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所感悟的曾国藩立刻把曾国荃招来问道：“李富贵要平定西北，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呢？”
曾国荃沉思良久突然醒悟道：“大哥你这是要支开我？”
曾国藩点了点头，“其实你治军的本事在治政之上，湖南现在这个样子很不好管，不要说你，就是我也只是勉励支撑，这个巡抚有什么好，你以为派了人上街把那些标语撕了我就不知道他们写东西骂我是卖国贼了吗？”
“可是我们曾家…”
“我跟你说了做少遍了，曾家的将来不是靠我们把这个巡抚抱在怀里不放，现在天下大乱我们只是替国家看住湖南而已，难道你真的想把湖南据为己有？曾家的将来还是要靠我们曾家的人一代一代去争取，但是国器决不是我们所能觊觎的。你在湖南做到藩台已经是到头了，要想继续博取更大的功名或者去北京或者去南京，你自己选一个吧。”曾国藩说的斩钉截铁，再没有回环的余地。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除了去南京还能去哪？”曾国荃赌气的说道。
“你去南京也不委屈你，左季高都心甘情愿的臣服于李富贵，你又有什么不满意的。”
“左季高当然可以，他又没有失去什么，我可是空着身子出门，这些年做的事基本上都是白费，就顶了一个藩台的帽子，到时候恐怕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曾国藩摇了摇头，“你这就是在说气话了，你和李富贵的关系一向不错，再说他的手迟早要伸到湖南来，所以你对他是非常有用的，他不会不重用你的。”
“我觉得他似乎对湖南并无什么野心。”
“所以说你糊涂啊，他那么大的力量怎么可能满足于现在这个位子，李富贵的行动很难猜，不过我多年观察还是瞧出了一点端倪，李富贵应该是想等到天下归心的时候才一统华夏，在此之前他如果要吞并某个地方总是会等到瓜熟蒂落才动手，这次非要组建什么联军恐怕就是为了把湖北收去。”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以他的武力一统天下并不难。”
“谁知道，可能他觉得自己比我们都年轻，所以慢一点没关系吧。”
“大哥，你对李富贵的看法变了。”曾国荃也明白曾国藩的苦衷，他只是不甘心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仅仅因为避嫌而付之东流，现在看来到南京去发展的确要比留在湖南更现实一些。
“就像左季高说得那样：非常之时有非常之人，从三皇五帝开始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非常，出他这么一个怪物也算是天意吧。”曾国藩这段时间总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抵抗那个强大的邻居了，这也是他为曾家选择了一条依附李富贵路线的原因，虽然从感情上说他仍然希望朝廷能够振作，但是如果要他为此赌上一家老小的性命却做不到。
曾国荃又一次投笔从戎李富贵当然是举双手欢迎，他将其视为湖南的臣服，不过在湖南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曾国荃带走了一部分湘军准备接受李富贵的整编，曾国藩认为如果富贵军中有一定的湖南人将来李富贵就不可能对湖南有什么辣手，曾国荃虽然觉得这是他大哥在杞人忧天，不过让湖南人去参加富贵军他还是很赞成的。这个举动在湖南激起了很大的争论，新派喊出了“支持镇南王，保卫大西北”的口号，而旧派则攻击西北战争是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还把汉武帝搬出来狠批了一通。因为这个时候曾国藩已经失去了中立的立场，所以在这次新旧两派的冲突中他的缓冲作用大大降低，结果冲突开始变得难以收拾，在衡阳甚至发生了械斗。曾国藩对此已是疲于应付，他本来打算这次事情结束之后就把位子让出来，不过两党斗争的新变化又一次让他不敢轻易的放手。
第一百五十五章 驱除鞑虏
湖南的新旧两党到了一八七零年已经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不管两党成员们自己的心里实际现想法是怎么样的只要是一方支持另一方则必然反对，在衡阳械斗被平息之后新党终于在这场黑白斗争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就是针对旧党手中的王牌——北京的皇权进行攻击。在此之前当旧党强调李富贵无父无君的时候新党总是拿他为朝廷立下的汗马功劳来驳斥，现在终于有人挺胸站了出来断喝一声：“我们为什么要忠于北京的那些鞑子？”
这一声断喝让整个湖南为之震动，实际上这种观点很多人心里都有，在朝廷对舆论的控制基本丧失以后对满清统治进行反思的行为一直在很多士人当中悄悄地进行，关于当年满人入关进行大屠杀的小册子也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在两江这种书已经可以用合法刊物的面目出现了。在湖南虽然已经有些人认为是重新找回汉族正溯的时候了，但是在公开场合大声宣扬这种观点仍然是不可想象的。
