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我的诺言。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送出第一批稿时我很有勇气，也充满信心。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对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
不是写我已经做过的事，是写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嘘，是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秘密之街”上的见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慨，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
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别屠常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樱原稿送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出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关于《海底梦》
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正要结婚，就同我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内租了房子，索非夫妇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二房东住亭子间。过了不多久，二房东回到乡下，把亭子间也让了给我们。我在宝光里十四号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像《家》、《雾》、《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索非比我早离开，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闸北区内几次流传日军侵犯的谣言，索非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世，为了方便，他们全家搬到提篮桥开明书店附近去了。
我留在宝光里。整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搬到楼上，把楼下当作饭厅。原来那个给我们烧饭洗衣的中年娘姨住在楼下，给我作饭、看家。她会裁剪缝补，经常在楼下替别人做衣服。
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写完了《家》，翻译了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到浙江长兴煤矿去住了一个星期。有一个姓李的朋友到上海出差，在马路上遇到我。他在长兴煤矿局作科长，他讲了些那边的情况，约我到他那里作客。他和我相当熟，我听说可以下煤坑看看，就一口答应，第二天我同他搭火车去杭州转湖州再转长兴去。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写小说，否则我就会在那里多住几个星期，记录下一些见闻。我记得有一本左拉的传记讲左拉为了写《萌芽》在矿山调查了六个月。一九三三年我答应在一份刊物上发表连载小说，我也写了《萌芽》，可是我就只有储存在脑子里的那么一点点材料。到了没有办法时，回避不行我只好动手编造了。
在长兴没有多住，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上海还有一个没有人照管的“家”。那个娘姨只知道替别人做衣服挣钱，附带给我看看门，别的事她就办不了。她不会把我的东西搬光，这个我可以相信，而且我除了书，就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部分还是索非的。但是离开“家”久了，可能会耽误事情，我总有一点不放心。
去长兴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去南京，时间晚一点，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二十四五日。这一次是友人陈范予写信约我去的。陈范予就是我在《关于〈春天里的秋天〉》里提到的朋友陈，我后来还写过《忆范兄》纪念他。那个时候他到南京工作不久，他告诉我，我们共同的朋友吴克刚（他在河南百泉教书），最近来了南京，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就是在巴黎同我住了几个月的卫惠林。我也想去看看他。我得到陈的信，立刻决定到南京去玩几天。当时我的表弟高惠生在浦东中学念书，寒假期间住在我这里，我走了，有他替我照管房子。我上了去南京的三等车厢，除了脸帕、牙刷以外，随身带了一小叠稿纸，是开明书店印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面写了不到三页的字，第一页第一行写着一个题目：《海底梦》。第二行就是这样的一句：“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这是一篇小说的开头。是我去南京的前两天写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我应该怎样往下写，我也没有想过。我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后来在《序》上说我“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这是笼统的说法，其实那时我并未想到把它写成中篇，而且也不曾想过要写一篇抗日的小说，我去南京的时候不可能写完第一节，因为第一节的后半已经讲到杨的故事了，杨就是小说里那个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英雄”。
我把这一小叠稿纸塞在衣服口袋里带到南京，本来有争取时间写下去的打算。可是我在南京旅馆里住了几天，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哪里有拿笔的时间。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按照预定的计划坐火车回上海。火车开到丹阳，停下来，然后开回南京。上海的炮声响了。日本军队侵入闸北，遭到我国十九路军的抵抗。不宣而战的战争开始了。
这样我被迫重到南京，在旅馆里住下来，然后想尽方法搭上长江轮船回到上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况，我都写在《从南京回上海》这篇文章里面，而且很详细。
我到了上海，回不了我的“家”。宝山路成了一片火海，战争还在进行。我向北望，只见大片的浓烟。我到哪里去呢？
我首先到当时的法租界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意外地在那里看到了索非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新生的婴儿），他们也“逃难”到这里来了。从索非的口里我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的住处并未毁，只是暂时不便出入。他们住在医院的三楼，我就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出去找朋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住在步高里，他们临时从闸北搬出来，在这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客堂间”，他们邀我和他们同住，我当然答应。我每天晚上到步高里，每天早晨出去找朋友打听消息。所以一九三二年六月写的《序》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也找到了表弟，同他一起去看过我舅父一家，他们本来住在北四川路底，这次“逃难”出来，在一家白俄开设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大房间。
记得那个时候上海文化界出了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索非在编副刊，他向我组稿，我就把上海炮声响起以后我在南京的见闻写了给他，那就是《从南京回上海》。至于我带到南京旅行两次的那一小叠开明稿纸，我还没有动过它们。
只有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日军完全占据闸北，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疲乏地走到步高里五十二号，我和朋友们谈个不停，不想睡觉。后来我找出了《海底梦》的原稿，看来看去。这一夜我不断地做梦，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我开始了中篇小说的创作。我决定把海和那个女人保留下来，就紧接着去南京以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地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在写这小说的时候，我得到索非的帮忙，打听到宝光里安全的消息。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和老百姓垂头丧气。小说中里娜在“奴隶区域”里的所见就是根据我几次进入“占领区”的亲身经历写的。《序》上说，“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实。那一次我一个人到旧居去拿东西，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他不动声色，我也不动声色。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最后，那两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帮助我，我们雇了一辆“搬场汽车”，去把我那些没有给烧毁的书籍家具，搬到步高里来。书并不太多，只是因为楼下客堂间地板给烧掉，挖了一个大坑，后门又给堵塞，从楼上搬书下来出前门不方便，整整花了一个上午，还有些零星书本散失在那里。以后再去什么也没有了，房子有了另外的主人。
起初我每晚写几页小说，等到书搬了出来，小说的人物、故事自己的发展，逐渐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把感情越来越多地放了进去。白天我也不出去，白天写，晚上写，越写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海底梦》写完了。
不久施蛰存同志创办《现代》月刊，托索非向我组稿，我就把写好的《海底梦》交给索非转去。这个中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