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时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时，投资者和“拯救者”都把他们的钱装入了“气垫”，而大公司把它们的现金储备都放在了商业票据市场。
在8月的那整个星期五，狂躁一直在持续。美联储积极回应，它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90亿美元以确保票据市场的流动性，并且下调短期利率，这是继美联储前一天注入240亿美元之后的又一大举措。在危机发生的第一阶段，心惊胆战的欧洲中央银行注入了令人吃惊的2 400亿欧元—因为欧洲央行认为欧洲银行已经处于严重的风险之中。然而，到接下来的星期二，尽管注入了巨额的紧急资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还是继续下滑—首先是下跌了207点，而后第二天是167点，在随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又下滑了280点。在8月17日星期五，如幽灵般的日本股票市场下跌了874点，跌幅超过了5％。世界大多数的股票市场出现了自由落体运动。随着变幻莫测的私有投资资金涌入短期国债市场，债券市场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俗语说，“没有人可以相信任何人”，而这时，突然之间，就没有人借款给其他任何人了。世界的信用市场失灵了，因为没有人清楚它们的临时负债状况。这是危险的，因为如果私人信用市场停止运转，整个经济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人们会失业，而且退休金也没有了保障，普通家庭的净资产价值会迅速下降，因为随着家庭抵押品的价格下滑，家庭财产也会大大缩水。消费贷款—汽车、信用卡，等等—利率会迅速升高，这也就是说，经济迟早会受到严重打击。
在我开始反思这种状况的发生时候，我才意识到，实质上，事情的本来面目是，美国金融系统在前一阶段产生了巨额的次级抵押贷款—它们是“有毒的废物”。这些抵押贷款由相互分离的各个金融机构拥有，进而又被分散成很多更小的部分，最后这些分散化的抵押贷款就被“转嫁”到欧洲和亚洲的金融机构之中。很快，“有毒废物”遍布整个工业化世界的金融系统，但没有人知道它们在哪里。而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有了一个可以憎恨美国的理由。
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这里的问题不是次贷混乱的程度有多么深—金融市场对这种混乱状态有很好的判断、修复功能。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些“废物”到底在哪里。到底是哪些人得了“癌症”，又有哪些人是“健康的”？实际上，问题出在信息上，或者说出在我们对相关信息的缺失上。
紧接着，在下一周的星期五，美联储又采取了行动，一方面降低贴现率，另一方面又慷慨地向银行系统施贷。其真实目的是：把一个“紧急安全阀”安装在美国银行业中，因为它相信，如果银行垮掉了，那么美国经济也会跟着遭殃。小型商业机构会首先遭到打击，很快，整个美国经济和美国就业体系的根基也会遭受重创。而且，美联储现在还不确定哪些金融机构吸纳的“废物”最多，所以它需要稳定局势以赢得更多的回旋时间。
到那个周末，我又进一步反思这些意想不到的形势变化。一种相对较轻微的发展状况现在已经膨胀起来了，引起美国股票市场的价值下滑接近10％（只有在美联储降低利率之后才最终得以恢复）。这些突然损失的价值接近2万亿美元，或者说差不多相当于美国GDP的六分之一。
我再说点有趣的事情。在这场危机甚嚣尘上的时候，本·斯坦—一位喜剧演员（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了一篇颇具争议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对于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言，次贷危机的影响力是非常小的，全球性的反应几乎毫无意义。“在泰国、巴西或印度尼西亚出现的风险怎么会与拉斯韦加斯的一栋房子有一种固有的联系呢？……为什么长岛的一家抵押贷款公司与它们有关系呢？”这位演员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的部分解答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金融市场已经通过一种错综复杂的被称为证券化的金融工程得以全球化—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话题。正如芝加哥分析研究公司晨星公司的埃里克·雅各布森所说的：“今天，在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市场之间竟然存在着那么多的紧密联系。”但全球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好像是一夜之间—金融市场会从我们的现实中分裂出去，也无法解释接下来发生的混乱对我们的将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危机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开始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金融市场是如何在短期之内反映出活力四射的经济（美国财政部长认为这是他所经历的最强劲的经济），而旋即又处在混乱状态之中呢？表面上的平静状态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就演变成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真正威胁呢？
