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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美国正处在其经济历史的关键时刻。今天的政治家经历了25年非同寻常的两党经济成功。他们见证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可能被认为离奇的、近乎纯粹幻想的全球财富创造和贫困减少。然而他们现在正在玩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阶层斗争政策，而这些政策很有可能让一个包括里根和克林顿在内的广泛国际联盟付出巨大努力才实现的经济成功分崩离析。
尽管如此，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说管理全球化政治将是件简单的事。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束了次级抵押贷款制造的混乱后，很可能没有人会是英雄，而不少人是恶棍。事实上，就如我将在最后一章中所展现的，只有那些具有非比寻常的远见和克制力的政治家才能够抵挡关于近几年全球银行部门不负责任甚至愚蠢的行为的政治煽动。的确，银行家们让整个世界经济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
如今的金融界危机四伏，领导者们必须盱衡时局。起初，领导者们需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来缓和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他们应该深入探究初露端倪的权益噩梦，制定一项全球战略来应对全球危机。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方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变暖与维持全球贸易体系之间所固有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并创造一种能够妥善应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风险和机遇的可靠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保护国际金融的流动性，同轻率的贸易保护主义斗争。
但最为严重的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者们必须改革如今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包括信用评级和配置体系。本书以2007~2008年信用危机所造成的金融恐慌开篇，所以我将以探讨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来结束全篇。2007年，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还款拖延问题的加剧，金融体系架构使一个本来并不严重的问题演变成了数十年来空前严峻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极大地动摇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使全球数百万计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的确，金融市场最终恢复稳定了，然而根本问题却仍潜藏在表象之下，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我将要讲述的关于次贷危机的故事里没有任何英雄。2007年8月危机初现时，报纸头条就开始抨击无能的银行家们以及他们的表亲—永远居于幕后的信用评级机构。华尔街的很多分析师也纷纷指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为它在早几年将短期利率定得太低，而且维持时间太长，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它的反应又太迟缓。所有这些抱怨都只是针对一些枝节问题，反而将注意力从迄今为止对金融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们身上转移开了。在赤裸贪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心编造了一个合乎法律但充满风险的方案来掩盖风险，结果几乎毁掉了整个世界经济。
如果金融全球化遭遇失败，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掌舵者将会受到最多的诟病。丑陋的事实摆在眼前，正是他们的行为让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岌岌可危。
人们普遍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仅仅是由于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他们的推理如下：柏林墙被拆除后，全球化的传播所创造的繁荣加剧了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内的竞争，结果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工资缩水，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降低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利率下调。而当抵押贷款的利率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很多发达国家的家庭就开始疯狂地买房置业，逐渐产生了大范围的住宅市场泡沫。随着泡沫持续增大，贷款机构对于那些偿还能力远远不足的人也提供次级抵押贷款。而后来当长期利率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回复到较高历史水平时，这些贷款者愕然发现自己已深陷财务危机。
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其实并未将事实和盘托出。在正常情况下，当美国次级贷款风险敞口仅仅为2 000亿美元时，在当时总价值为数百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吸收这点房地产泡沫对于世界金融系统来说绝非难事。在几个月内，金融市场可能会不稳定，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正常。很明显，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状况，应该还有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危及了金融市场的完整性。而“其他状况”就是银行和投资银行建立的一个十分可疑的双重系统，其试图隐藏大量的市场风险，包括抵押贷款风险。
因此，我将要叙述的是一个关于贪婪、伪善和绝顶荒唐的故事。这是那些银行家不愿让你们知道的关于2007~2008年信贷危机的故事，而这次危机是由未能意识到所发生一切的所有监管失败导致的。
故事起源于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此后，全球的银行神气十足地加紧了对于对冲基金的信用监管（对冲基金通常向银行贷款，通过杠杆将大量基金用于交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银行对于自己的交易平台却采取了一个宽松得多的风险管理标准。毫无疑问，银行风险激增。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银行模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做法，开始了越来越危险的赌局。
对于银行风险，金融体系是有防范措施的。例如著名的巴塞尔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就有硬性要求，如果银行想要提高风险等级，那么它必须将更多资本作为抵押，而不能用于投资。巴塞尔标准的提出无异于为维护全球银行系统的整体性上了一道政策保险，包括银行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及民众使用的其他一些金融工具。但是这个国际性标准也给银行出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银行要么选择高风险和高回报，但必须储备更多非投资性资金来应对意外事件，要么选择低风险和低收益，但是相对能有更多资本用来投放市场。银行没有接受任何一项选择，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为了在巴塞尔标准布下的两难僵局中进行迂回战，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建立起一种双重市场。几乎每个大型金融机构都设立了独立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以赫赫有名的花旗银行为例。包括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内，外界对于这个大牌公司所了解的，都仅仅是可见的、账面上的风险。而外界一无所知的恰恰是花旗所设立的独立于银行母体之外的隐秘的金融工具（通常叫做导管或者结构性投资工具）。
