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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有意贬抑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开导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意思是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非全是你的本领，因此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达到什么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决定的。“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难攀跻之人。”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断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老奸巨猾”，帮助他成功地处理了功高震主之后的君臣关系。
十
随着阅历加深和年龄增长，曾国藩谈论天命的语气越来越肯定，或者说，他对天命越来越迷信。
他开始相信人不能胜天。同治五年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弟谓命运作主，余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
他早前认为，对于建功立业来说，“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也就是说，人事与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后来又认为对于事功来说，人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百分之三十。他说：
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
以身边的例子为言，当太平军兴起之初，其他清军将领，比如向荣、张国梁等人，“岂不切齿图功，思得当以报国”，也一心要灭了太平天国，但因为“事会未至，穷天下之力而无如何”。那时太平天国势力正张，“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而湘军后来取胜，与太平天国内乱及后期施政混乱直接相关。“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
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说：
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回首往事，他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那个运气，一个人再挣扎奋斗也无济于事。
对于自己一生功业，他以“运气”总结之：
其初办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后四方多故，事会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势。国家……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湘淮诸公应由布衣徒步以取将相，特借鄙人以发其端。其间离合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
这其中固有谦词，也有灼见。
十一
如果说，直到三七开时为止，曾国藩对命运的总结都不无正面意义。然而，晚年曾国藩对命运的迷信却超越了合理界限，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时他甚至认为，人就是一个“运气口袋”，一切皆是运气为之。“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一个人一生寿命、健康、穷富、贵贱，乃至赌博的输赢、科举的成败、军事的成败，基本都是由命运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比之博者之大胜，会试之高第，在一时虽若可喜，实则值时命之偶然。”“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
他迷信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提出“不信书、信命运”这个“离经叛道”的结论。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卷上·一生三变》中说：
（曾国藩）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不信书，代表他不相信任何后天的努力奋斗可以改变既定的命运。信命运，代表他认为命运是决定一切的。而“公之言，告万世”，则说明这是他一生的最后结论，不再更改。
如果我们因为曾国藩的这些话语而嘲笑曾国藩愚昧落后，无疑是不恕不当的。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胜天，是主观能动性。但是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蚍蜉撼树而已。人与天，主观与客观，当然是后者强大于前者，正如同主人强大于宠物狗，科学家强大于他制造的机器人，宇宙强大于一个原子。再顽强的意志，也冲不破某种客观限制，任何强人，最后都会发出天命难知的感慨。
这一悲怆的宣告，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
虽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这既有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对国家前途的悲观。
从自己的亲人身上，他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他的几个女儿，每一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儿个个命运悲惨。长女纪静之婿袁秉桢放荡凶暴，嫖娼酗酒，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纪静在夫家受尽了冷落，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二女纪耀之婿陈远济幼时十分聪明，长大后却平庸懈怠，了无生气，纪耀郁郁寡欢，终生未育。三女纪琛之婿罗允吉是个花花公子，不务正业，其母又刁悍刻薄。更想不到的是，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儿子，在南京被炮声惊吓而死，曾氏目睹伤心不堪。四女纪纯之婿郭刚基人品学问都不错，却又体质羸弱，二十一岁便病死，留下纪纯拖着两个儿子守空房……越到老年，阅历越深，他越动摇了青年时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信念。他因此认定上天在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或者说，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类能理解的尺度。他嘲笑佛家“因果”之说，讥笑那些“朝耕而（图）暮获，一施而（望）十报”之人。