这一声断喝造成了短时间的沉寂，然后一场更大的风暴突然降临，西北的战事已经完全被人们丢到了一边，关于满清政权合法性的争论铺天盖地而来。曾国藩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犹豫，因为在此前他已经被新党接纳，旧党视其为眼中钉，所以他也就不再继续摆出那样以前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中立姿态，而是更倾向于新党，结果当新党突然对北京发出质疑的时候他也一下子懵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样一个犹豫使得大论战在湖南拉开，这个时候曾国藩再想让事情迅速的平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在很多地方已经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原因是很多湘军也牵扯到了这场争吵中来，他们当中同样也分成了两派，这些人的加入使得局势更为混乱，而且地方官的权威也在这些枪杆子面前荡然无存。
这场骚乱立刻引起了整个国家的注意，对予满清法统的质疑竟然首先在湖南爆发让大家都感到很吃惊，因为在当时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一种湖南人保守的偏见，所以这次表现出的革命性让人大跌眼镜。清廷自然是极为震怒，慈禧先是下旨要拿问曾国藩，这件事当然被李富贵挡了下来，左宗棠也以头上的顶戴来为曾国藩担保，最后南方各省的督抚陆陆续续的跟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倒不完全是对曾国藩讲义气，而是在半独立之后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这些人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督抚废立的权力又重新被北京执掌。
慈禧这次的伸手抓权就这样遭受了挫折，可是湖南的事情并没有完，虽然南方的督抚都不同意因为此事降罪曾国藩，可是这场骚乱却不能这样放任不管。在这些人的心中对满清法统多少也有一些疑惑，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还无法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因此对他们来说尽快平息湖南的骚乱，把这场法统之争搁置起来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对此李富贵倒是不慌不忙，同时他把接待曾国荃的规格向上提了一级，一直到大家纷纷来信、发报要求镇南王速速平息湖南的骚乱李富贵这才慢吞吞的展开了行动，本来组建起来对付侵略者阿古柏的联军一下子调头把枪口指向了湖南的革命群众。在李富贵、李鸿章和左宗棠合力压制了下去，争议被暂时搁置，表面上做到了不偏不倚，曾国藩向朝廷请辞为此事承担了全部责任，同时表刘长佑继任湖南巡抚。满清政府对此事极为震怒，但是偏偏没有什么办法，毕竟它不可能在湖南搞什么大狱，而且南方几路诸侯已经很清楚地表示此事最好的解决放法就是到此为止、不宜深究，慈禧也只能干瞪眼，同时心里暗暗咒骂奕欣养虎为患。
这次的处理方式是两边都不追究，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公平，可是实际上谁都不会这么想，因为事实是新党这边口出狂言、大逆不道，旧党是为了维护朝廷挺身而出，结果双方打了起来，还互有死伤，所以谁都能看出这种两不追究的处理是在包庇新党，以此次事件为开端攻击满清的言论在南方合法化了，在有些地方后来更演变成为驱逐清廷派遣官员的行动，当然这种驱逐并不是使用武力，而是通过不合作的态度把地方官挤走，省籍回避制度造已经名存实亡，民众更愿意接受本地人做他们的父母官。这次大辩论的许多精彩语句都被汇集成了小册子在市面上流传，由于后来的反清行动往往都从这次湖南骚乱中寻求理论支持，所以历史上也将次定义为近代中华民族反抗满清统治开端。
李富贵对于这种变化当然十分支持，实际上随着言论的放开和中国在海外取得的战绩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放眼看世界在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已经越来越快，人们突然发现骑在他们头上的满人实际上毫无力量，而他们每年要消耗的钱粮却又是那样的巨大，如果不是李富贵实在让人不放心或许早就有大规模劝进的事情了。人们多少还是有些害怕李富贵在赶走满人之后又把洋人给当作特权阶级供起来，毕竟仅凭一场菲律宾战争还不能完全洗脱李富贵二鬼子的味道，更何况在这场战争之后李富贵仍然和其他洋鬼子抱得很紧。
李富贵对目前民众觉醒的速度还算满意，实际上湖南能够在这个年代就喊出“驱除鞑虏”的口号让他十分的吃惊，他觉得或许在西北战事结束之后就可以真正的对付清廷了。这次联军在湖南的行动对李富贵来说是一次意外的收获，由于有曾国荃、左宗棠的帮助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真正的抵抗，除了一开始的镇压用了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外后面基本上都是很轻松的就控制了局面，想来争吵的双方应该也意识到自己在气头上过于冲动了。现在李富贵已经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组建联军的行动最终成为了一次几大诸侯之间全面的合作，这种合作将涵盖军事、经济和政治。实际上湖南经此一役旧党的气焰消下去很多，毕竟他们的对手光天化日之下大骂爱新觉罗家族竟然一点事都没有，这可不是普通的强悍，李富贵也决心趁着这次机会把湖南的革命运动再向前推一步，而自己在南方的那位本家逍遥的日子也该过的差不多了，以李鸿章的个性如果不给他一些压力他肯定会一直这样把墙骑下去。
