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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的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其完整和自由的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
不管这一条原来的用意如何，它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根据维希方面对7月14日的停战协定所作的解释，规定的条件继续生效，结果这一战役开始时在叙利亚的三万八千名维希官兵中，有三万五千多人在1941年秋被遣返法国。这些数字即使仅仅是近似的，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另一方面必须提到的是在大战的这一时期，选择跟维希走的法国人和戴高乐的追随者之间的对抗显然是非常激烈的。每一方都把对方称作卖国贼和背信弃义分子。这样一种态度，要想改变也很难。双方出自对战败的深恶痛绝的那种特殊心理影响而引起的情绪如此强烈，以致甚至法国本土的地下抵抗运动（它已在不断发展，并且表现得极其英勇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往往把自己的运动看作是土生土长和独立自主的运动，而不看作是自由法国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它同英国人合作得很热诚。
近东停战协定的条款在自由法国人员中引起很大的不满，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戴高乐在知道这个附加议定书以前，已于7月16日从布拉柴维尔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正式表示对“我们的英国盟友同维希缔结的停战协定”保留批评意见。等到全部条款公布出来以后，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提出了抗议，戴高乐也从布拉柴维尔火速赶到开罗去会见英国驻中东的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
戴高乐当然有话可说，英国政府也准备加以考虑。不幸的是，叙利亚的事态以及他自己在叙利亚的官员发回的报告，说英国人显然正在尽力侮辱他们的自由法国盟友，使戴高乐过分激动，竟然公开发表了一些失去同情的声明。戴高乐在声明中还宣称，从7月24日中午起，他打算重新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完全自由地部署法国在中东的全部武装部队，不再同英国人协商。这将明显地违背1940年8月7日他同英国政府所达成的基本协议。
有很短一段时期，就当时自由法国运动的外表看来，仿佛也许就要分崩离析了，但是，裂隙还是弥补起来了。戴高乐收回了他先前发表的声明，再次承认近东的自由法国部队必须受英国指挥。同时，英国政府也同意，一俟叙利亚和黎巴嫩获得独立，法国就应在这些地方享有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优越的地位。
这些决议载入了7月25日戴高乐和利特尔顿拟定的两项协议里。戴高乐承认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都必须有一个协调的政策，还承认近东的英国最高司令部应该不受约束地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御措施，以应付共同的敌人。凡是需要使用法国人与英军配合作战的军事计划，都应由英法双方司令部共同制定，但是，鉴于当时英国部队的数量在中东占有优势，英国的战地司令部受戴高乐的委托将决定法国部队所应起的作用。但是如果戴高乐的军官认为有任何防御措施或进攻计划是与法国利益有冲突的话，那末应将问题提交英国政府和戴高乐，由他们共同解决。公用事业、一般保安机构以及地方资源全应归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政权掌握，但是，戴高乐同意在近东国家的一般保安机构下附设一个英国军事保安局的分部。其他诸如招募和使用当地部队等的某些细节问题，也都达成了协议。
