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几个弟弟因认为此地风水不佳，差点和祖父冲突起来。而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居然是如此上吉之地。“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
虽然吉地非人力可求，但既然葬到了吉地，就万万不可更动。他嘱咐几个弟弟，祖母坟地“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但祖母坟地毕竟过于狭隘，“不便立牌坊，起诰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诰封碑亭”是体制和家庭荣耀所关，不能不修。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将祖父母分别安葬，将碑亭之类建于祖父坟前：
予意乃欲求尧阶相一吉地，为祖父大人将来寿台，弟可将此意禀告祖父见允否？盖诰封碑亭，断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将来势不能合葬，乞禀告祖父，总以祖父之意为定。
经历此事后，曾国藩对风水之说的迷信度大涨。咸丰七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委军回家，将父亲葬于周壁冲。不过时间仓促，葬地未经充分选择，葬后有风水师说此地有“凶煞”，因此他对这个葬地“实不放心”。虽然祖父留下了不信地仙的遗训，曾国藩却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先后请过朱尧阶、刘为章、杜茂才、许九霞等多位有名的“地师”为父亲选择另葬之地。无如千挑万选后，还是没挑到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吉地”。曾国藩在家信中郁闷地说：“吉壤难得，即仅图五患之免，亦不易易。”
咸丰八年曾国藩再次出山，离开家乡时仍然为没有为父亲找到理想葬地而遗憾：“先大夫、太夫人葬地实不放心……余于亲在日，不克笃一日之孝养；亲没之后，又不克求一善地用妥先灵。”因此嘱咐弟弟们再接再厉，甚至命曾国葆自学风水之说，必将父亲迁葬于大吉大利之地方才安心：
澄弟向不信风水之说，洪弟在家无事，可留心学习，为二亲求一佳城，不必为子孙富贵功名，但求山环水抱，略有生气，俾二亲之体魄少安，即子孙之福荫亦未始不在其中……诸弟若能尽心竭力肩任此事，则余寸心之疚可少释耳。
可见他此时对风水之说，确是笃信非常了。
五
有人认为，作为“千古完人”、“理学宗师”，曾国藩如此热中风水，似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谈论风水鬼神，是理学家的本分之事。换句话说，“风水鬼神”是“理学”庞大体系之内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分支。
与早期儒学“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同，理学家们偏偏爱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这样的大命题。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理学兴起的原动力是为了与佛教抗衡。佛教理论宏阔奢华，特别是详尽解释了人死后何去何从这个大问题，吸引了大批信众。儒教要想与之争锋，就要求冲破“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领域，建立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宇宙现象的理论体系。第二，儒家学说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异常强调慎终追远的意义，对祠堂里的那块冷猪肉特别当回事。孔子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却不敢直接否认鬼神的存在。否则，冷猪肉岂不是形同虚设？以光大孔子思想，弥补孔子之不足为己任，发誓要“格”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理学家们，因此对“鬼、神”现象不得不“格”得格外用力。
问题是今人“格”物，可以站在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们的肩膀上。而曾国藩只能站在孔子和朱熹们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们当然也很高明，不过中世纪以前的智慧与近代知识体系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朱熹以“格物致知”闻名，也就是说，提倡通过研究具体事物得出普遍真理。这听起来是很现代的观念，问题是他的操作思路实在太前现代了。
且让我们来看看他格物的一项成果。他说他通过研究生物头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动物、植物的本质区别。他说：
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气，所以识道理，有知识。物受天地之偏气，所以禽兽（头）横生，草木头向下，尾反在上。物物间有知者，不过只通得一路，如乌之孝，獭之知祭，犬但能守御，牛但耕而已。人则无不知，无不能，人所以与物异者，所争者此耳。
他说，天圆地方。人的头是圆的，像天。脚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气，有知识，识道理。而其他动物足虽向下，头却向前而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之偏气，只通得一路知识。比如乌鸦只知道孝顺（古人传说乌鸦能反哺），獭只会祭祀（獭喜欢将鱼排列在岸上，古人以为是在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只知道种地。而草木就更完了，头（根）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乌漆麻黑。
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格出来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远？怪不得王阳明格竹子，格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场大病，什么也没格出来。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水平去“究天人之际”，当然力所不逮。无力解释而又强作解人，理学最后只好发明了“气类相感”理论。而这“气类相感”的理论，和风水理论又恰好合拍。
理学认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
朱熹以此来解释鬼神的存在。他说，和宇宙万物一样，人也是由气凝聚而成的。
天地之间，只是此一气耳。来者为神，往者为鬼。譬如一身，生者为神，死者为鬼，皆一气耳。
人死了，魂魄之气并非一下子就散尽，而是慢慢消失归并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孙与祖先同此一气，血气贯通，没消失前，是可以感应到子孙的祭祀的：
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
二程的鬼神观，与朱子大致类似。
风水的原理，似乎很复杂，又似乎很简单。既然人死后“灵气”并不会马上消灭，那么必然会存在于空中某处。所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可以藏聚于“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处，并能福荫子孙。
朱熹就是这样解释风水的。朱熹认为，在一个能藏聚天地祥和灵秀之气的地方建设住宅或者坟墓，对生人的精神状态和死者的灵魂安宁都会有良好的影响。宋孝宗死后，朱熹被新君赵扩召请入都。在受命那天，朱熹就上了《孝宗山陵议状》，主张举全国术士之力，为孝宗找一个好坟地，因为皇帝山陵是关乎“垂裕后昆，永永无极”的国家大计。他说：
