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了些转机，还是军区郑政委经过和他的一次亲切而真诚的谈话，是“阶级斗争”这一伟大理论，把他这把生锈的铁锁给打开了。
他和郑政委在军区共事五年了，两人合作得非常默契。不仅是同事，也是最要好的朋友，正手和副手之间常常发生矛盾的情况，他们之间是不存在的。在扩大会议开到第八天时，郑政委在一天晚上找他谈心了。
郑政委以老同志和老战友的态度，亲切对他说：“我的老伙计，你这样和大家顶牛，要我怎么收场呀？”
“我想不通嘛！”他执拗地说。
“我想你是在彭德怀领导下，时间太久，感情太深，中毒……”
他打断了郑政委：“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个是非问题。”
“你不会想一想，反躬自问一下：难道党中央、毛主席都错了？只有彭德怀是对的。有这种可能吗？”
“我也这么自问过，不敢这么想。”
“既然如此，那就是彭德怀错了。你得转转弯子呀！”
“那也得我想通了之后。”
“你听我慢慢给你讲，”郑政委以非常恳切和热情关怀的语气给他讲理论，讲大道理。
“我们都是搞阶级斗争的。你小时候给地主放过羊，拦过牛。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你怎么能够成为将军，怎么会有今天？”
“这个我知道。”
“既然我们是搞阶级斗争的，以搞阶级斗争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
那么，阶级斗争消灭了吗？没有，不仅没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你不要看彭德怀是老革命，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用马列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他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历史就是这样：革命每到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有人跟着历史前进了，有人落伍了，甚至变得反动，变成革命的对立面了。翻翻几千年历史，这种现像少见吗？像火车转湾似的，每次大转折，总要甩下一批人。……”
张敬怀不语，似乎有所思索。
郑政委进一步开导他：“现在的问题是，大家要挽救你。我们都是老同志，老战友了。难道我们想把你定个‘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 把你打倒吗？你要相信，起码我个人的品质，会有这么一种意图吗？”
“我不相信。”
“既然如此，对于你在反右倾以来的态度，你总得让我对大家有个说法呀，你是属于推一推就‘ 过去’ ，拉一拉就‘ 过来’ 的同志。可是，即使我们拉你，你也得跟着往前走，总不能老是往后坠呀！”
对于张敬怀的问题，这是上面定的调子。但，由于党的纪律，郑政委不能向他讲明。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思想似乎已经开窃了。
郑政委说：“你跟彭总那么久，总得有个揭发他的发言呀！然后进行一次自我批判。要表示沉痛，要从思想感情上和彭一刀两断。”
他沉默不语，似乎在挖空心思地想。
“你好生想，前前后后想想几十年的事。你在会上，只讲两三件也好。你连一件事也不讲，我都没法再替你‘ 说话’ 了……”郑政委这时点燃一支香烟，默默不语，是在耐心地等待。
过了也许是十分钟，也许是二十分钟，一个老战友等待另一个老战友的觉悟。
“在长征到达陕北，也许是在吴起镇前后吧，”张敬怀说得很迟疑，语气缓慢又捉摸不定。“这时，是我给彭总当警卫员的第二年，他动员我下连队当战士。
他说，你不能老跟我当警卫员，应该下连队锻炼。咱们的连队是汪洋大海，是鱼是龙，到大海里游游。你愿意下连队吗？”
我说：“我愿意，我服从首长命令。”
“那好。”彭总说“你明天就到连队去，好好干。”彭总停了一刻又问我“你想不想当将军、当元帅？”
我觉得他的所问是没边没沿的事，便说：“不想。”
“为什么不想？应该想。你不想当将军，当元帅，也就当不好战士，明白吗？”
我说：“不明白。”
彭总说：“你现在不明白，不要紧。以后你就明白了。”
我说：“我一定当好战士。”
郑政委听了，恍然说：“好呀。这算一件事。”
郑政委细细思量了一下，接着说：“你想想，再讲一件事。”
张敬怀又想了一刻，说：“去年秋天，彭总到8348部队视察。我正好在那里蹲点，搞比武。当时全国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你知道，这几年我们形成一种习惯，就是爱‘ 刮风’。这股大炼钢铁之风一刮，该师有一个连队，组织战士从三十公里外，背来几顿矿石。搞了一座小高炉。炼了一些铁。该连向团和师司令部报喜。团里和师里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这是部队的新生事物，全国人民都搞‘ 钢铁元帅升帐’ ，我们部队也不能例外。当时我也吃不准，这是该支持的新生事物呢？还是该制止的偏差呢？正在这时，彭总来部队视察。我向他请示。他一听就火了：‘ 你们搞什么什么名堂！纯粹是形式主义。现在干什么都搞’ 一窝蜂‘’大唿咙‘。靠这种作风又吹出来的什么公共食堂等等，长不了！全民大办这个，大办那个，什么都’ 全民‘ ，’ 全民‘ 什么也就干不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辩证法！一个连队一百多人，花几天时间背那么点矿石，算成本了吗？现在对于部队是练兵，而不是炼铁！天天讲实事求是，天天违反实事求是。此风不改，怎么得了呀！’ 我那次受批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制止连队大炼钢铁！”