鉴于戴高乐这时所持的态度，人们不免怀疑他究竟是否真想履行贾德鲁以他的名义向近东国家公开作出的给予它们独立的那项诺言。然而，8月9日贾德鲁果真同威尔逊将军根据利特尔顿…戴高乐协议解决了近东所有军事问题的细节。这样，贾德鲁便取得了民政方面的权力。先前，他已由戴高乐任命为总代表，因此也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权威，名义上说，除了有关军事安全的问题以外，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治理是自由法国的职责所在，但是，假如英国的军事管制力量撤走，贾德鲁的行政机构即使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下去。实际的情况是，由于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盼望贾德鲁本人答应的独立很快将会以实际的方式予以实现，公开的骚乱才没有发生。英国人也在期待着这件事。贾德鲁的一些副手，尤其是科莱和其他几个对当地政治情况特别有经验的人，也表示赞同，但是，为了同戴高乐的态度可能不无关系的某种原因，事情进展得很慢。经过多次谈判以后，贾德鲁才于9月27日发表了一项关于叙利亚独立的宣言，但是他本人却保留着全体武装部队（包括叙利亚国民军在内）总司令的权力，他还保留着可以随意宣布法国的军法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他在名义上所承认的独立。他并且还继续保持着法国对新闻检查的控制权。人们对他的这项宣言反应冷淡，就并非不合情理了。土耳其和伊拉克都不肯承认这个新政体，土耳其人坚持说，他们同维希的关系使他们不能承认在自由法国保护下成立的一个政府，伊拉克人则声称，他们虽然一向愿意承认叙利亚真正独立，却不能认为贾德鲁所成立的政府是合乎宪法的。甚至美国也持保留的态度。在这种怀疑和失败的气氛中，贾德鲁同黎巴嫩的知名人士开始了谈判，目的是想在黎巴嫩成立一个与叙利亚类似的政府。近东国家于是保持了一年的不稳的和平。
这样，自由法国运动由于戴高乐和英国政府之间的摩擦而发生分裂的危险似乎暂时消除了，不过，大家认为戴高乐最好是尽快返回伦敦，全面讨论一下所有突出的分歧问题。他对于因此而向他发出的邀请并没有欣然作出反应，反而回到赤道非洲去，因为那里又发生了一次危机。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接见了一个美国新闻界的代表，这个人立即把他同将军的谈话作为一篇正式“访问记”在几家美国报纸上发表了。在这篇访问记中，有几处提到英国人，据说都是戴高乐原话的正确的译文。这些都决不是对他的盟友的恭维话。此外，访问记中还包含有一项似乎是向美国提出的公开倡议。美国当时还是一个中立国家，可是戴高乐却提议说，美国可以使用已经依附自由法国的各属地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美国政府对这项主动提出的援助倡议所感到的为难不亚于英国政府对这篇所谓访问记通篇的口气和性质所感到的。戴高乐总算不错，在人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他作出解释以前，便发表了一项声明，公开否认他曾说过那样的话。但是，尽管他声称发表的这篇报道是未经认可的和不正确的，伦敦方面却认为这几乎不能把整个事件一笔勾销，因为大家都听说过这位将军以前有好几次都喜欢相当随意地发表反英言论。
结果，等到戴高乐终于在9月间回伦敦时，英国政府对他的接待很明显地是冷淡的。所有这些不愉快的情况把自由法国运动和英国政府之间——且不说同世界其余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政治缺陷都公开暴露出来了。戴高乐的政策简直无法获得任何一种自由的人民投票的赞成。他的整个法律地位根本不同于当时在英国的各流亡政府的地位。那些政府都是在过去某一时候由他们自称所代表的人民选举出来的，因此根据国际法，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宪法权利。甚至贝奈斯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虽然同自由法国运动较为相似，却也有两点同这个运动不同的地方，第一，它并不声称统治着任何领土，第二，它的主席是捷克事务方面的杰出人物，谁也不能否认他拥有他本国大多数同胞的爱戴。戴高乐这时声称他统治着几百万法国殖民地居民和大片的法兰西帝国领土，而且还统帅着海军、陆军和空军，但是法国人民始终不曾在任何时候选举他出来担任过任何政治职位，也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倘使法国本土的选民有选择自由的话，他们会挑选他作为宪法规定的首脑。
英国政府因此把他们的忧虑通知了戴高乐，并且向他建议说，现在应该成立一个由在自由法国运动中表现得杰出的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了。戴高乐无疑将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并将有权在同他的同僚会商后提出委员的名单并分派他们的工作，但是英国以前通过戴高乐个人给予这个运动的那种程度的物质与心理上的承认和支持，只有在移交给一个作为整体那样的委员会后，才能继续下去。
戴高乐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他于1941年9月24日在伦敦公布了一系列命令，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委员”由他本人提名。这些委员将“行使在正常情况下应由法国内阁部长行使的全部个人的和集体的职权”。第一次提名任命的名单如下：