……葬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遗体也。以子孙而藏其祖考之遗体，则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使其形体全而神灵得安，则其子孙盛而祭祀不绝，此自然之理也……或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亡绝灭之忧，甚可畏也……
但风水之说毕竟过于缥缈荒唐，理学内部众多派别对风水因此一直争论不断。理学的基本理论是人只需体认内心的天理，并循理而行，本不必惧怕和祈助什么外在的神异。从这一点看，理学具有一定的“理性主义”品格。张载就对风水之说嗤之以鼻：“葬法有风水山岗，此全无义理，不足取。”程颐也认为，葬地只要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就可以了：“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想通过风水发家兴运，乃“后代阴阳家流”的“诡异之说”。然而，毕竟朱子对后世影响最大。风水之说虽然发轫甚早，却是在宋代以后得以盛行，这主要得益于朱熹提供的“理论支持”。
六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讲究风水，与其“理学家”的形象并不冲突。事实上，曾国藩也曾经致力于研究鬼神。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状”与“草木鸟兽之咸若”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课题。只不过“研究结果”没有记载于书册。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课程表里的内容；天圆地方、四根柱子支着大地才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世难解之谜。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或者起码是路灯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又或至多是身处一灯如豆之中。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迷信”的，实在凤毛麟角。举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道光二十九年，徐广缙在广东取得了所谓“反入城斗争”的表面胜利，曾国藩在家信中谈到此事时说：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道光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占卜者推算皇帝运气到道光二十八年冬天才能好转，果然二十九年初就取得了反入城的胜利。朝廷上下因此欢欣鼓舞，对“英夷”强硬派又一时得势，这也是“迷信”对传统政治的微妙影响之一例。
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子的世界观轻而易举地征服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曾国藩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风水理论。他说过，“我平日最不信风水”，接下来还有一句：只信朱熹“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理论。
道光二十七年，他在家书中这样谈论怎么样改善家中阳宅风水：
老秧田背后三角丘，是竹山湾至我家的大路，男（曾国藩）曾对四弟言及，要将路改于墸拢谔聪阕炷潜呒芤恍∏牛啥雇僚藕岽┕矗淙乔鹪蚨嘀种袷鳎辖有绿翂｛大枫树，下接檀香嘴大藤包里，甚为完紧，我家之气更聚，望堂上大人细思。
这种安排依据的就是朱熹“藏风聚气”的阳宅风水原理。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认为附近彭姓山地内有一处吉壤，想买下来作为曾氏家族墓地。曾国藩在家书中这样表达意见：
前叔父信言知广彭姓山内有地有干田十亩。男思好地峰回气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树木，盖气之所积，自然丰润。若硗田童山（山无草木曰童），气本不聚，鲜有佳城，如庙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断无吉穴矣。大抵凡至一处，觉得气势团聚山水环抱者，乃可以寻地，否则不免误认也。知广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干田十亩之说，故进此说。
这番言论所依据的是朱熹的“山环水抱”说。
传统时代的“风水先生”是分层次的，许多士大夫都基于“义理”，对风水深有研究，比如，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以及他在为父亲寻找葬地时请的新宁知县许久霞等人。在京城时，他之所以相信帮他看房子的王继贤，是因为王氏学有本源，能以朱子之理解释风水，“言之成理”。所以曾国藩实际上是将风水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在朱子风水理论指导下的“学术风水”。另一类则是以那些不学无术的“地仙”为代表的“愚昧风水”。他是相信前者而鄙视后者的。乡间那些专以踏看坟地为生的风水先生，多数是半文盲，画虎不成，言语鄙陋，对他们，曾国藩和他祖父一样，是看不起的。通过这样的分类，曾国藩将自己的相信风水和祖父的不信地仙调和统一起来。曾国藩的妻弟欧阳凌云对风水极感兴趣，学会了为人看地，甚至打算以此为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写信给弟弟们，嘱咐他们劝阻凌云：“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云也。”
七
曾国藩因祖母之丧对“风水说”产生的笃信并没能一直持续下去。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对风水之说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就在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湘军在三河战役中遭遇惨败。悍将李续宾部被全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失踪于乱军之中。事后曾国藩极力搜寻，只找回一具无头之尸。
这是几十年来曾氏家族中最大的惨祸。极重手足之情的曾国藩悲痛欲绝。在接到曾国华失踪之信的当日“万感交集，彻夜不寐”。此后一连多日“心绪极恶”，“悲恸填膺，减食数日”，甚至“不能办一事”。
离家以后，曾国藩一直因为父母葬地有“凶煞”而放心不下。得到曾国华的死讯后，他的第一判断是风水所致。曾国华生前曾力主为父母改葬，因此曾国藩马上写信到家里，要求尽快实施改葬：
如温弟（曾国华字温甫）之变果与二坟相关，则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温弟事不与二坟相关，亦宜改葬，以符温弟生平之议论，以慰渠九泉之孝思。
按理说这件事足以使曾国藩死心塌地地迷信风水。但是静下心来，曾国藩想起这一年四月他还家居湘乡时发生的一件怪事。
当时曾国藩闲居家中，终日无事，听说曾国荃家人请人来扶乩，也步行赶去凑热闹：“闻老九宅中有乩仙降，步往视之。”
扶乩和算卦一样，是旧时人们卜问吉凶的常用方式。其法是扶乩之人自称神灵附体，拿着一支笔，根据人们的提问，在沙盘上划字，据说划出的字句就是神灵的指示。
当时湘军刚刚攻下九江，军机颇顺，曾国藩原以为可以顺流东下，迅速消灭太平天国。不料扶乩的结果却十分不吉利。
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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