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最佳的比喻，全球金融市场有点像一位有钱、慷慨大方，但偶尔会极其偏执的大叔。正常情况下，这位慈眉善目的大叔会很自然而明智地把他的钱分给家庭里的成员，而且他会很仔细地辨识与每个家庭成员相关的投资风险和潜在的投资回报。但他却经常突发严重的偏执狂症。在发病的时候，这位大叔会突然变得相当机警，他会手忙脚乱地切断与其他家庭成员的金钱来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偏执狂症呢？那不过是他对当前家庭成员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可靠信息。这位大叔认为，他的亲属没有告诉他那些他想知道的事情，他们对他隐瞒了真相。
在2007年和2008年信贷危机期间，这位慈善的大叔惊慌失措了，这既不是因为次贷危机问题，也不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吹得太大了。世界金融市场到处都是危机重重的“丛林灌木”。惊慌失措的表现确切地说是因为，突然没有人能够说出哪一类金融机构中了次贷危机的“流毒”，人们也无法知道这些机构将为此付出多高的代价。在缺乏透明度的证券化笼罩之下，金融体系也随之突然变得复杂纷乱起来，这更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裂痕。当这位慈善大叔由于很难获得透明信息而得了偏执狂症，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恐慌也随之而来。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少真实有用的信息，缺乏透明度会导致市场的过度兴奋状态，从而加剧金融市场的泡沫。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可靠的信息，也有可能会使全球经济陷入瘫痪状态。从更宽泛意义上讲，金融恐慌的加剧是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所导致的。因为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财富的迅速增长，同时，全球的投资资本也肆意增长，并在全球疯狂地寻找投资机会。
在这场危机发生前的数月里，我开始在头脑中为创作这本书而梳理思想。我当时就把这本书的主题定在并不完善的全球化上。我的理论是：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世界金融市场的整合引领了一个财富创造和贫困缩减的黄金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随着中国和印度加入全球资本体系，工业化世界在这段让人惊叹的时期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全球没有发生大的革命，也很少有###现象，甚至也没有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全球自由市场的劳动人口因此得到了空前增长—从27亿增长到了60亿，增长了一倍多。
这种巨大的成功源于一种全球体制的转变—而柏林墙的倒塌加速了这一进程—这种转变又催生了一种广泛的信仰，即经济上的成功不是缘于政府，也不是缘于大的公司部门，而是缘于善于冒险的全球企业家阶层的不断创新。正是这一阶层促使经济不断获得复苏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自由贸易的背景之下，现代化的、可配置全球资本的金融体系、风险评估，以及迅速扩展的投资对这种创新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全球经济出现了空间的繁盛—在共和党政府和###党政府的治理之下，仅在美国就增加了4 000万个工作机会，这超过了其他所有工业化国家所创造的工作机会。
在这25年时间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800点上升到了12 000点。在以后的25年时间里，如果股票市场一直这样成功地发展下去，那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会达到170 000点。1982年，在全球金融市场整合的开始时期，美国人的家庭财产净值相当于11万亿美元；而今天，根据美联储的数据，这一净值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56万亿美元。即使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这也代表了惊人的财富增长。
从1980年到现在，全球金融资本的价值从12万亿美元一跃上升到14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增长了1 166％。全球金融资本从1980年占全球GDP的大约100％上升到今天的325％。
坏消息是，今天这种繁盛的全球经济既是不稳定的，又是混乱不堪的。当工作机会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时，人们也会失去更多的收入和退休金。而当这些巨大的转变发生时，经济收益往往是分配不均的。正像《财富》杂志的尼娜·伊斯顿所写到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劳动者总是竭尽全力地寻找工作机会（而不是顺从政府的安排），总是不断地转换工作岗位（而不是依赖个人资历），而且还总是自己创造财富（而不是依靠公司的退休金），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状态。”
尽管创造了巨额财富，但这种全球资本和财富自由流动的新时代也是一个金融危机相伴左右的时代。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研究，过去25年的繁荣时期同时也是金融系统发生危机的高峰时期，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要远远超过前全球化时期。然而同时，世界也从不断降低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中获得了很大收益。