主席：戴高乐将军 经济、财政与殖民地民族委员：勒内·普利文 外交事务民族委员：莫里斯·德让 陆军民族委员：勒让蒂约姆将军 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米塞利埃海军中将司法与教育民族委员：勒内·卡森教授 内政、劳工与情报民族委员：安德烈·迪特尔姆 空军民族委员：瓦兰将军 民族委员（无任所）：蒂埃里·达让利厄海军上校 普利文还负有一项特殊任务，即协调各民政部门之间的工作，在他不在伦敦时，这项工作以及经济、财政与殖民地民族委员的工作将由迪特尔姆担任。勒让蒂约姆不在伦敦时，陆军民族委员的工作则将由参谋长珀蒂将军担任。
9月24日当天，戴高乐趁机重新公布了1940年10月27日组成的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卡森的名字被删去了。其他的成员在这个日期所担任的职位如下：
贾德鲁将军：驻近东总代表和全权大使，总司令 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海军与商船民族委员 医疗大队的西塞将军：自由法国非洲高级专员 埃布埃总督：法属赤道非洲总督 德拉米纳将军：近东总司令助理 索托总督：新喀里多尼亚总督与新赫布里底群岛法国高级专员 蒂埃里·达让利厄海军上校：无任所民族委员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将军：乍得部队司令1941年9月26日，英国政府正式以书面通知戴高乐，“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准备将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视为代表不论他们在何处集结到自由法国运动周围来支持盟国事业的全体自由法国人民”。同时，英国人还告诉他，英国政府准备同民族委员会商谈一切有关战斗法国以及在该委员会管辖下的法国海外领土与英国合作的问题。
这一步骤暂时大大改善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谁都知道，新的民族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由于是戴高乐提名的，除了一定程度以外不大可能会反对他的要求，但是，大家也感觉到，民族委员（不管他是谁）的威望和权力这样增大了后，加上英国政府准备按照各个民族委员的职务同他们分别进行磋商一事，往往便有可能使独裁政治的任何实际或外表有所改善，而这种情况过去曾使自由法国运动遭到批评，尤其是在美国。
这种新的安排似乎也很合戴高乐的心意。他本人无疑并非完全没有觉察到他个人当时所处地位的危险和困难，这种地位同他自称是共和法兰西的代表是不相符的。他在公开场合谈到英法关系时，是愉快的，甚至是豁达的，双方的紧张关系暂时也缓和下来了。这时他还忙于组织和改组这一新机构。在后来的几个月中，由于有好几个过去有过政治或行政经验的法国人来到英国，大大地加强了这一新机构。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舰队一事并没有马上影响到自由法国的命运。民族委员会连忙提出，美国可以使用自由法国远东属地上它所需要使用的任何设施，自由法国运动的伦敦总部还满怀希望地认为，美国今后也许会对该运动表现较为友善的态度。
戴高乐在1940年大胆地违抗命令，实际上并没有激起并吸住美国人民的想象力。如同在美洲大陆的许多其他国家中那样，戴高乐的违抗命令得到了当地法国人的支持。自由法国委员会已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二十四个国家中（包括美国在内）成立起来，不过，这些委员会的领导人通常总不及维希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那么有名望，甚至也不及居住在这些国家里的其他一些知名的法国人士那么有名望。很多反对停战协定但还不愿意投身自由法国运动的法国人都在美洲各国避难。当地法国人之间由此而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使美国人感到为难和厌烦。美国人也许太轻易地认为，自由法国运动在英国的那些实际领导人并不比他们这些自封的追随者坚定多少。除了所有这些情况以外，英美两国政府之间还有一项谅解，即美国应该暂时同维希保持外交关系，支持和引导这个公认为可悲的政权，用威逼利诱的办法说服它，要它尽可能暗中抗拒德国进一步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则在可能范围内尽力支持戴高乐，而又不至于促使自己同贝当政府进入战争状态。
美国政府特别急于想使西半球的法国属地不至于出现混乱情况。根据1940年7月30日的哈瓦那决议，美国曾保证不承认西半球外国属地由于这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