郑政委说：“好了，明天发言，你就揭发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算是什么‘ 反党’ 问题？”张敬怀疑惑着。
“算什么问题，你不必想了。你讲事实就行。”
郑政委又想了一刻，嘱咐他：“以后在会上讲话，可不能再称‘ 彭总’ 了呀！”
“习惯了，不称‘ 彭总’ ，叫什么？反正我不能叫‘ 野心家’ 之类……”
“叫，叫……‘ 老彭’ 吧。”郑政委替他想好了主意。
第二天，接着开会的时候，郑政委说：“现在由张敬怀同志发言。”
这位一心想挽救老战友的政委，想得很细，如果说让他‘ 揭发’ 二字，怕他再往回退，故意用了“发言”一词。同时，现在由他主持会议，用了“发言”和“同志”两词，既表明了他的态度，也是给与会人员看的。
于是，张敬怀站起来，有人要他上主席台，他说：“我就在这里讲吧。”
接着把昨天他向郑政委说的两件事讲了。一面讲，一面想，我这是在干什么？我还是我吗？
他刚刚把两件事情说完，就号啕大哭，一下跌倒在地，昏过去了。过了一刻，苏醒过来，身边一个同志把他搀扶在椅子上。
会议继续进行着。
有一位师政委说：“我发言！”接着就刚才张敬怀讲的两个事例“上纲”道：“刚才张敬怀讲，他在下连队当兵的时候，彭德怀要他想当将军、当元帅，这句话就说明了彭德怀野心家的本质。彭德怀下连队，讲‘ 大炼钢铁’ 是什么‘ 形式主义’ ，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大办钢铁。彭德怀讲，大办钢铁‘ 得不偿失论’ ，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从他这次谈话中，不是可以找到根据吗？”
接着与会人员纷纷发言，就这两个例子，“上纲”、“上线”地进行大批判。
张敬怀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讲这两件事，经这么“上纲”后，成为彭总的大罪名。他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觉得一阵呕心，随着“哇”地一声呕吐，大声痛哭起来。会议全场为之震动，他又昏了过去。
一个身经百战身上留下十几块伤疤的英雄，一个指挥过上万人马，看见过多少自己的战士血流成河尸体如山，他没有流过眼泪，可是如今为了自己的几句话，他痛哭失声了。不是暗暗地哭，而是在这样的大会上，面对着过去尊敬地称他为“首长”的部下大哭。他不是为自己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过而哭，他是感到因违心，因昧着良心而哭。一个受了党二十多年党性教育的将领，难道还有比说假话，说违心话更令他痛苦的事吗？
郑政委觉得应该缓和一下，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张敬怀同志因为过于激动而失声痛哭，为了挽救他，暂时休会，我们要‘ 一看二帮’ ，允许同志的转变，要有个过程呀！……散会！”
郑政委要警卫员把他背出会场，送回家里。
等他出了会场之后，政委对大会讲了如下一段话：
“同志们！张敬怀同志在大家批判帮助下，对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同时，对彭德怀也有了揭发。从他的哭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痛心疾首！毛主席不是说过嘛，对犯错误的同志要‘ 一看二帮’ 嘛。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对张敬怀同志要定‘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和‘ 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我看，现在为时过早。同志们哪，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要转变思想很不容易呀！是要经过艰苦的思想革命的呀！”
…………
这次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经过反反复复的批判、检讨，军区党委讨论、向上级请示报告，张敬怀的问题，实际上到了1960年5 月，上级才批示下来。也是郑政委有意挽救他，多次向上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口径如一：都说张敬怀对于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认识，并且有了揭发彭德怀的实际行动。上级同意对他从宽处理，不定什么“分子”，也不给任何处分，不降级。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中毒”较深的高级干部，已经不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决定让他调转到地方。
