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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子姑娘的信函里充满了忧郁的调子。但是理想并不能够被现实征服。希望的火花永远在黑暗的天空闪耀。甚至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叫着：“我反抗。”
公开的活动改变为地下的工作，组织变得更坚实了。一些人沉默地努力为将来准备一切。她的信函曾这样地暗示过。邮件检查制度使她不能够详细叙说。但是后来一个法国友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切。……然而这一切如今也被一阵的反动的飓风席卷而去了。两次的大检举，大拘捕，差不多摧毁了整个的运动，大部分组织这地下活动的分子都进了监牢。我只在报纸上见到一些陌生的名子。
先生，这自然不是使人愉快的消息。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的心是很沉重的。我的心境不会和你得到宫岛出家、生田投海的消息时的心境两样。但是甚至这样的打击也不能毁灭我们的信念。多一次的失败更可以增强我们的工作的决心，犹如多一番磨洗更可以发见一件金属品的光辉灿烂。妃格念尔在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解散，大部分同志在绞刑台上和单人囚室中殉道以后，还想将破碎的金线结在一起，用来在废墟上建造新的九层宝塔。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她当作可怕的妇人，一些青年男女把她视作指路的明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制止我的疑惑。我翻译了你追忆春月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和“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逃避的方法。在庸俗和邪恶之前，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沉默。去掉庸俗和邪恶倒是他们的任务。不愿与庸俗邪恶同生此世而选取了自己毁灭之路，这毅力虽然可佩，但是这决心却值得非难了。被迫而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个战士的行为。真正的战士倘使不能凯旋而归，就应该战死在阵地上。宫岛、生田两先辈的崇高的人格固非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望其项背。我也没有机会读到《从妻房到僧房》（宫岛著书）那样的自白。《魂之家》（春月的诗）只是一个诗人的憧憬。对于他们二人的最后的决心，我实在不能够彻底了解。作为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应该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为止。然而《金》的小说家和《魂之家》的诗人，却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但是你在那两篇追忆文章里却不能将这一点指出来。初读到它们时我有一种感觉：你老了。但是真实的你却并不是这样。我相信你是不会老的。
敬爱的先生，我现在将这些旧事在这里重提，并非故意指摘你的错误，我也不想拿过去的失败刺激你的感情，我不过提醒你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记得十年前读过你一篇关于历史的论文。我说到历史的流转。历史决不是循环的，重复的。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悲剧固然常常重演，但推动历史的力量却永远是趋向光明的力量。人类社会的演进并没有一刻的停止，纵然它有时走着曲线的道路，使人看不见前进的辙迹。历史的法则是应该遵守的。违背这法则的人只有自趋灭亡，却不能够改变历史的道路。法西斯蒂的魔手用它那野蛮的力量固然可以摧残一部分文明的成就，但是它并不能挽救一个垂死的社会于黑暗的深渊。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的懦弱，虽然常常招来惨祸，甚至延长了残暴的统治，可是这惨祸也不能将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和争自由的力量完全粉碎。人民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而且在任何时代都要为争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我们的全历史就是一部人民争自由的历史。
每一次的失败不过多添一页血的记录，并不曾结束这个长期的斗争。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
第七辑：烽火中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关于《火》
《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在广州开始写《火》的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年九月在昆明完成第一部；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五月第二部在重庆写成；第三部则是在桂林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动笔、九月脱稿。作品写得不能叫自己满意，也不能叫读者满意，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而且写我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我动笔时就知道我的笔下不会生产出完美的艺术品。我想写的也只是打击敌人的东西，也只是向群众宣传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当时斗争服务的东西。我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和散文，我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写的散文和诗都是这一类的东西，除了在这两个时期外，我再也写不出诗来。仅有的那几首诗我还保留在文集里，正如我不曾抽去《火》那样。
《火》是为了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而写的，《火》是为了倾吐我的爱憎而写的。这三部有连续性的小说不是在一个时期写成的，在不同时期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的感情强烈，也单纯，我的憎恨集中在侵略我国的敌人身上，在上海我望见闸北一带的大火，我看见租界铁门外挨饿的南市难民，我写了几篇短文记下当时的见闻和感受，我后来写《火》就用它们写成一些章节。
《火》第一部描写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的这段时期，写了短短两三个月中的一些事情，而且只是写侧面，只是写几个小人物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后，我还留在那里继续写我在前一年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春》。写完了《春》，第二年三月我和友人靳以就经香港去广州。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他在广州筹备《文丛》的复刊，我答应他再写一部连载小说。这次我写了《火》。《文丛》是半月刊，我每隔半月写一章，刊物顺利地出了三期，就因为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了。靳以去四川，我也到汉口旅行。我从汉口回广州，又续写了小说的第四章，但是不久，日军就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而且进展很快，最后我和萧珊（她是七月下旬从上海到广州的）靠朋友帮忙，雇了木船在当地报纸上一片“我军大胜”声中狼狈逃离广州。到了桂林，我又续写了两章《火》，续印了两期《文丛》。一九三九年初我同萧珊就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上海我写完了我的最长的小说《秋》，萧珊已在昆明上了一年的大学。本来我想在上海把《火》第一部写出来，可是那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正在四处伸展，外面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之一就是日军要进租界进行大搜查，形势越来越紧张，有一个晚上我接到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他们大都在报馆工作），不得不连夜烧掉一些信件和报刊，看来我也难在租界再待下去；何况法国战败投降，日军乘机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一定要挤进印度支那，滇越路的中断是旦夕的事，我不能错过时机，不能延期动身，只好带着刚写成的《火》的残稿离开孤岛，在驶向南方的海轮上我还暗暗地吟诵诗人海涅的《夜思》中的诗句：“祖国永不会灭亡。”不久我在昆明续写《火》，贯串着全书的思想就是海涅的这个名句。