对于这次整合李富贵还有另外一套手段来保证，经历了议会的反噬两江的商人们也在反思自己的种种经营手段，也正是这个时候‘经济学家’这个词出现在中文里，高速的经济发展的确让人炫目，但是人们也开始想弄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毕竟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代，很多人回首望去就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高速的发展已经不能用中兴或者大战后的恢复来解释了，所以有一些聪明有为之士开始踏入到这个领域当中。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被首次翻译成中文，在这个问题上李富贵建议他们多读一读革命导师的作品，因为他觉得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这个方面的确做到了前无古人，读懂了他的书应该能够更容易领悟资本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李富贵也把经济危机这个难题放在了这些经济学家的面前，到目前为止两江因为还处于上升期的关系还没有遭受过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是这不代表以后不会有。西方人处理经济危机的方法让中国的经济学家感到不可理喻，他们当然无法理解竟然有人通过捣毁炼钢炉和把牛奶倒入大海的方法来解决生产过剩，毕竟对于中国人来说过剩这个词实在是太陌生了。
这个问题同样也被带到商人当中，现在很多两江的商人把洋商的风格视为榜样，李富贵就是希望他们通过对西方的经济危机的了解来认识到自己这种经营方式的不足，让他们明白商业不是掠夺，真正的商业应当产生一个共同富裕的结果。这种做法多少有些成效，实际上很多商人已经在考虑把自己在外面赚到的钱留下一部分在当地投资以保持地方的购买力。这种意向对李富贵来说是一张很有用的牌，因为经过多年的商业熏陶之后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地方官员已经认识到外人到本地来投资是一项对自己极为有利的事情，以前那种认为外人投资就是要把本地的钱赚走的想法逐渐地被人们淘汰。而李富贵对于这些投资的指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毕竟这些投资的最后保障是他，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有其政治上的保障，李富贵就是这个保障，即便在两江以外也同样如此，所以如果他表示商人在湖北的投资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那就意味着李富贵将对湖北出现的任何违反商业原则的事情做出反应。这种保证对于那些中小商人尤其有效，毕竟他们无法向各个行业内的那几位大王一样随时向政府施加压力，对他们来说影响政策仍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是，所以追随政策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现在李富贵就打算借助这种力量，很快长江中下游平原将在经济上连为一体，这对其他地方的人来说或许会有一些启发。
直到普法战争爆发的前夕兰州的铁路才算修通，联军的司令部移师兰州，这个机构相当的奇特，作为一支军队的司令部他竟然拥有两套政府班子，同时左宗棠和曾国荃还拥有两套影子政府，兰州突然之间成为了整个中国通讯最繁忙的地方，每天从这里拍向全国各地的电报成百上千。
在联军司令部移师兰州的一个月前李富贵和石达开终于开始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一次会面，后来据韦昌辉回忆这次的见面非常的平淡。李富贵让韦昌辉出席这样的场合是希望能够消除石达开的戒心，不过韦昌辉却认为这是李富贵在利用他北王的身份给石达开造成一种心理暗示，使得石达开不知不觉中接受两人之间级别上的差距。李秀成和韦昌辉一起担任了中间人的角色，他倒是打心里希望这两位能够通过这次会面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
石达开的广西官话让李富贵很不适应，这就如同突然碰上关羽发现这位二哥操着一口山西腔一样，这让石达开在李富贵心中的最后一抹光辉也消失了，所以谈话中他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石达开在这次会面中的表现多少有些拘谨，他更愿意借助这样的机会观察李富贵，而不是自己在那里侃侃而谈。可是李富贵谈话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少，这也让他感到一些失望。
李秀成看到有些冷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