在这等待处理这个期间，照样发给他中央文件，秘书和警卫人员也没有撤。
没有定他什么“分子”，也没有给他任何处分，级别待遇不变，比起因涉嫌彭德怀问题受株连的许多将领，对他是“从轻发落”了。上级决定把他调转河山省委任副书记。此时，恰恰河山省正在开省党代会，在选举之前，中央下令，增加一名副书记候选人名额。按照一般选举情况，只要上了候选人名单，选举为省委副书记，自然是不会有问题的。
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在调动工作时，一般说，是可以带自己用习惯了的秘书的。可是，根据上级指示的精神，他这次调动，一个“自己的人”也不准带。
他想，也好，自己一个人不带，到一个人生地疏的新地方、新单位，免得将来担什么“宗派”“山头”“圈圈”的嫌疑。
第二章 将军挂甲
张敬怀在政治上跌了大跤，家庭生活也不幸福。
夫人名叫艾荣，比他小八岁。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他负了重伤。那时，艾荣在后勤部的战场救护队。是她以瘦弱的身驱，从战场上把张敬怀背下来，走了十多里路，累得吐血。为此，她立了一等功。张敬怀伤愈回部队时，经同志们说合，两人便匆匆结婚了。张敬怀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把她当做救命恩人。结婚之初，也有一段短暂的算是幸福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只有在两次战争的空隙中，有时是军官们回到后方，大多是家属们到前方，使得夫妇团圆。时间很短暂，没有真正互相理解的时间。可是，结婚不久，朝鲜停战协订签字，张敬怀就发现这位女同志个性太强，和同志们相处，事事爱拔尖，虚荣，计较地位，和谁也搞不好团结。当初，她见别的女同志嫁给首长，很快得到了提拔。可是，她参加革命七八年了，还是一个普通卫生员。为此，她常常埋怨张敬怀：“就是你不给我说话！”组织部们，也觉得艾荣应该提拔一下，可是，张敬怀还是不同意，说：“她不能团结人，如果她当了领导，会和单位所有的人都弄崩的！”
这话自然会传到夫人的耳朵里，为此，夫妇关系一直不好。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志愿军回国后的第二年，政治部没有通过张敬怀，把艾荣提了个某军队医院门诊部的支部副书记。她嫌官小，上班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因为她是张敬怀夫人，大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没有计较她。张敬怀常常让他注意劳动纪律和群众影响，可是她自有说法：“你为了避嫌，就是压着我。和我同样资历的，当了营、团级干部的有多少？怎么和你这个首长结婚，就该倒霉！”
他也不和妻子解释，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说得越多，吵得越凶。
前年她生产女儿胜美的时候，难产，又大出血。几乎要了命。现在她面色惨白，弱不禁风。从胜美下生，夫妇就分居，再没有同过房。本来艾荣还想要一个男孩子的，可是她说：“我命中无儿呀！”
在军区党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会议内容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可是，从张敬怀每天回家时的表情，加上社会上已经开始“反右倾”运动，凭丈夫常常赞扬“彭总”，张敬怀挨批判的事，她也猜了个八八九九。
一次张敬怀回家，夫人看着他，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在你的眼里，好像就是你革命！你的党性比谁都强。总是乱说。看看！你吃到什么好果子了？”
他在反彭德怀反党集团运动中挨批判，以及现在调离部队，自然无法瞒过夫人。但是，党内高层的事，他不能向妻子透露半句。本来他已经够难受的了。别人对他有什么误会，他都可以谅解，连夫人也奚落他，他不能忍受了，吼道：“我乱说什么了？我什么时候，乱说过什么话？”
“你不乱说，怎么会有今天？你在那个会上，没有发言？没有检讨？没有揭发？别以为人人都是傻子。我消息灵通着呢。”
这又是在揭他的伤疤了。
张敬怀又继续吼着：“我还得说，我得说！”
“你说呀，你说呀！你能把自己说得连军区副政委都丢了！我算服儿你了！”
“总有一天我要说的！”他不想和夫人再吵下去。转身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生闷气。
对于一个南征北战数十载的将军来说，脱去军装，是改变个人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一件叫人痛苦的事件。可是张敬怀不能不脱去军装了。
一直拖到这年年底，张敬怀才到省委去报到。既然他已经离开了部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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