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着，我读完了这个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阳光明媚的南欧的乡村，在双亲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岁，后来被父亲送到别处去当学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亲接回家受母亲的看护。他的病好了不久，母亲却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使她发生剧烈的痉挛，因此他不得不时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过往的行人另走一条街，不要惊动他的母亲。母亲的病愈来愈重，父亲同亲戚都不敢挨近她，只有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终日守在病榻旁边尽力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两个月不曾脱衣服安静地睡过一夜。然而“科学没有用，爱也没有用”，她的母亲病了三个月，终于死在他的怀里。他亲手把她放进棺材，埋葬了她。他不能够在故乡住下去了。他决定到那个所谓“希望之国”的美国去。临行时他的父亲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他的妹妹痛哭。邻居们都来看他。每个人都送来了一些希望的话，一些祝福，一串泪珠。他们成群地跟着他走了很远的路。到了美国，他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地上了岸，带着几件破衣服，身边只有很少的钱。他后来在一家大饭店里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个地狱似的厨房里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几乎赶不上狗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可怕。“一扇窗也没有，终日点着电灯。……在洗碟子、锅、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成了大的水点，挟带着灰尘和脏东西慢慢地落到人的头上。在工作的时间里，厨房真热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汤剩菜都倒在桶里，一桶一桶地堆在厨房旁边，时时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
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阴沟。污水常常满溢而倒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厨房的中央有一根排水管，到晚上管子就会给堵塞住了，油水愈积愈高，人只得在油腻的水中走来走去。“他害怕会得肺病，在那里做了八个月以后就离开了。他四处漂游，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做了一个鱼贩子。
他的故事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最后他又告诉我们他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以后又去探求知识。许多个晚上他伏在案头读书，在颤抖的煤气灯光下一直读到天明。他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常常跟着书中人一起流泪。天一亮他就合上书，把头靠在枕上。并没有多久，工厂中的放汽声响了起来，他便拖着疲倦的身子到工厂或者矿里去。
这样他竟然变成了“全世界最优美的精神”，像小说《波士顿》的作者所描写的。他在那本小书里用了四页的篇幅写出他的精神生活与信仰：我心里生长了爱的萌芽，我怀着人类爱的观念……我在众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用我的诚实的汗挣来我的面包。我的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极其清白的。
伟大的心灵常常来自人民中间。
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捕了。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同一个朋友一起被捕。别人说他们是杀人的强盗，说他们在大街上抢劫别人的钱。法庭判决了他们的死刑，有如下的理由：他们有“犯罪的意识”；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掠夺制度；他们在欧战时期不肯到法国去替美国资本家打仗，却逃到墨西哥去；他们是下贱的外国人。第一次请求再审，被驳回了，……一连被驳七次，所有新的证据都一律抹煞了。被告律师最后根据真正凶手的自白，作第八次的请求，也没有用。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罚”折磨了六年之后，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决定——七月十日，电椅。
然而反抗的呼声起来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从世界各地伸出了援救的手，发出要求“宽吮或者要求”正义“的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我每次翻读那本鱼贩子的自传，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囚室里的景象，一个中年人的朴实的脸，浓浓的眉，安静的眼光，浓密的须髭，接着又是一双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这双肥大的手消失了以后，我的眼前又换了数不清的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这无数的手一齐挥动，成了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
街上到处贴着大张的广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这个大题目下印了什么“演讲会”、“援救会”、“抗议会”的宣言和会议程序。这些广告上常常有全世界景仰的学者的名字。在咖啡店的柜台前或者公园的门口，我常常听见人们激动地谈起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的名字。在报纸上我看见许多人为他们募集了捐款。
于是我不再在卢骚的铜像前哀诉了。我不再是失了向导的盲人了。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向导。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意大利的鱼贩子在我的眼前变成了比“日内瓦公民”还要伟大的巨人。“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于大学里、学院里、书斋中、研究室里了。他是在金圆国家的一个监狱内，一个刑事犯的囚室内。
于是我怀着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朝圣地的进香客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寞冷静的屋子里，用大张的信纸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信发出了，恐惧又来压迫我了。我害怕我的信不会达到德丹监狱，我害怕金圆国家的人真会把他们烧死，虽然在全世界中有许多万许多万人要救他们的性命。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报上我常常读到女人和儿童写的动人的信。整个“不日之城”都因为这两个人的生命骚动起来了。同时那个鱼贩子又不断地从监狱里写信到世界各处，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献，里面充满了生活的恐怖与美丽，每个人读了都要流泪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的恐惧也增加了。我的眼前时常现出电椅的可怕的形象。这其间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得到了从波士顿寄来的邮件，除了一包书外，还有一封英文长信，一共是四张大的信笺，而且是两面写的。我看见颤抖似的笔迹和奇怪的拼字法与文法，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热烈地读着这封信，声音和手都抖得厉害，我每读几行就要停顿一下，因为有什么东西堵塞了我的咽喉。