我在广州写《火》的时候，并未想到要写三部。只是由于第一部仓卒结束，未尽言又未尽意，我才打算续写第二部，后来又写了第三部。写完第一部时，我说：“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写文淑和素贞在内地的遭遇。”但是写出来的作品和当初的打算不同，我放弃了刘波，因为我不了解“秘密工作”，我甚至用“波遇害”这样一个电报结束了那个年轻人的生命，把两部小说的篇幅全留给冯文淑。她一个人将三部小说连在一起。冯文淑也就是萧珊。
第一部里的冯文淑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当护士都是萧珊的事情，她当时写过一篇《在伤兵医院中》，用慧珠的笔名发表在茅盾同志编辑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据她的文章写了小说的第二章。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她那时不过是一个高中学生，参加了一些抗战救国的活动。倘使不是因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冯文淑那样在中国军队撤出以后参加战地服务团去了前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姨原先在开明书店当练习生，后来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到前方，再后又到延安。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见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经带着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几二十个穿军装的团员在一起，她们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泼、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冯文淑就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卡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和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
《火》第二部就只写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书店的楼上，不过在附近租了一间空屋子。
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较清静，地方不大，里面只放一张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一天大约写五六个小时，从三月底写到五月下旬，我写完小说，重庆的雾季也就结束了。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问一些生活的细节，他随时满足了我。但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写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习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写不好，因为环境对我陌生，主人公接触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编造出来，当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人和事是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因此作品不能感动人。但其中也有一点真实，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数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因为这个我才把小说编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里有不少“失败之作”，也有很多错误的话，或者把想象当作现实，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于无知，但是我并不曾照我们四川人的说法“睁起眼睛说谎”。当然我也有大言不惭地说假话的时候，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时期，给逼着写了那么多的“思想汇报”、“检查交代”。那十年中间我不知想了多少次：我要是能够写些作品，能够写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两部“失败之作”，那也有多好。在我写《火》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能够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谈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重庆的居民的确因此十分狼狈，但也不曾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个把星期吧，“疲劳轰炸”也就结束了。然而轰炸仍在进行，我在昆明过雨季的时期，我的故乡成都在七月下旬发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轰炸，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惨死在公园里。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详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
今天我在上海住处的书房里写这篇回忆，我写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灵活了（不是由于天冷），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几次觉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场面：我和萧珊，还有两三个朋友，我们躲在树林里仰望天空。可怕的机声越来越近，蓝色天幕上出现了银白色的敌机，真像银燕一样，三架一组，三组一队，九架过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们去轰炸昆明。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鎓头一样敲打我的脑子。这声音，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几次写下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后来又写了小说《还魂草》，仍然无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压，最后我写了冯文淑的噩梦。我写了中学生田世清的死亡，冯文淑看见“光秃的短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干肉”。写出了我的积愤，我的控诉，我感觉到心上的石头变轻了。作家也有为自己写作的时候。即使写冯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对大轰炸的感受和见闻写进去。就是在江青说话等于圣旨的时期，我也不相信大观园全是虚构，《红楼梦》里面就没有曹雪芹自己，没有他的亲戚朋友。
在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到处都有我自己，连《寒夜》里患肺结核死去的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东西。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较像活人。我写冯文淑时借用了萧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里，冯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萧珊做过的。她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她在上海爱国女学校毕了业才在暑假里去广州，中间同我一起到过武汉，后来敌军侵占广州，她回不了上海，我们只好包一只木船沿西江逃往广西，同行还有我的兄弟和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