，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结果他竟愚蠢地再次地调动船只渡江妄想夺回汉阳汉口，结果这种象送菜一样的做法愣是又送给了北岸红军一个团的俘虏。
顾祝同在犯蠢的时候，北岸的红军已经偷偷地亮出“利齿”。汉阳机场的空军在早上出动缴获的两架容克运输机，用纸片“轰炸”了黄石、鄂州两地的码头，洒下大量的传单，通知他们汉阳空军已经“起义”，两个小时后，红军将轰炸这两地的船只和码头，当地船户和码头附近的住户请离开避难。
此举引发当地守军一片混乱，两个小时后红军轰炸机果然依期而至，将两地浮在水面上的船只炸个精光。至于武昌，红军所以没有轰炸，那是因为顾祝同这时已经找不出船来了。
背靠长江，自以为有退路的顾祝同，这时才惊恐的发现，他手下的五万大军这时已是瓮中之鳖，无处可逃。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顾祝同此时方才想到要从陆上撤退，但是整个撤退的过程拖拉至极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镇守武昌两年，顾祝同及其部下在武昌刮地皮挣了不少钱财，撤出武昌时，家中的坛坛罐罐这也舍不得，那也放不下。他晚上六点下令撤退，手下一个半师撤离武昌，愣是拖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还没有走完。结果这一个半师于九月七号傍晚，在离鄂州还有十公里远的地方，以拉成一字数公里长的长蛇阵的行军状态，被东进的红军拦住。
这是一场遭遇战，急进中的红军同样也是处于行军状态，但是一方拥有数量的绝对优势，更是连打胜仗后，士气如虹，另一方却是仓皇逃窜，二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一触之下，顾祝同手下的这一半师直接当场崩溃，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被红军轻松击溃。唯一的问题是，由于战斗是在野战中进行，这个崩溃的一个半师散得到处都是，事后红军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象抓猪一般地将大部分溃兵抓回，总算没有再闹出一万多人比一万多头猪好抓的笑话。
至于顾祝同本人，在溃败中趁着夜色逃到长江边，遇到了当地的一户渔户，他用腰间绑的金条贿赂了渔民之后，于天明之时，乘着渔船渡过长江，仅以身免。
此战过后，出了无数昏招的顾祝同被红军称为草包司令，而南京方面有尖酸者编了一个笑话嘲笑仅以身免的光杆司令顾祝同。
问：“南京政府的十万大军在长江以南被江水所阻，几乎全军覆没，为什么顾祝同司令官能轻松游过长江逃掉呢？”
答：“因为顾祝同司令是那十万大军中最大的草包！”
总司令一去，余下的鄂州和黄石，很快也是红军的囊中之物。到九月十日，武昌、鄂州、黄石、咸宁四地先后落入红军之手，而在同一天，南昌守军，号称“铁壁马崑”的马司令，宣布“起义”，全军一枪不发地向红军投降。
红军的秋季攻势才进行了十天，南京国民政府就丢掉了整个湖南，小半个湖北，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的势力几乎被一扫而空，唯一保住的九江市，现在也不过是围棋中的死眼，随时都会被蜂拥而来的数十万红军淹没。
第130章九江战役
1934年九月十日这一天，随着黄石守军的投降和南昌号守军的“起义”，南京国民政府在江西省控制的地盘，现在只剩下九江周边顺长江而下的一小片区域。长江以南距离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