而国家的现状，更让他伤心。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
自诩为“好汉”，“平生倔强”的曾国藩在晚年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他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为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深为失望。“老年常多悔惧”，“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之际，不免愈加以天命说来排解自己的郁怀。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十二
虽然如此深信天命，曾国藩一生却很少当众谈论这个话题。咸丰九年，他在日记中写道：
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也就是说，虽然天命决定一切，但是圣人们还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胜天，告诉别人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们从来不向世人揭开命运难违的悲惨真相，否则，生命这场游戏，就彻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虽然深知天命不可违，还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垂范后世。
咸丰十年，在给幼弟曾贞干的信中，他承认弟弟所悟是对的：“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语确不可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但同时他又提醒到：“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善可爱。然办理营中小事，教训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
“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是皈依了天命说之后曾国藩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说，以天命说来排解心中的迷惑愤懑，以天人感应说来激励自己继续奋斗。
鉴于这种考虑，曾国藩从不在众人面前谈论天命，即使私下谈论，也总不出亲信僚属的小圈子，并且多在事后。他愈是感到“天命难违”，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甚至达到极端的程度。“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一语，就是他晚年用来勉励年轻人的。
虽然知道事不可为，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阅王而农所著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劳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时，他在信中与之相约道：“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这并非漂亮话，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虽然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下肢浮肿、脚软、疝气、失眠诸症，更因青光眼、白内障导致一目失明，“难于阅读”，“不能多见客，不能多说话”，他却仍然尽职尽责地为国工作，一点也不偷懒。
他的幕僚赵烈文记载的一幕，见证了他督两江时的辛苦劳瘁：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涤师来久谈。迩得微恙，神气殊乏，会客来请主考入闱茶宴仪节，絮絮不已。余云，小事不必亲躬。师曰，吾非专此而习久已成风气，细大不捐，亦无可托之人耳。（赵烈文又劝）师曰，吾以夙死为乐。君言虽切，无以易吾志矣。
他督直隶，“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虽然抱怨“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他却开足马力，拼尽老命，一年之中清理积案三万多件。此外治河赈灾，惩贪奖廉，都多有成效。
十三
晚年曾国藩的世界观，以天命说为本，而风水鬼神报应之说也并行不悖。他依然相信风水的存在，也相信因风水而得富贵的事实。因为这毕竟是从理学“气本论”原理推论出来的结论，何况还有他另一次“亲身体验”作为证明。
那是发生在祁门县的事。安徽祁门清初中过举人，后来一位江西籍的县令将县城改建在山脚下，从此一百多年没有人中过举。曾国藩驻军祁门时，以县城局促，并无“形胜”，因拆毁城墙。竣工后曾国藩写了四句话：“拆去西北城，岁岁出科名。东南留一节，富贵永不歇。”说来奇怪，此后仅甲子科乡试，祁门县就考中了三个举人，丁卯科又考中了二人。曾国藩由此更加认为，风水之说绝非无稽之谈。
因此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同捻军交战屡遭惨败后，曾国藩推测，这也许是由鄂抚衙门不吉利造成的，敦劝曾国荃移贡院。
但更多时候他更坚信，正如同天命是人不可左右的，能不能得到风水之地也是人不能左右的。换句话说，风水实际上也是天命。好的风水往往都是得自无意之间，上天注定。有意营求，是难于获得明显效果的。孔子的“天命说”和朱子的“风水说”被他用这种方式统一了起来。他说：
世之因地脉而获福荫者，其先必系贫贱之家，无心得之，至富贵成名之后，有心谋地，则难于获福矣。
他举例说：
吾亲友中，如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
究其原因，他认为是既然有意求富贵，则“皆不免以诈力与其间，造物忌巧，有心谋地则不应也”。
所以他后来虽仍未放弃改葬父母的想法，但是已经不再固执于追求富贵功名的念头，而只要求葬地能使先人遗体免受水冲蚁啮等祸，使先人之灵魂能安宁适意而已：“人力所能谋，只能求免水、蚁、凶煞三事，断不能求富贵利达。明此理，绝此念，然后能寻平稳之地。不明此理，不绝此念，则并平稳者亦不可得。”“须将求富求贵之念消除净尽，但求免水蚁以安先灵，免凶煞以安后嗣而已……以吾所见所闻，凡已发之家，未有寻得大地者。沅弟（曾国荃字沅甫）主持此事，务望将此意拿得稳，把得定，至要至要！”
对风水说的不以为意，从祖母的改葬一事上也体现出来。早年曾国藩虽然说过祖母葬地大吉，万不可动，但后来终于迁到了大界新安冲，与祖父合葬在了一起。
十四
同时他还是相信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