他的信是以感谢的句子开始的。他感谢我的同情和信任，他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又说：“你必须再生活若干惨痛的岁月，才可以懂得你给了垂死的老巴尔托以何等的快乐和安慰。”接着他又用诚恳的话来安慰我，劝勉我，叫我“要快乐起来，不要灰心”。于是他用他的有力的论证跟我谈起现在社会制度的弊病和未来的革新，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他又跟我谈起但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跟我谈话像父亲对儿子，哥哥对兄弟。他说他应该使我明白这一切，以后我才会有勇气来面对生活的斗争，不致感到幻灭。他叫我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帮助人。最后他还以兄弟般的快乐的心情拥抱我。
四页信笺就这样地结束了。我痴痴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梦。我把信拿在手里，读了又读。我终于伏在桌上哭了。
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生活斗争的勇气了。我说我要生活下去，而且要经历惨痛的岁月，即使那个“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会消灭在电椅上，我也要生活下去，我要做他所叫我做的事。
这其间好的消息传来了。麻省省长把那两个无罪的人的刑期延迟了一个月，又聘请了一个“顾问团”来审查这个案件。这三个委员是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任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和一个退职的老法官。希望来了。谁也不会相信哈佛大学校长甘心做杀人犯。大家以为他们一定会把两个无罪的人救出来。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门前看见人们互相握手庆祝。他们以为公道就要出现了。这时候“宽吮与”正义“的呼声更漫天地响了起来。
然而晴天里忽然起了一个霹雳，御用的学者们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一个哈佛大学出身的小说家写信给他的校长说：“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个政治谋杀犯，而且还以一个残酷愚妄的、反对人道与文明的罪恶来玷污哈佛大学了。”一个大杂志的主笔也说：“哈佛大学将来会被人称为养成刽子手的地方了。”原来学者们审查的结果是——哈佛大学校长说：“总之……有罪；”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说：“是的；”退职的老法官说：“法庭不应当受人指摘。”自然省长也同意他们的主张，他的决定接着也发表了。
八月十日来了，虽然“正义”与“宽吮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然而在那边，金圆国家里的”贵族“们是听不见的。决定的日子终于来了。波士顿的中夜是巴黎的早晨五点钟，这个晚上不知道有若干人流了眼泪，不知道有若干人不曾阖眼。
我自己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我无目的地在街头彷徨。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好像是梦景。我望着“不日之城”的红天，望着那两个整日整夜哀鸣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一直徘徊到深夜。
我回到家里不能够闭眼。我找出了刊载那个鞋匠给他六岁女儿写的信的报纸。我读着：……我非常爱你，爱你哥哥，爱你母亲。我若得和你们同住在一处，在一所小小的田庄上，跟你学习你的真诚的语言和温柔的爱情，那就是我的艰苦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日子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开始教你读书写字，或者看你在绿的田野上跳荡，欢笑，唱歌，在树丛中摘取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另一株，又从清朗、活泼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够过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贫苦人家的小孩们都能够快乐地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活。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下层阶级的梦魇已经使你父亲的心灵变成非常愁苦的了。本来世间一切美与善的东西都是大自然母亲给与我们大家的，为着让大家自由享用。但是这个垂死的旧社会的人却把我生生地从你哥哥和你可怜的母亲的怀里拖走了……我不能够再读下去。我想象着临刑的一刹那。我想着那个从故乡赶来巴黎，再越过大西洋去和她分别了十九年的哥哥诀别的女郎。我想着那个为着丈夫的生命奋斗了七年的女人。我又把旧报纸找出来翻读，无意间读到了“援救会”的两个电报。
一个是给鞋匠的：
刚刚读了你给你小女儿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动了。人家读了这封信以后还能够杀你吗？我们爱你，我们怀着希望。
另一个是给鱼贩子的：
我们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不相信美国就会立在反对地位。你们要活下去。你的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把你抱在怀里，并且替我们来吻你。
我的心埃
这一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勇气出去买报。一个人坐在家里思索。朋友吴走了进来，并不敲门。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欢喜地、热烈地说：“他们还活着。他们决不会死。”
我才知道昨晚临刑前二十六分钟，就是在全世界的良心万分痛苦的时候，省长又宣布了延期十二天的决定。
“好一个‘希望的刑罚’，跟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采用的差不多。”我冷笑道，但是仍然掩不住心里的快乐。
朋友吴还抱着乐观主义，他诚恳地、快乐地对我说：我给你担保，他们不会杀死这两个人。“他的眼里闪着发光的东西，他喜欢得流泪了。
于是我又经历了十二天的希望与恐惧。
希望一天一天地淡了。在各处我都看见那个可怕的阴影。
“不日之城”被一种空幻的色彩笼罩着，人和物都好像在梦里一样。在我的耳边依旧响着“正义”与“宽吮的呼声。但是声音比从前抖得厉害了，里面充满了眼泪和愤怒。在街头，在咖啡店里，在公园内，在各处，人们常常用带泪的声音谈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个巴黎，整个享乐的巴黎都为那两个人哀哭了。
我一生也曾经历过不少惨痛的日子，也许还要经历更长久的时间，更惨痛的岁月。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十二天里而这样地懂得生活的美丽与恐怖的。
希望完全失掉了。总统钓鱼去了。省长玩高尔夫球去了。
联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个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们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呢？法律是要执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惧与骚动中我度过了这个痛苦的夜晚。
我没有梦，我也不能够有梦了。
我害怕看见第二日的天明。
阳光射进我的窗户，我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痴痴地望着窗玻璃，不明白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半昏迷地出去买了一份报纸。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我看见下面的一些大字：全世界的良心从没有像今天早晨两个无罪的人被害的消息传来时这样地空虚的。
我几乎要把报纸落在地上了。
我又读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灭亡了。
我连忙回到旅馆，朋友吴已经在我的房里了。他把头伏在报纸上，听见我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对我说了一句：“他们死了。”他忍不住哭起来。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七年前法律说他们的举动像罪人一样，便发见他们犯了谋杀罪。然而在临死时他们的举动又跟历史上的另一个人（耶稣）的举动一样，而且也像他那样地说：‘我宽恕你们。’可惜太迟了。没有重新判决的机会了。”朋友吴忽然翻开他带来的报纸用抽泣的声音读出了上面的一段话。他又接连地说了两句：“可惜太迟了，”便站起来摸出手巾揩眼泪。
他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没有出门，我也不想吃饭。我写了一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