严格来说，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所背负的丑陋债务一般不会显现在母公司的账面上。然而，让母公司也大跌眼镜的是，在国际市场交易者们眼里，表外工具和母公司却是一脉相承，声名共享，而这是银行家们始料未及的。规避风险的努力最终铸就了一颗定时炸弹。
但是为什么银行要设立脱离其管控的工具，还不让母公司作为主要受益者出现在这些次级工具的资产负债表上呢？答案归结为一个词：贪婪。银行和投资银行创造了自己的私有市场—一种自动的，合法的，能产生大量利润的“倾卸场”。
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传统做法是，银行借给买房者资金，然后在贷款期限内持有抵押物。该贷款期限内，银行承担抵押风险，然而在全球化的新经济中，银行采用了一个不同的系统来处置风险问题。它将所有贷款集中到一起，并将整笔贷款分成若干份，叫做“利息收益流”。换句话说，如前面所提到的，银行“保护”了贷款，到国际市场上廉价卖清了经过重新包装的单独收益流（现在叫做抵押支持证券）。这些银行同样也鼓励它们旗下的独立金融工具来购买这些抵押支持证券，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评级为次级的抵押贷款。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向其独立的投资工具出售换装后的抵押支持证券而大发横财。
然而事情却自此开始复杂化了。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将刚刚买入的抵押支持证券作为抵押物，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在国际信贷市场上借款。商业票据历来被视为一种相当安全的债务投资形式，作为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中枢而被广泛使用。
2007年，国际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国际市场也随即对商业票据失去信心。这使得很多表外工具瞬时深陷财务危机。不久以后，它们的母体银行和投资银行自身也难逃厄运，因为全球交易者们再次将母体银行与独立金融工具同等对待。金融股票崩盘。随着商业融资难度剧增，全球信用体系失灵了。受美国经济影响，工业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在2008年年初也开始走下坡路。
而此时的银行却专门采用了一种新的、充满风险的商业模式，可以说，在这种模式下，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整个游戏。银行一旦将证券化的抵押债务卖给表外工具，就不再面临任何风险。作为有权决定给谁贷款的施贷方，银行却不再与贷款方有任何联系，也不担心他们是否还得起这笔贷款。与其作为风险管理者的传统角色相比，这种模式下的银行家们积极进行着风险分散。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没有风险的风险”，同时还能攫取巨额增值利润。
当这种危险的走钢丝表演真相大白时，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才发现自己其实更傻。例如穆迪和标准普尔等机构对银行进行常规审查时，总被它们账面上显示的良好财务状况唬住，全然不知其与独立的表外金融工具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大多充斥着次贷风险。让问题更严重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将表外工具发行的商业票据定级为“高度安全”。它们认为，既然债务是有保障的（并且因此被多元化）且与房地产挂钩，那么就不会崩溃。它们笃信房地产的价格不会下跌，至少不会在全国普遍下跌。
从金融角度来说，银行认为它们已经达到了极佳状态。2007年8月次贷危机爆发前几个季度中，某些大型银行的净资产收益超过了30％，这在银行界实属罕见。在那一时期，全球顶尖货币经理们囊括了这一收益的一半。为何监管者和评级机构从未质疑银行家在没有耍诈（表外风险敞口、危险的融资杠杆）的情况下能够如此成功，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种金融法则与美国大学评级体系非常类似。每年，各个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们都关注着各大学的评级结果。首先要看的就是各个大学的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的平均分数，以判断该学校的总体水平。这听起来似乎挺严谨，除了一件事—很多学校呈递的都不是完整的成绩单。它们轻轻松松地抹去了一些特殊学生群体的成绩—运动员、少数族裔，或者一些有缺陷的人。这样一来，光鲜亮丽却误导人的成绩单就诞生了。意图可能是良好的—告诉那些普通中产家庭的白人学生考取这个学校的成绩要求。然而这完全是虚假的，对那些遵循规则提供准确和完整测试结果的机构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从这点说起，次贷事件听起来就不陌生了。由于全球化网络的紧密联系，当俄亥俄州的人还不起次级抵押贷款时，德国的一家银行立马会陷入困境。该银行在美国没有分部，但却拥有大量买进的评级很高但最终可疑的美国商业票据。
欧洲的金融监管机构，同它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也对于所辖银行旗下那些坏账累累的表外金融工具浑然不觉。突然之间，全世界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都因为美国证券化债务的牵连而暴露于高风险中。通常人们认为高度安全的资金突然饱受质疑，严重的信用危机正在全面爆发。
次贷引发的危机一大恐怖之处在于：尽管中央银行努力采取措施以逆转局势，发达国家的信用市场却仍在收缩。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哮喘病人，进入肺部的空气持续消散，喘息中的经济也渐渐窒息，急需氧气供应。
如同预期一样，各国政界都抓狂地搜寻快速救市的良方。2008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税收刺激计划，意在遏制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整体经济混乱局势；一些政治家建议将抵押贷款利率“冻结”5年；由美联储开道，很多中央银行都积极响应，大幅降低了短期利率；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们前瞻性地首先着力解决了紧急问题—数百万美国家庭即将流离失所，需要政府救助。他们同样也深知整个金融体系正面临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因此，无论国会如何焦虑绝望，危机仍在持续。由于缺氧，喘息着的经济已由甜菜红变成深蓝色。逐渐清楚的是财政和货币疗法已不能解决这个根深蒂固的问题。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核心完全就是对于金融架构的信任危机。这一关键性问题其实早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爆发前就酝酿已久。这个问题就是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的对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信心的丧失。国际金融策划师哈拉尔德·马尔姆格伦曾经给这些有价证券，包括抵押支持债券、信用违约互换（一种抵押债务的保险单），以及一系列的信用衍生品，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信得过资产”。如果把全球经济的信用配置比做血液流动，那这些证券代表的就是其中最核心的动脉。而次贷危机引起的信心丧失，造成了这条动脉的严重血栓。
在第2章中，我描述了在风险评估和企业资本配置中，证券化如何演绎了其不可或缺的罪恶角色。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金融操作，它作为双刃剑，一方面推动了全球经济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却又危害了全球经济生产力。次贷危机爆发后，信用市场的削弱让人大跌眼镜。这是因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实质上经历了一场买家的“###”。这使全球交易者对手中持有债务工具颇为不安，这些证券的价值只能由信用评级机构来评定，这些机构由于通常依赖数学模型，而不是对资产信誉直接验证，其评级成功的历史记录少得可怜。这场信任危机立刻给全球经济的信用市场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