在面对这些“反经济发展”的因素时该如何应对，是今天全世界政策制定者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果他们对今天的流动性和信贷环境的不确定性反应过度，那么我们就会面临金融和经济逆转的风险，这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政策制定者采取了最为宽厚的政策，也有可能导致较高的利率和失业率，以及萎靡不振的股票市场，萎缩的慈善事业，甚至还有让人痛苦不堪的破坏性的全球贫困状况恶化。然而，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认识到资本市场的脆弱性并且采取新的战略应对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一个无可非议的事实是，尽管存在着金融不稳定性，但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冲破樊篱的金融市场和自由贸易让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上的自由、巨额财富的创造和贫困人口的下降。例如，在1975年，世界147个国家中仅有25％的国家属于###国家；而今天，在经过25年的全球化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58％。正像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的：“在今天这个极端不平等的世界上，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那些完全融入全球化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加里·赫夫鲍尔认为：“美国每年要从全球贸易中获得1万亿美元的财富。”这些财富占到美国GDP的10％，或者说是相当于每个家庭获得1万美元。在赫夫鲍尔和加拿大经济学家温迪·多布森合著的《世界资本市场：G10面临的挑战》（World Capital Markets：Challenge to the G…10）一书中，他们宣称，现在全球经济从资本流动中所获得的收益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
《华尔街日报》评论版编辑、已去世的罗伯特·巴特利写过一本关于里根时期经济的书，书名是《丰盈的7年》（The Seven Fat Years）（内容涵盖1982年11月至1990年7月这一时期）。如果有人想写一个序篇，我想它的标题应该叫《丰盈的25年》（The Twenty…five Fat Years），当然这本书的内容应该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和平与繁荣局面，因为他是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的领军人物。
这25年也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大规模削减贫困的时期。在2006年，我委托一位学者向我所在的杂志《国际经济》提交一篇文章，就是想测评自从1980年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在减少贫困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我当时感觉这位作者既不能有政府背景，也不能是与世界银行有关系的智囊人员，他还不能来自私人机构，因为很多私人机构极其不相信金融市场。另外，这位作者还不能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当·波森—也是我们杂志的执行主编—推荐了苏尔吉特·巴拉，他是前世界银行官员，也曾经是投资银行高盛的合伙人，现在是一位私人投资者。最后，这位善于独立分析与研究的投资者接受了这个任务。
巴拉总结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中寻求问题的答案。过去的25年代表的是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向全球化金融市场转变的时期。根据传统的一天收入一美元的界定（这是国际发展机构执行的标准），自从1980年以来，大约有10亿人已经摆脱了贫困状态。也就是说，在1950~1980年间，（奇*书*网^。^整*理*提*供）当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如日中天，富得流油的时候，实际上，全球贫困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段时期也实施过国家间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高额贷款和向发展中国家赠与的款项。但这种善意的努力却遭到了挫折，因为在援助接受国没有运转高效、可靠的机构，所以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往往是令人失望的。
贫困削减的黄金时期是1980年后的全球化市场时期，在这一段时期，贫困水平降低了令人吃惊的20％。当然，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大规模的转变还是出现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两个国家实施了企业资本化改造，并降低了关税。但即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未实施改革的国家，也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贫困率下降的趋势。
当然，世界仍然有痛苦和灾难。面对一些灾难，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